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笔尖离开纸面时，是什么状态？是奋笔疾书后思维停顿迟疑的一个片刻。我习惯笔尖向上，让笔的根部植于桌面。等思维贯穿后再反转过来书写。像记忆中的片断，在反复无常的轮回后，重新回到它应有的位置。九江市南湖支路17号，网上与我的名字相关的词条中这个地址反复出现，五年过去了，它们不曾在屏幕上相互失散，或许再过五年、十年以及无数个未来的日子，它还会与我的名字固守在一起。

　　

　　九江日报报业大楼矗立在这个位置。

　　

　　另一个地址的符号是八楼，大楼在刚造起来时，电梯还来不及开通使用，我从一楼走到八楼时经常气喘吁吁。广告部在三楼，我从广告部调至八楼《周末世界》编辑部时，主编笑逐颜开一肚子坏水地说他一直想要我加盟，不过担心我弱不禁风，没有力气走上八楼。

　　

　　二十一岁参加工作进入九江日报时我是一个很瘦的人，大楼建起来拍宣传画时，摄影记者到办公室找我帮忙做一下模特，就是在大楼前走两步让楼有人气。那天我穿着并不适宜的衣服，毫无准备地拍了宣传册上的照片。照片上人细小得快无法辨认，但楼很高，它的裙楼两层，楼身瘦长笔直地冲向云天，那是一杆笔尖向上的造型。

　　

　　从我家到南湖支路17号步行约二十分钟的路程，其中一大半的路程是绕着南湖往前走，中途经过九江宾馆。这段路是整个城市最秀美的精华所在，南湖公园连接在路的另一端，沿湖修建的城市壁画、木条栈道在公园山体的边缘向前伸延。这条路春天和夏天都极尽繁花和浓荫的妩媚。湖在眼前风生水动，碧波荡漾，我沿着湖不紧不慢往前走，时间掌控在自己手中，我只对交稿时间和版面签付印的时间负责。

　　

　　湖边沿路植种了几十年的茂盛的法国梧桐，新修出的湖边栽了些柳树，几年时间就长得绿荫低垂。有一年春天，在九江宾馆前笔直的路上（路又新修了一遍）忽然发现路两边种了两排柳树苗，回到编辑部很郁闷地对同事说，柳树是村姑的气质，适合种在泥土的池塘边，种在花岗岩的人行道上总觉两不相宜。话说过两天，忽然那些树都被拔起来了，全部种上了桃花。

　　

　　桃花是我喜欢的花，春寒料峭，春暖繁华，粉红的颜色入眼沁心。桃花适合做这个城市的市花，本土诗人陶渊明的名篇《桃花源记》即产于此。不过还有另一种花能与之PK，在南湖边上，围出了一角，种上了密密的荷花，荷花硕大，荷叶田田。周敦颐的《爱莲说》也出自九江。我离开这个城市到南昌工作后，九江果然评出了市花，后者胜出。两者相比皆为精华，我个人更偏爱桃花一些，桃花不如荷花那般挺直丰腴、迎风招摇。我喜欢桃花在时令的敏感中细小的簇簇盛开，它凋零时悲悯的人生情怀，永远让我徒生出对一年中最美好的暮春时节的期待。不过桃花肯定不适宜用作行道树，让那些粉嫩的脆弱去抵抗人来车往的喧哗，就像是逼良为娼。

　　

　　九江宾馆坐拥南湖的腹地和中心，面前是一览无余盛大宽阔的湖。这里是政治首脑出入的中心，中央首长来了皆下榻于此，我的许多重要采访都在这里进行。听过九江人自大地说，把交通路口一封这里就像中南海。这条宾馆前的路上，在桃花栽上两天后，也被拔了起来，我总算松了一口气，也充满了疑惑，这条路到底准备种什么树呢？是否应该是银杏、广玉兰之类？

　　

　　我在这条路上来去了多少年呵！十年的四季，花开花落，从二十岁到三十多岁，人一生中最美的十年，我去往的城市我重新生活的地方再也找不到这么美的一段路程。我曾千百回低语徘徊在这条路上，青春无敌地在心中装着这样的句子：我是目光，也是景色。

　　

　　从湖边的绿树和金光中走过，走上九江日报八楼《周末世界》编辑部，把穿着松糕鞋的脚轻松地伸到办公桌的底下，和曾经最亲密的女友开始海阔天空地神聊。大智若愚的丁伯刚，在一旁时刻加入我们的话题。赵主编手捧茶杯从隔壁房间进来了，谁不和我们一起聊天，是显然的孤单。我们紧密地围坐着，那些和谐、机智、充满情谊的时光像分享晚餐的桌面。某一天，我们发现湖边又在做什么修理，我们希望湖的幽静不被打扰，反对一切对湖的大动干戈。聊着聊着，编辑部一致认为有必要发一篇文章反对一下。那阵势大有指点江山的意味，因为笔和阵地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路途是记忆的线索，我所进出的九江日报的大楼，在很远就能看到它的身姿。象征笔尖的屋顶鲜红夺目。

　　

　　我经常在报社大厅里遇到孙老师。但凡有中央领导来九江视察，必定是孙老师出马，他拍的照片一丝不苟、滴水不漏，让人踏实放心。我在九江日报所有文字稿配图通常都是找孙老师合作。从战地记者转业到地方，孙老师身上完全没有一点战地的杀气。他待人谦和得会让人忐忑不安，他一见面就会由衷地夸赞你，你心里当时肯定是十分舒服和有些得意。而且孙老师每次见面都这般地称赞你，久而久之，真以为自己是了不起的奇才。不过后来才发觉，孙老师对别人也是如此称赞，他毫不吝啬把他的赞美送给别人，而且由衷地真诚。这让我对他的称赞终究有些泄气。

　　

　　1997年我接手九江日报久负盛名的《花径》副刊，当时的主编余老师满怀怅惘之情把这块阵地交给了我。余老师因为调离九江日报而离开《花径》副刊，我怀着惶恐的心双手捧着这块圣地。我们的老总编微笑着说，有一块自留地种菜多好呵！

　　

　　我接手《花径》的第一期的时候我总觉得应该做些什么，或者应该有一个类似仪式感的交接方式。于是我约请余老师写了一篇千字文，以使余老师十几年耕耘花径的辉煌岁月能对读者有所交代和了结。那篇文章发在我入主《花径》第一期的头条，里面至今记忆犹新的一句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稿子发了，总编并不满意，是因为对作者的不满意，我也忽然明白了其中的玄机。回味出原来我只是余老师笔下“流水的兵”，兵的概念中的一种是一往无前，死不足惜。

　　

　　对文字的编排和翻整，我天生有着十足的兴趣。一个人过于专注做一件事时，反而容易疏忽其他。我终于犯了一次大错。报纸出来时，这个错赫然就在眼前。一篇李耕老师的短文《米芾第一山》，标题字错了，“米芾”变成了“米蒂”，而且内文中同一个字一溜错到底。从内心我是一个过于追求完美的人，做事还算认真仔细，但也有一疏忽造成大错的时候。打字员一开始文字输入时就从头到尾打错了这个字，而我看稿时完全无防备，注意力都集中在文章内容的本身。我羞愧不已，如鲠在喉。更大的不安在后面。第二天上班时，我的桌子上放了一封展开的信，上面是老总请我阅读的批示。一旁的同事努努嘴说，刚刚刘总上来了，放了一封信在你桌上。

　　

　　一封读者来信，用了几千字的篇幅论证一个问题，米芾的芾字为什么会错？疑惑一：大 李耕老师学贯中西，显然笔下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疑惑二：编辑姚雪雪自己从事写作，颇有文学素养，应该也不会犯这样的错。疑惑三：为什么还是出了这样的错？

　　

　　刘总再没有对我说过有关这个错误的任何一句话。他的沉默和庇护比任何的言语都使我更愧疚，更使我把错误牢记于心。我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给李耕伯伯写了一封道歉信，李耕伯伯回信很慈爱地原谅了我。第二件事，若干年后，我编了一本《文化名人庐山畅想》的书，我把《米芾第一山》收录其中，亲手改正了这个错误。至此心里才算平抚。从那以后，我在工作上再没有什么大的失误，因为我很认真。仅仅因为这一件事，我对刘总永远心存敬重和感恩，他居然没有批评我。

　　

　　其实报纸上文字出差错是常有的事，只是看你出在什么地方。报社新来了社长，新社长到任不久报社晚班转新华社的稿子，谁都没留意的重大错误潜伏在文章其中，第二天飘散着油墨味的报纸无可救药地显示：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出了错。重大处分从市委常委会下来，从上插到底。可怜的新社长，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还没站稳脚就一个趔趄摔得鼻青脸肿、灰头灰脸。

　　

　　报社是这个城市多种力量争夺的阵地，是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报纸的版面安排常常成了矛盾的引爆点，作为放大镜和显微镜式的舞台，这里上演的戏有着十二分的精彩，看热闹的资源取之不尽。报社记者传播核心内幕、小道消息有十足的权威。一个貌似客观冷静的旁观者。那些日子，人们意犹未尽地说，有斗争是件好事情，可以促使斗争的双方彼此力量的迅速积聚和增长。动荡、裂变、更新、重组。

　　

　　清晨的露珠是谁洒下的泪呢？弯弯的新月又是谁的笑脸？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明白，哪条路通向自己最终的目的地，只是大多数人并不在意自己的极地，也无法确定行走的路。远方是大而无形的愿望，眼前是习惯巢穴的羽毛。故土从来都是疑问者与世界之间的牵连者。伏卧在故乡的玻璃罩下，呼吸越来越成为一种隔膜。仿佛必须叫喊，使玻璃碎裂，才能最终触摸透过玻璃罩所能看到的外面。砰然的破裂中，当被玻璃划出血痕时，我才想起羽毛曾经琐碎的温柔。经过烂漫与灼热、萧肃与皑皑，承载了我十年岁月的九江日报，我离开它，以笔尖的方式开启流浪，而生活的本身变得多么孱弱呵。

　　

　　“我的眼睛不断扩大，像两个水圈，已覆盖了我的额头，已遮住了我的半身，很快便将大得同我一样。甚至比我更大，远远地超过我：在它们中间，我只是一个小小的黑点。为了避免孤独，我要许多东西进入眼睛的圈内；月亮、太阳、森林和大海，我将和它们一起继续看这个世界”（索雷斯库）。装满了我十年全部的九江日报，谙熟使我不需要用眼睛来盛载它，它像一个冬眠的虫子，随时有可能醒来，每次都以猛然咬得人痛的方式在我心里复活。

　　

　　我们进报社时就在总编室跟随市领导采访的老主任，退休了返聘在报社考评办上班。他的儿子开着车子载着他出门，在江边的长江大桥下，车祸发生在一瞬间，老主任血肉模糊中撞飞了一边胳膊一边腿。儿子无大碍，在医院抱着父亲疯一般血泪横流。

　　

　　不久以后，一件更悲痛的事发生了。另一位副总编H老总的儿子出事了。H老总已经退休，他管人事，当年我在他手上进的报社。他那时挺啰唆，总说些不得人心的话，比如报社不是培养 的地方，等等。我开始对他有些天然的不喜欢。其实后来我发现每次报差旅费时，H老总还算大方干脆。慢慢发现，其实老总编还是很慈祥的，毛病只是婆婆妈妈一些。H老总的儿子比我小两岁，同我一批进的报社。那时觉得比自己小的男人都像一个拖着鼻涕长不大的男孩。小H工作很上进，工作几年后对人情世故俨然很熟练，而且在我身后把“姐姐”两个字也叫得很亲热。我离开报社时，小H在报社广告部干得有模有样。广告部常年要陪客人吃喝。某一天，小H喝多了一些，他开着自己的捷达车，把客人送到江边上船。热情的他，下了车，执意要把客人送上船，就在这送的途中，一失足成千古，他从趸船的桥上掉了下去。人们只听到扑通一声，转身发现人没了，再打手机，已没有任何的声音。小H不会游泳，唯一留下的证据只有停在江边的那辆车。

　　

　　一个活蹦乱跳的大小伙子突然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这个消息传到当时刚到南昌工作的我耳朵中时，极富杀伤力，让我心里直哆嗦。我整理了一些儿童书，寄给小H那个只有两岁还不谙世事的可怜孩子。我后来回九江，在路上与H老总不期而遇，他本来就尖的脸瘦得不成样子，头发白了许多。我握紧他的手，说不出什么话，难过得几乎要哭出声来。

　　

　　紧接着还有不幸，我的朋友Z，我离开九江日报时他已提拔为副总编。他十七岁的儿子，突发高烧，送到本地医院后转到上海，诊断为血液病，生命从盛开时到突然的凋零，前后只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三个月是一个让人不能接受的时间。他在上海送儿子治病时，我还同他通着电话，不久就听到噩耗。人生的变故让人惶恐不已。听到消息那天，我握着手机，始终不敢同他打电话，也不敢去安慰他。

　　

　　刚到南昌的那些日子，密集的伤痛总是不停地得以求证、强化和呼应。从熟知启程，走向未知，一切感官都清醒了，每一个瞬间都是经历，每一种陌生感都耗费精力。收获经验，经历痛苦，我们无法摆脱内心的冲突，是因为既回望旧地又在不停地出走。归来时，创伤成为见识，故土已是永远的异地。拂开血泪的消息和记忆中的不快，等到所有的都慢慢安稳下来，只有春天的湖在我心里无限扩展，覆盖一切成为故乡全部的美好。

　　

　　我的根在旧地难以自拔，我的枝叶和花果却在别处盛开。远离对流浪来说已成为不可避免，一支笔使一切浪迹成为可能。

　　

　　（《散文》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