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自杀时代？

　　

　　我们能否真正驾驭自己的死亡？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题记

　　

　　难道时代是生命的主体？

　　

　　——题记二

　　

　　一则来自网上的报道：昨（26日）晚7时许，浦东一名女子从高处坠下身亡；今（27日）凌晨2时许，杨浦一名女子从高处坠亡；今凌晨5时许，杨浦又一名17岁外地来沪男子高处坠亡；今晨6时许，浦东新区浦明路一年轻男子从高处坠亡……短短11小时内在上海浦东和杨浦就有两女两男从高处坠亡，最小的年仅17岁。

　　

　　我在这个凌晨震惊了！

　　

　　十一个小时，仅仅是上海一个地方，四条鲜活的生命戛然而止。加之富士康公司密集的甚至是仍然在进行中的十一连跳。中国在经历了自杀作为偶然性事件的阶段后向着自杀的新时代进军。

　　

　　说实话，自杀在我心里一直无法完整地和残酷联系在一起，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残酷加审美的双重意义。首先它是自杀者的一种行为的自主选择。其次他们很多人的自杀成为最重要的生命节点，并因此闪耀死亡的勇气、美丽和丑陋。海明威、川端康成、莱蒙托夫、凡•高、老舍、顾城、海子，以及阮玲玉、张国荣等等，他们的自杀动因应该都是来自很深的精神层面和复杂的社会和时代背景。这是某一人在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特质下的带有综合和折射意味的一种行为。他们的自杀甚至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其彰显生命内涵的一部分，甚至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虽然残酷了些。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自杀在集体性地向着大众平民紧急降落，他们不妥协于时间和地点，不顾及家人和亲友的亲情联结与悲痛，显得急迫而又草率。但他们真的那么草率吗？我追问自己，却没有答案。因为我不是一个自杀者。我不能代替他们作判断，但我敢于确定的是他们没有更深的精神层面的原因，因为他们都是很年轻的自杀者，生命的历练和内涵都不多。他们处于幻想、恋爱、青春勃发、荷尔蒙喷涌的生命阶段，是生命中最珍爱、最自私、最自恋的时期，是最渴望生命成长的时期，也是生命的骨节和枝干还不足够坚韧的时期。但他们却一个个从高空坠落，想以不规则的人类不具有的飞翔姿势靠近大地泥土，却被坚硬的水泥阻挡，保证了自杀的成功率，并死得更碎。

　　

　　如果我们不能去寻找他们自杀的精神层面的原因，我们去哪里寻找他们自杀的动因？其实自杀不可能一点不触及精神层面。自杀对于任何草率于生命的人来说都不会是一个简单的生命行为，不是去出游不是去喝酒，他们一定都经历了反复的思虑、判断和取舍，直到最后做出决定，自杀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会是一生中最重要最醒目最艰难的一次选择。这个决定无论我们觉得多么草率，对于自杀者也一定是最有难度的最慎重的最看似必然的行为。可他们就是这样一个个做了此种最后的选择。

　　

　　我们必须审视和责问我们的生命所处的环境，我们的生命在这样的环境里受到了什么样的挤压和折磨。我们要靠近一个词语：生存。我相信这些自杀者的共同原因一定是来自生存。能生则存，不能生则不存。这应该是自杀者的逻辑。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生存压力直接造成一个人生长的阻力，环境的恶劣以及由物质的不平等、权利的不平等、文化的不平等造成的人的精神压抑与压力，是一个单薄的脆弱的生命所无法忍受的。从这个角度，自杀永远都是他杀，只是没有一个具体的凶手。基于此，我们都是凶手，都是刽子手。他们在最基本的生存面前焦虑、煎熬、绝望，直到浅层的精神崩溃，直到精神与肉体的绞动和不可调和，最终决定放弃肉身，从而终结生命。

　　

　　也因此自杀在逐渐地放弃它的个人属性，改变了它由独立原因导致自杀的历史阶段，向着统一的自杀动因转变。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自杀者的动因是那么的相同和相近。这也是自杀在今天逐渐成为一种更具有集体倾向的根据。这样的自杀无疑会面积扩大，因为它很容易被复制。也因此我很担忧潜在的自杀者在冰山之下有多大的覆盖面。

　　

　　爱护生命，敬畏生命，这是我们每个人应该遵循的最基本的行为操守。因为我们的生命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个人的私有财产，它延伸到很多很深的我们应该肩负的责任里以及社会的亲情的根系与脉络里。我尊重自杀者的脆弱与勇气，但我不能赞成自杀者的绝对化的草率。我们更应该坚守生的胆量和勇气，更应该反思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命环境。如果我们不能最终改变土壤，这样的死亡还会继续生长并增长。也许我们会渐渐地在自杀者的队伍里看到我们的朋友、亲人，甚至我们自己。

　　

　　仰望着越来越巍峨凶悍的高楼，我再次感到了恐惧。

　　

　　我战栗！！！

　　

　　一场人类葬礼的预演

　　

　　我们无数次预演快乐，这对痛苦和死亡不公平。

　　

　　——题记

　　

　　我们喜欢在快乐里打滑，所以我们变得愚蠢。

　　

　　——题记二

　　

　　其实写下这个题目我要表达的东西就基本表达完了。在它之下的一切表达都在它之下。

　　

　　如果不是来鲁院，也许我一生不会看《阿凡达》，作为大工业时代的产物，作为一部电影，它应该是速生速灭的。但我在它速灭之前遇到了它。现在除了时间，我已经看不到任何永恒。

　　

　　是的，它冲击了我的情绪。当别人都在议论它高超的技术性的时候，我却感觉，无论它有多么高的技术含量，在这样一个技术时代，都让我很难产生丝毫的惊奇。我更关注的是它的语言所触及的更远的东西。应该说《阿凡达》让我提前看到了一场人类葬礼的预演，而卡梅隆就是那个身穿美元的葬礼司仪。

　　

　　在观看它之前，我最大的设想，认为它可能作为现代文明的一种反标本出现。这也是我认为的它的价值所在。在这一点上，它也确实有一定的触及。它触及了人类的最大外延的边界。在这部电影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毁灭。而它设计的对象是另一个星球。应该说其中的故事脉络和套路没有什么新奇的，人物的德性也是美国人所一贯的不可一世和莫名其妙的得意。对美国人的这种德性我早已恶心透了。但它因为触及了人类与星球这样的意象，我们思维的空间不可能不被它强行鼓胀，因为这里有着我们人类其实很不敢触及也更不敢普及的一些敏感处。人类的深渊是存在的，但我们不想把人类引导到这里的。在这样的意象下，人类的毁灭与延续已经包含在其中，并因此在电影所制造的全息状态里，暂时忘记了我们人类一贯的文明格式与法则。

　　

　　人的欲望在葬送掉我们的地球之后向着更大的空间扩张，仍然是一贯的侵略与掠夺式的。人性的丑陋在无限扩张。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怎么如此宽容人类的欲望，并几千年来在这样的欲望里创造了这个星球的血腥历史，塑造了今天这个怪胎的世界，难道就是因为我们今天都在享受这样的世界，我们就宽容？？难道这就是我们歌颂的万物灵长？？真要这样那我要歌颂人类的毁灭日。我希望外太空是人类的一条死路，让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终结他们的欲望。

　　

　　为此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还应该继续仰望太空，因为我知道我们的仰望里不仅仅是审美的目光，更有欲望的目光。太空广阔，我却感觉到它的寒冷，地球狭小，却能让我们获得一点救命的温暖，哪怕这温暖里一直含有血腥之气。

　　

　　我不知道我是该热爱人类还是憎恨人类，如果我爱人类，我会从每一个人开始；如果恨，我也一定从每一个人开始，包括我自己。我想无论是爱还是恨，那都是任谁也改变不了的基本表情与心情。

　　

　　人类啊！你别太得意。

　　

　　观看这部电影，我几次流下冰凉的悲泪，对于参加一场葬礼的我来说，在这点上我是称职的。只有一次，当女科学家即将死亡的时候，男主角说，纳威人会救你的，我的泪水里有一丝微弱的感动。

　　

　　尽管电影仍然是正义战胜了邪恶，我好像没有什么生理上的基本快感——我已经开始不知道正义和邪恶是什么了。

　　

　　我只知道我们一直在自己祸害自己——难道这就是人类的宿命？

　　

　　从影院出来，我看到了大街上的芸芸众生在拥挤中川流不息，我想象每个客厅里的餐桌和深夜床上的肉体，我感到了人类法则的硬度，我甚至感觉到尔虞我诈对于人类也许会有一种封闭的意义和热量。但我还是无法逃避毁灭和深渊这些意象的存在，在我后背与脊椎上留下的冰凉。

　　

　　我感觉我在死亡，虽然我等待死亡的时间也许还很漫长。但我固执地走在清醒的死亡的路上——尽管我连时间也已经不信任。

　　

　　 ：向下是金钱，向上不是

　　

　　很多事情，我们都是被迫从钱开始说起。

　　

　　——题记

　　

　　很多事情再有道理也说不过钱。因为我们总是把钱当道理。

　　

　　——题记二

　　

　　我是个固执的人，我还是要说说钱之外的事情。

　　

　　——题记三

　　

　　这个世界的变化之大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我把它概括为一个“读币时代”，就是我们一个民族整体地进入了阅读钱币的时代。读币使得我们忘记了思想上的深刻、精神上的审美和艺术上的愉悦，变得冷酷无情，麻木不仁，心不存善。

　　

　　我们怎么会这样？

　　

　　今天上网读到了一个很令我吃惊的消息， 洪峰因为不满意沈阳文化局当初对他的承诺，加之停发了他的工资，遂挂牌实名上街乞讨。

　　

　　读着这样一个消息，我的心里说不出的隐痛、茫然和惶惑。

　　

　　首先我没有赞赏他的极端行为的意思。也许洪峰已经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加之 和现实打交道的低能，他做出此举动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但我还是不能赞赏洪峰的举动。

　　

　　难道我们就不能反思一下，我们的 为什么会这样去做呢？我看了很多的留言，很多人对 被供养的体制发出了激烈的言辞。说 应该靠稿费去怎么样，就是说 应该有应付市场的能力。我一直觉得我们的民族在这方面有一个误区，就是在我们实行了市场经济之后一切都用市场的标准去做简单的衡量。难道我们的 都应该去写卖得动的东西？如果那样我们不妨试一下，我们的民族文化将会是什么样。知道什么文字最赚钱吗？当然有很多优秀的精神作品是有一定的市场的，但就一般的写作而言，色情、凶杀、隐私，以及大批的文化快餐最有市场，黄色读物和录像带我们那么禁止，不是还有很多人冒违法的风险去制造吗？我们的 难道都去写这样的东西？我们的民族真的已经不需要文化经典和高度了？

　　

　　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说我们的国家养了 。一个“养”字把所有 都打到了毫无作为和作用的婴儿的行列。 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多余了吗？我不这么认为。我以前也对 被“养”有看法。但我近来越来越觉得我们的想法是有问题的。 真的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对文化没有贡献？提起唐宋我们记忆的是什么？唐诗宋词啊！清朝如此腐败破败，但一部《红楼梦》给了我们一个民族怎么样的记忆？《红楼梦》没有挽救清朝，没有挽救曹雪芹的家族，却制造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 往往不是对一个现实的问题有作用，但他对民族、对文化有自己独特的作用，他给我们提供了多么重要的一个民族的记忆。我并不是说我们的 体制是正确的，它有很多弊病。可以说有很多 是不配在这样的体制里存在的。应该调整它的机制，要让 协会给真正优秀的 提供保障。今天， 无论是在一个国家的社会体制中，还是文化结构中都还不是一个多余的存在。难道它连某一个工种都不如？我没有说它一定就比某个工种高的意思，但无论如何也不应该低吧？

　　

　　我对国家给 提供一定保障持赞成态度还来自我在一次看中央电视台的谈话节目时看到的一条信息。据说英国的牛津和剑桥都有由政府提供的资金资助的一批完全靠想象、幻想甚至就是我们说的胡思乱想来工作的人。国家不向他们要成果、要论文、要专著，就要他们没有任何约束的甚至是完全荒诞的不着边际的幻想。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保持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基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英国政府的胸怀，以及他们境界的高远。如果我们要 每年都要拿出多少作品，都要有多少文字上的量的产出，否则考核不通过就不发工资，我们的文学史上还会有《红楼梦》《水浒传》《三国》《史记》吗？这些一生只写一部书的 不都饿死？曹雪芹是一个连一部书都没写完的 ，你也要让他靠市场靠稿酬去生存？难道我们的时代只需要金庸、韩寒、郭敬明？我们今天为什么就要对 这么急功近利呢！ 是精神的独立思考者，看似是 的个人成果，但最终是一个集体的、国家的、民族的精神体现。而且 有 自身的特性， 不坐班是这种特性决定的，不是特权。 深夜的皓首穷经，睡梦中的精神和生理上的折磨谁看到了？

　　

　　所以在我们今天还有 协会这样的体制给 提供保障的时候，我们不能过于把 的工作量化，挣钱了就是好汉，不挣钱了就怎么怎么样。国家不是一个可以随便使小性子的个人。因此体制也要有气度，有民族之大度。 的最终成果只要有价值，最后都是国家的、民族的。

　　

　　所以我在读那些文章后面那么多过于任意化的留言的时候，心里产生了一种很不安的感觉。过去我们的言论没有什么自由，我们曾经为了这样的自由做出了多少努力和牺牲啊！但是当我们今天有了比较充分的发言权的时候，我们就要反省一下我们自己，应该怎样把我们的发言变得更有价值。这样的比较充分的发言权，我们并没有资格去乱用，否则我们就是对国家也是对我们自己不负责任。这样的宽松的言论环境其实对我们每一个发言者更是一种考验——我们已经具有了发言的资格和便利，但我们是否已经具有了发言的能力？

　　

　　是的，我们的国家已经走向了市场，但我们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的社会难道就只剩下一个标准，那就是金钱？人是灵与肉的总和，难道社会就不应该是物质、精神与文化的总和？金钱就真的完全可以代替精神和文化吗？我们中国的夏商时期有个文化断代，那已经是与我们今天的现实多么遥远的事情，可我们还是投入了大批的人力物力去衔接它。难道我们今天就因为物质发展了，就人为地制造文化断代？？？

　　

　　还有 自己养活自己的问题，工资的形式就一定是错的？工资其实是多么基础的一个保障啊！国外是没有国家的 协会，但国外的很多写作中心都有着很雄厚的资金基础。我们的 更有价值的个性化成果是不可能都有能力直接从市场得到回报的。所以有很多国家是由国家提供资金以民族的高度给其出版、付其报酬并予以保存的。哪怕只出几十册。国家的利益难道也都能从市场上得到体现？不能体现的时候，国家就不作为？国家就不能有自己的高度？

　　

　　还有我们的市场体制，难道就真的给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提供了空间吗？市场就那么有用吗？特别作为精神的产品，它更多的时候和市场往往是有错位甚至是相背离的。没有市场就是没有价值？价值只靠市场去检验，对吗？而且我们今天的市场对 的劳动成果有多少尊重？我们大量地消费历史上的文化产品，我们都给他们付费了吗？李白得到了，还是杜甫、曹雪芹得到了？可我们一个民族在享受他们给我们的滋养啊！是那些优秀的文化典籍提升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和精神高度啊！凡•高的画现在已经上亿美元，凡•高花了几分钱？那只是后来的商人们在赚钱，是我们大众在心安理得地享受它。

　　

　　但 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有生存问题，难道我们就应该轻易地无情地随便举起我们手中的剑柄对他们乱砍？洪峰曾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个很优秀的 ，他的《瀚海》《东八时区》《和平年代》曾经给中国文坛带来了很大的震动，难道他连几千元的工资都不配领了吗？看看我们的体制中有多少碌碌无为的人！况且他的家人正在得重病，我们连最基本的人性关怀都不应该给他吗？

　　

　　所以 ，和任何一个人一样面临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当然那只是最基本的问题，所以我要说我们的 应该是：向下是钱——用它给生存提供保障，但这不是 的本质和价值，他们向上应该是精神高度，这也是 最重要的使命。因此 其实应该得到更多的独立思考的生存空间——包括用一定的物质来提供保障。

　　

　　余地：你使用了最有尊严的权利

　　

　　死亡，一个始终不能定性的事物。

　　

　　——题记

　　

　　造物主一直代行我们死亡的权利，我们从来没有自己的死亡。

　　

　　——题记二

　　

　　古塔的最高点，有勇者气魄之心。

　　

　　——歌德

　　

　　一个人的死去，对我们来说，一般都是从家庭、责任、亲情等方面去评价。当你用精神向度和生命质量的广角去关照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要与之产生矛盾。因为后来者的眼泪就在脸上，痛苦就在可以感知的心里。漠视它多少显得不那么道德。

　　

　　但我固执地认为这不应该影响我们从生命和精神的角度去正视死亡。我们在一般情况下关注的是死亡那恐怖、丑陋、消极的一面。其实死亡有着它独立的价值系统和审美的坐标。

　　

　　我们都知道今天是一个极端物质化的社会，生命的本质元素已经被挤压、被放弃。所以我们有很多人已经不敢在物质的缝隙里超越，去勇敢地到达最基本的、最廉价的、最被漠视的精神。

　　

　　就是在这时候，余地死了。

　　

　　一个奇怪的现象：在诗歌日益被抛掷的今天，诗人的死往往会轰动。难道诗人的死比诗歌更美？更值得关注？？它反衬了当下社会什么样的心理？

　　

　　在知道余地死亡之前，说实话我没听说过这个很有才华的诗人。我去了他的博客才知道一些他的情况。一个已经在很多大刊物发表了许多诗歌的人。也读了他的一些诗。很有才华，境界高迈，语言质地良好，诗性也优异。我喜欢他的诗，他有一首关于诗人的诗是这样写的：

　　

　　诗人

　　

　　在这个年龄，诗来找他，像一个送葬的人。

　　

　　面对敞开的坟墓，他醒悟，诗意像一道黑暗。

　　

　　诗人，来自何方，去向何处？他写着遗嘱。

　　

　　这里面多少有一些他的预兆和宿命。诗歌的空灵与超越，无法代替他面对生命的形态和生存的窘迫时的笨拙，甚至无能。

　　

　　无论如何，当我听到他的死亡消息，我无法无动于衷。这些年来我们听到了过多的诗人的死。诗人的死亡多得几乎像是谣言，但都是血淋淋的现实。古代有屈原追月，李白抱月。远有海子卧轨，顾城举斧。外有海明威、川端康成的终年不终。死亡好像成了诗歌的另一面，成了诗人的命运。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我想我们应该看看先哲们是怎样看待我们的生存的。

　　

　　弗洛伊德在生命接近终点时说，当一个人追问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时，他就得病了，因为无论意义还是价值客观上都不存在。一个人这样做，只能说明他未得满足的原欲过剩。

　　

　　叔本华在他的《生命空虚说》里说：了解人生的幻灭是最正确的。做如是之想，则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所以他还说：人间的一切享乐都是空虚。

　　

　　美国精神分析学家艾温•辛格在他的《生命的迷惘》一文中，在对托尔斯泰晚年的悲剧意义进行追问时说，他留恋人生，并非出于怯懦，而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他直觉到他的思想的“无效”。

　　

　　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在他的《生与死之间的两歧》里说：人的生命从其诞生到死亡，在人类的整个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刹那，但从人的愿望来说，总是渴求能实现他所有的潜力。这两者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他还说，人一旦意识到死，就会影响他的生活。

　　

　　我不想再列举了，我也无法知道余地真正死亡的内因。但我可以说，所有死亡的诗人们，以及所有有意识地去结束生命的人大都面对着一样的局面，那就是，他的生存困境已经上升为了精神困境、生命困境，并且无法忍受。

　　

　　我不知道在别人眼里今天的诗人是什么样子的。我想做这样一个比喻：物质和精神已经独立形成了两个相互之间没有通道的高地，它们之间是深渊一样的峡谷，也就是说它们之间有对峙的状态。物质的高地上人满为患，拥挤不堪；精神的高地上旷野广袤，人烟稀少。而诗人正是一只脚在物质的高地上，另一只脚在精神的高地上。他的一生注定了要以深谷为邻。一脚踏不好，又不想在世俗里苟且，就有可能坠落。

　　

　　当一个诗人自杀，我们最习惯的也是最直接的评判就是诗歌杀死了诗人。我想没那么简单，但我也承认这是一个合理的表象，不过它仅仅是一个表象。有一个叫范稳写的怀念余地的文章说：“谁自杀了，都跟中国文学的希望没有关系。只跟他的亲人有关，跟他自己有关。在一个失去了鲜活生命的人面前，文学的希望算个屁。”在他的话里我看到了对死者亲人的关怀，这很好。但我也看到了他对文学的诬咒。诗人自杀其实最终是社会综合力量的结果。我更愿意相信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组成的社会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我们的集体化的污浊让高洁美丽的诗歌承受了更多的污浊和其他不该承受的东西。而诗人的自杀更不可避免地激化了这一点。我们应该承认诗人的自杀展现的是诗人的姿态，很遗憾，它并没有让诗歌更美丽。

　　

　　其实自杀是生命中一项普通而又特殊，特殊但也普通的行为选择。是一个人整体生命价值观中的最后一项价值认定。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直面对着这样的境况：在人间忍受，还是在天堂安息？我们一直在死亡和活着之间做着犹豫的抉择，而缺少的往往只是勇气。我们不能用长寿和短命来看待我们生命的质量和意义，有时候面对死亡比活着更容易，更有难度的往往是我们怎么活。我自己也一直这样想，当生活欺负我到了我不能忍受的时候，也许我也会选择结束。当然面对了断，我会比面对生命中的任何一项选择更慎重，但我决不回避它。死亡的美丽有时候会让活着的污浊和丑陋汗颜。

　　

　　正如同我们有活着的权利一样，我们同样有死亡的权利。而且这是一个有尊严的权利，为什么不可以用？但绝不能乱用。

　　

　　记得伊拉克战争后，我一直想萨达姆东躲西藏，威严尽失，威风扫地，为什么不掏出枪来自杀？他死在枪口下不丢人，哪怕是自己的枪口。那应该是一个比较完美的结局，比他被美军从地洞里狼狈地捉出来不知道多出多少倍的尊严，哪怕那时候剩下的只是他一个人的尊严。后来才了解到，他信仰的宗教不允许自杀。那样会视为逃兵，视为懦弱。我因此就想，他信仰的宗教怎么这样看待生命的结束方式？那它又如何看待生呢？？

　　

　　当我们被剥夺了死的权利，就不可避免地要多承受太多的屈辱和丑陋。难道我们没有不承受的权利？

　　

　　所以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坚持，余地使用了很有尊严的一种权利。我想我不是漠视别人的生命，更不是在别人的死亡里幸灾乐祸。此时我是那么的庄严。我们国人应该更平静客观地对待生死观。

　　

　　当然我不理解的是余地自杀的时机。他的双胞胎孩子刚刚出生。亲子之情对我们人类有着无穷的力量的。难道他的选择已经那么迫切？？——也许已经是真的那么迫切了。

　　

　　是的，我们有着生死的权利，但也真的不能乱用。然而我们的社会更应该做到的是不要让生的压力迫近我们的生命，更不要让死的压力迫近我们的生命。干净了我们精神和灵魂的大陆，才能干净我们的世界。

　　

　　诗歌在走远，诗人在下坠。

　　

　　余地，请记住：天堂在上面，诗歌也在上面。

　　

　　走远的诗歌其实更加美丽，而且走远的诗歌在带着人类走远。我始终坚信诗歌引领的地方远比我们的脚下更美丽，所以应该有更多的人来做诗人。我发誓，我要做一个诗人，哪怕我也走进了一种宿命。

　　

　　（《青岛文学》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