小城的街，狭窄而漫长，由东直奔西边。我们经营的店铺，是工厂开办的，大约从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五年，我就在这里混日子。店铺距百货大楼、政府、新华书店、公安局很近，从地理位置上看，应该是繁华路段。工厂和我的日子一样，一直十分拮据，货架、柜台都是二手货，多好的商品，摆进货架，都仿佛陈旧了一般，因此，生意不是很红火。没有买主的时候，我的两位女同事，要不去织毛衣——她们有永远织不完的毛衣，或者，去门口玩台球。除了埋头看杂志，我有时清扫一下货物的积尘，好像清理一点儿孤寂。

　　

　　一个毛毛的脑袋伸进柜台时，我正蹲着，翻弄柜台里的货物。感觉有阴影压了下来，赶紧直起身子。是个女人，脸上残留着汗渍，判断不出年龄。她冲我笑笑，牙齿雪白，亮光一闪。我问：“买些啥？”她摇摇头，继续笑着，有些讨好的意思。我疑惑地看着她，见她的目光，展向货架上的油炸麻花，并抿抿嘴唇，急切而无奈。我判断，她是一个流浪者。我的同事，是两位女孩子，二十一二岁。她们看着我，我看懂了她们的意思，便点了点头。她们把一包麻花和一杯水送给了她。在店铺一隅，流浪女抓紧吃着东西，不时抬头张望一下门口，充满紧张和警惕，怕有人抢夺食物似的。所有的友好，都有愉快的效果，女流浪者也不例外。她吃完食物，走时，挥了挥手，是冲着我们的。她出门，犹豫一下，很快淹没在人流中。

　　

　　日子重复，阳光灿烂。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大约上午九时，我趴在柜台上看一本杂志，感觉头顶又是阴影一闪，抬头，一个女人，冲我一笑。她面色有些疲惫，但洗得干干净净，头发也梳理过了。是她，上次光顾过的流浪女。我笑笑。看她没有明显的意图，我疑惑了起来。几分钟后，她的目光盯着那本杂志，一动不动，我赶紧把杂志移了过去。她没有翻动杂志，脸上的一丝愉快，转瞬即逝。这时候，我的一位女同事从集市上回来，顺手把一把豆角放在了柜台上。她又把目光移向了豆角。我说：“买了豆角啊。”是说给同事的，流浪女却摇摇头，很着急的样子。一支笔吸附在柜台上，她捉了起来。递过去一张纸，她写下了两个字：豇豆，并在“豇”字后面加注了拼音“jiang”。那字迹，清秀流畅，水纹一样好看。我夸奖了一句，她表情羞涩，少女一般。而后，在纸上写下“我是幼儿园老师”几个字。我问了两个问题：在哪个地方当老师？为啥到这里来？她摇了下头，再摇了下头。这时，有几个人进来，大声说话。她面露惊恐之色，低着头，赶紧走出了门。不是走，是溜。

　　

　　她再也没有来过。那张纸，一直摆放在货架上，成了往后日子里的怀想：她所在的学校，发生了什么？她的家庭，发生了什么？她流浪的路途上，发生了什么？她现在又要去哪里？她为什么不说话？她为什么怕大声说话的人？她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流浪女，那只写字的手，最难以忘记，看上去细长、柔软、无力，一如她的人。

　　

　　反叛、离家出走，可能不是流浪者的真正精神实质，逃避、选择另一种幸福，或许是他们的生活意图。事实上，流浪者不止她一人。一直存在这样的情形：小城拥挤的街道永远没有改观，各类景象每天重复。下午或者傍晚，我上街去，没有目的，随意走走，踩踏已经踩踏过的脚印。下午，行政单位、企业下班，学生放学，人们埋伏一般，不约而同地冒了出来，街道的人流高峰期到来。可是，我看到，本来散乱的秩序，突然更加混乱。又是一流浪女，在人群中穿行，她绿裤红袄，像是穿着戏服，散乱的头发上，一朵红花格外醒目。小学生们尾随其后，呼喊、鼓噪。听见有人说：“一个精神病。”像她的这种状况，许多人深信不疑，我也不会例外。几天里，她总在上下班时，在街头出现，尽兴唱歌、跳舞，有人送她食物，一概不拒，要不现场吃掉，要不装进黄色挎包。有时，她追打一个人，必是从她身边经过的青年男子。男子落荒而逃，她仰着身子大笑，没有一丝羞赧。这男子，不认识她，站稳了，远看着她，一脸尴尬。

　　

　　店铺空间较大，进来的人，大都三三两两，购物的间隙，还要闲聊，声音虽然不高，却有些绕梁。我便知道了这个流浪者的姓名。“桃”，一种常见的果树，是她的名字，俗气而又鲜艳，与人间烟火紧密关联。有人喊她的名字时，她会惊讶，会躲藏起来。看来，她的家距小城不是很远。有几天里，街道上见不到她了，据说，她没有得精神病，被家里带了回去。据说，她有孩子，一儿一女。最后一次见桃，是有人追打她。店铺的不远处，一处办公楼正在开工，稍一转头，脚手架就会与目光相撞。塔吊的长臂，直指蓝天，凌空飞翔，我很喜欢。有天傍晚，我听见有人骂：“你个好吃懒做的家伙！”看看，是工地上传出的。照看大门的老头，提着笤帚，追赶着桃，有好多人围观。其实，流浪，是一种最无奈的选择。

　　

　　有时，我想，离开家园，应该算是流浪吗？一九七五年，还是一九七六年，时间记不清了，村子里的三个少年，清晨离开老家，盘山而行，天黑时接近现在的小城，他们第三天就被遣送回家，仅仅是为了去看一眼楼房。一九七六年初春，我们一家随父亲坐着马车远行，半年之后回来，仍然居无定所，与养猪场的家畜为邻。一九九四年，再次离开老家，去小城找光阴。近二十年间，一直没有安顿好自己，先后挪腾了三家企业。现在的这家，远离城区，东与北紧靠山峰。白天，机声轰鸣；晚间，从国道驶过的车灯，在厂区上空划来划去，照亮笼罩在夜色中的烟雾。在这里，我已经厮守了十六年，如果不是要关闭，我一定安顿下来，度过后半生。

　　

　　厂区大门南开，一条狭窄的砂石路，正对着城区通往东山的县级公路。东山之上，行人先看到我所在的工厂，然后才看到依次散开的城区。这是白天。晚上，尤其是深夜，我曾经说过，小城的灯光，十分吝啬，凌晨一时前后，黑暗的口袋，将偌大的城区，尽悉包裹起来。没有了参照，夜行者有时将厂区误作旅社宾馆，一头扎了进来。有天早晨，有同事大喊大叫，发生了大事一般。出去一看，一位流浪女，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我猜测，她大约是被夜行的车辆，扔到了路边，然后，她又冲着灯光，艰难地走到了厂区门口。我说“艰难”，是有依据的。时下已近入秋，凌晨的空气，刀子一样凌厉，她的裤子，全部湿透，散发着尿臊味。那双布鞋，已经磨透，拇指露在外面，泛着青光。

　　

　　我对女同事心存感激。她们送她开水、早餐，替她梳头，给她的裤子里塞进厚厚的卫生纸，还有谁，为她换了双皮鞋。皮鞋的号码偏大，里面是棉的，能够取暖。我看见，她流下了泪水，晶莹透亮。这时，我发现，她像是十四五岁，和我的孩子年龄差不多。我问她：“你怎么没有去上学？”她不语，低着头，再低着头，似乎要塞到怀里去。我问她：“你从哪里来？”她抬头看我，一脸茫然。太阳升起，空气转暖，她一直坐着，不愿意起来。好长时间，她终于开口说话：“laoye打我。”方言太重，“打我”两字听清了，“姥爷”还是“老爷”，没有听清——弄清了，又能怎么样？想必是“姥爷”，“老爷”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打人的姥爷或者老爷，又有什么区别？

　　

　　有事，再出来，她已不知去向。一个不经世事、没有上过学堂的孩子，她的下一站在哪里？离开家乡，人，不过是一粒浮尘。

　　

　　所有的语言，都是轻的。

　　

　　她们选择流浪时，内心充满无奈和不安。美好的风光山水，只是双脚需要完成的征途，绝对不是惬意的旅游。“我看到这个人下山，朝着他不知尽头的痛苦，脚步沉重而均匀。”（加缪《西西弗斯神话》）她们，沉重的脚步，踏着没有尽头的痛苦，背影远去，没有归宿。

　　

　　（《岁月》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