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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李 零:黄泉路上蝶纷飞——怀念我敬爱的傅懋先生

 

  那是一九七二年的冬天,有个叫傅云起的女子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她带我到她在民族学院的家,我第一次见到傅懋先生。
  
  我记得,他身穿一件洗得发灰的中山装,像个烧锅炉的,说话非常客气,慈眉善目,和蔼可亲。每当我回忆起生活中的这一幕,常常会想起另一位老先生——邵循正先生。当年,我和张进京到他家做客,还是个中学生,他一点架子都没有,对我们这些毛头小子,和大人没两样,居然推心置腹,跟我们谈历史,还从书架上抽书,拿书给我们看。
  
  他们那一辈的老先生,我见过的人,往往如此,学问越大,人越谦和。在我们朝夕相处的那些日子里,傅先生永远是这样一副模样,甚至客气地向我“请教”。
  
  傅先生的脾气真是太好了,什么事都不急不恼,淡然处之,这是优点。但人太老实,老实到几乎逆来顺受,则容易被人欺,我想,这也许是他唯一的缺点。
  
  日坛公园,离云起的新家不远。银杏树下,有一张长椅,日已西斜,天气很冷,我跟云起说,咱们结婚吧,她说不行。我问为什么,她说别问为什么。
  
  回到永安南里,我终于忍不住,眼泪哗哗流。我起身离去,下楼没走多远,迎面碰见傅先生。他说,怎么,你要走啊?别走别走,你看,我刚买了一条鱼,吃完饭再走。
  
  但我还是赌气走了。
  
  当时,我在山西插队,一介农夫,我爸是个长期挂起来的黑帮,没人管,没人理。他穷极无聊,变成读书人,经常去图书馆,整天胡思乱想。我家挤进两户人,该搬的搬,该卖的卖,要什么没什么,特别是钱。
  
  傅先生在永安南里十号楼的房很小(很晚,他才搬到七号楼),两屋,大屋一张床,小屋一张床,上下铺,他买了几个柜子和躺箱,堆放杂物,生活很艰苦。“文革”中,他受过很多罪,但你从未听到他为任何事抱怨。
  
  我们没办婚礼,领完证,只是买了点枕套被面,两家坐一块儿,吃了顿饺子。大姐和姐夫送了个半导体,熊猫牌的。多少年过去了,这东西还在。有一次,清明扫墓,云起把它的开关打开,放在戏曲波段,留在了傅先生的墓前。他喜欢听京剧,自己还拉京胡。云起说,让爸爸听听京剧吧。
  
  当时,我爸爸迷上三件事,戎狄史、双拼方案和沁州方言。
  
  晋东南是赤狄活动的中心。他老说,他是戎狄的后代。双拼方案,他一直在鼓捣,周围还有一伙人参与。傅先生参与过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并不同意以拼音作文字,但仍然帮他梳理思路。沁州方言是他的家乡话,傅先生也帮他用国际音标记音,对这个业余爱好者很有耐心。
  
  他管我父母叫大哥大嫂,一直这么叫。
  
  我最怀念那段贫贱相守、苦中作乐的日子。
  
  傅先生爱我,爱我是个读书种子。我的早期研究,无论《孙子兵法》,还是楚帛书,都得到过他的关心与支持。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文物》杂志上读到任继愈先生的文章,是关于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的。我跟他说起,他马上说,任先生是我的同学。我带你去看他,你可以当面向他请教。当时任先生住中关园。
  
  我手头的那本《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就是他特意买了送我的。
  
  一九八三年,为我离开考古所的事,他还找过夏鼐先生。
  
  他曾教我国际音标,一个音标一个音标念,我录了音。他还想教我学纳西文,我说,光我们那点儿甲骨、金文、简牍,已经够累了,您饶了我吧。
  
  他并不怪我。
  
  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他是第一任会长。有一次,他跟我说,你们那个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名字不对,我们这个学会才是中国古文字研究会。
  
  他们在民族文化宫办过一个民族古文字展,我去看过,很棒。
  
  他用纳西文给我们写过一幅字,看不懂,最后有段话,大义是“云起、晓风,善体其中未雨绸缪之义,勿临渴而掘井”,可惜现在找不到了。
  
  傅先生的一生,我知之不多,但有一首诗,我一直记在心里。他去世时,盛成先生写了这首诗,八句话,似可概括他的一生:
  
  齐州自古产奇材,登降红楼负笈来。
  
  问字通儒终入室,留英桥校远寻梅。
  
  东巴经释成名作,民族语标出总裁。
  
  桃李长辞先我去,奈何孤耋对灵台。
  
  让我试着解释一下吧。
  
  第一句,“齐州”,古代指中国。盛先生说,中国自古就出人才,不是一般的人才,而是奇才。傅先生是奇才,一九一一年生于山东。山东自古出学者。管、晏,山东人;孔、孟,山东人;孙武、孙膑,山东人。先秦诸子,多半是山东人。当代大学者,季羡林、任继愈、张政烺,他们也是山东人。傅先生是聊城人。聊城出了个傅斯年。过去有人说,傅先生是傅斯年的亲戚,这是误传。我问过他,他说,不对,聊城有两个傅,孟真(傅斯年)师出状元傅(傅以渐之后,出自江西),我家出御史傅(傅光宅之后,出自山西),不是一支,我家贫寒。现在,台湾史语所还保存着这两位傅先生的通信。
  
  第二句,是讲傅先生上大学。他是一九三五年进北京大学中文系,即我现在的单位。但那时的北大在沙滩红楼。这之前,他上过师范,教过小学。有一回,张政烺先生跟我说,他比我岁数大,但家境不好,入学晚。我们系的阴法鲁先生是他的同学。万安公墓,傅先生的墓碑,就是请阴先生写的。抗战爆发,傅先生随校南迁,他是在昆明毕业。一九三九年,他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跟李方桂、罗常培等名师读研究生,机会难得。但为了弟弟上学,他决定放弃学业。傅斯年先生说,不行,我每个月给你五十块大洋,你给我继续学,他没接受。此事让他铭感终生。
  
  第三句,是讲傅先生的师承。他学语言文字是师从罗常培先生。当年,吴晓铃先生跟我们说,你罗爷爷(云起她们一直这样叫)学问大,脾气也大。罗爷爷的学问,全让你爸爸继承了,我继承的是骂人,谁骂人也骂不过我。我想,“问字通儒”一定就是这位“罗爷爷”。
  
  第四句,是讲傅先生到海外留学。一九四八年,傅先生到英国留学,在剑桥大学。一九五○年获博士学位后,他本有机会在剑桥当教授,但毅然返国。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让大家充满希望。
  
  第五句,是讲傅先生的成名作。抗战期间,他在西南搞田野调查,下过很大工夫,特别是对纳西文和彝文。《丽江么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武昌:华中大学,一九四八年)是他的成名作。这书是华中大学出版。他在华中大学中文系当过教授和系主任。一九九六年,于省吾先生百年诞辰,我在吉林大学开古文字会,姚孝遂先生问,傅先生身体如何?我说,他不在了。是吗?怎么没通知,什么消息都没有。姚先生沉默了一会儿,眼里闪着泪花说,我是傅先生的学生。
  
  第六句,是讲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国后,先回华中,后调北京,先在语言所,后到民族所。当时,民族所分两摊,翁独健先生负责民族史,他负责民族语言。他的确是中国民族语言研究的三军之帅,不仅对民族语文的调查研究有大贡献,写过很多专书和论文,还为民族文字的改进、创制和规范做过大量工作。从西南到西北,中国的兄弟民族忘不了他。不过,话说回来,他付出的代价也太大。行政工作和社会工作,夺去了他太多的学术生命。不然,他会为我们留下更多的作品。比如,他的另一本研究纳西文的专书——《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出版,上册出版于一九八一年,下册出版于一九八四年),就是他在日本访问期间写的。解放那么多年,这是他唯一闲下来的一段时间。
  
  最后两句是写伤悼之情。盛先生比傅先生大十二岁。傅先生只活了七十七岁,先他而去,他不胜惋惜。
  
  盛先生是一位传奇人物。他用法文写过一本小书——《我的母亲》。这书,写他的母亲,写他的家乡,轰动法国。一九八五年,法国把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授给他。国内获此殊荣者还有巴金先生。他的回忆录——《旧世新书》也很有意思。他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从中国的“二七大罢工”到法国的“五月风暴”,很多重大事件,他都是当事人。这本书的引言,一上来就说:“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土地上的人”。
  
  柳下惠为官三黜,有人劝他:你干吗不离开自己的国家?他说:“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论语•微子》)杨绛先生说,她和钱锺书回到中国后,再也没离开中国。他们都是“不去父母之邦”。
  
  古诗,写离别最多。生离和死别差不多。
  
  孔子去鲁,回首国门,不忍离去,丢下一句话:“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孟子•万章下》)
  
  这样的话,今人很难理解。
  
  盛先生说:“一九四七年我出国,回来是一九七八年,在外三十一年。”当他一过罗湖桥,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他说:“我握住解放军战士的手,眼泪滚滚而下。”
  
  他们那一代人,不管学问多大,差不多都如此。
  
  盛先生如此,傅先生也如此。
  
  傅先生不爱运动,身体比较弱(“文革”中被拷打,恐怕也是原因)。晚年,他走路有点蹒跚,眼睛有点混浊,听觉也不太好。
  
  一九八七年,他终于病倒了,先在中日友好医院检查,说是肠胃出了问题,需吃中药。
  
  他开始每天到日坛跟人学打拳,希望有助于恢复,可惜已经晚了。
  
  后来,他到协和医院检查,确诊为癌症,但说不清什么癌,到死也没查清。
  
  一九八八年,他住进协和医院,一进去,就再也没有出来。
  
  他们每天查这查那,做各种实验,做记录,不像看病,更像研究病。
  
  西医,回天乏术,让家属很无奈。
  
  于是,各种气功师出现了。
  
  那一阵儿,我还记得,气功热真是如火如荼。一会儿说某某山某某洞,里面坐一人,指甲长得可以绕身好几圈;一会儿说某某高人可以搬银行里的钱,拿出来,再放回去。还有人说,他可千里发功,叫你心脏骤停,甚至呼风唤雨,灭森林大火。王朔有篇小说,主人公忽然说,他开了天眼,自称能隔着衣服透视诊病,把办公室里的女同志吓得乱跑;后来飘飘欲仙,拔脚飞升,干脆从楼上跳下去。种种传说,让我想起《列仙传》,好像回到了东汉。
  
  装神弄鬼,我从不信,但有人信,很多人都信,即便原先不信,到了鬼门关,也不由你不信。病笃乱投医,乃人之常情,至少是心理安慰吧,我这么想。
  
  傅先生在医院,非常虚弱,只能听人摆布。
  
  先头,他还能说话,后来就不行了,表情很痛苦。
  
  当时,家中请了各种高人,高薪聘请,车来车送,还得做饭,一来一大拨儿。
  
  这些人去医院发功,协和不让进。他们跟医院较劲:我不排斥你,你为啥排斥我?你就说,还有多少天吧,我保证超过你。
  
  但一架将要坠落的飞机,机头拉不起来,多飞一会儿再扎下去,有意义吗?人只是多受罪,我想。
  
  反正西医也没辙。护士跟他们说,好了好了,你们爱干啥干啥,我们就当没看见。
  
  有一次,这批气功师来家里,我在一边看书,看的是《马王堆汉墓帛书》〔肆〕,属于医书部分。他们凑过来一瞧,别提多兴奋,大呼,哎呀,这么古的书,里面肯定有古人留下的气。
  
  眼看不行,云起飞回来了。
  
  云起找到一位国防科工委负责气功组织的人,家住黄庄,很客气。他说,别哭别哭,你们的心情,我理解。当时我在场,印象很深。
  
  此人介绍说,北京的气功师分三个层次。强身健体,只是最低层次。比这层高,是可以治病。但这种气功师,看病不看人,就病医病,治不了大病。治大病的高人,反过来,看人不看病,同样的病,你的病,我能治,他的病,对不起,因人而异。看病先要相一相,只有上升到这一步,才能治癌症,但这也就是通常说的迷信了,你信不信?
  
  后来,云起按他给的号码打过去,通了。对方问,病人叫什么呀?云起说,傅懋。对方问,病人是干什么的呀?云起说,普通知识分子。对方说,对不起,我还有外宾和首长要看,抽不出身。
  
  第二天,傅先生就不行了。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病人都睡了,只有床头的小灯开着,惨白。
  
  我和云起在病房。
  
  傅先生的病房是在地下,房间又高又大,里面有一大堆病床,简直像个候车室。任继愈先生回忆,他去看傅先生,竟然是六人一间。他愤怒地说,像傅先生这样的大学者,为什么就不能安排一个单间。其实他看到的病房还是在楼上,比这个病房不知强多少。后来,医生说,楼上不如楼下方便,他又被搬回地下。有个气功师说,也好,这样可以接地气。
  
  傅先生骨瘦如柴,我抱过他,分量轻得难以想象。我一想到病床会硌着他,心里就像过电,嗖地一扎。他的所有感官已无法与外界交流,中间隔着无声的黑暗。
  
  云起出去找大夫。弥留之际,只有我在身边。我把他干枯的手轻轻握在手里,手是他唯一连接这个世界的地方。
  
  我是眼睁睁看着他离去,气如游丝,逐渐被黑暗吞噬。
  
  我出来,跟云起说,爸爸走了,把泣不成声的云起搂在怀里,医生、护士冲了进去。
  
  火化那天,安琪和我坐在一个小天井里,静静等候。
  
  空气中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他说,唉,多少种外语,多少种民族语言,一切的一切,全都烟消云散,说没就没了。
  
  我仿佛看见,他说的东西,像一只只蝴蝶,从炉膛中飞走。
  
  当时我没哭,但回到家,夜深人静,不禁泪如雨下。
  
  附记:这篇短文是为傅懋先生百年诞辰而作。感谢云起、东起、京起、安琪,是他们帮我回忆,订正了不少失误,并反复核对,提出修改建议。
  
  (《读书》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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