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节 前言:作为艺术与戏剧的巴洛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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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洛克艺术不断发展并呈现出两极化的趋势。在数年之前,巴洛克艺术还被认为是一种浮夸的、极难理解甚至是荒谬的风格。人们通常认为,巴洛克艺术开端之年代也就是从反宗教改革到法国大革命的250年间,是极为动荡的时期,且对于现代研究没有意义。然而如今这种对于巴洛克时代的观点已经动摇。我们认识到了巴洛克文化的复杂性,并开始以欣赏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时代。
巴洛克时代几乎可以被看作是全球化的先声。基督教会和欧洲的统治者们在寻求探险并取得了对世界上已为人所知的4个地区的支配权—他们的好奇心如同对权力的欲望一样无限膨胀。传教士、商人和探险家的足迹遍及海陆。他们所收集到的东西备受赞赏,并被展览、买卖,或者作为礼物馈赠。技术和自然科学在飞跃发展,同时,从无数的肖像画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于个人内心的探索。
这个时代的“新媒介”—文字与图像的印刷在新旧大陆传播着知识。不同文化和宗教的碰撞产生了融合,也构成了大陆之间的桥梁。与异国的风土人情的邂逅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没有什么比18世纪横扫欧洲的咖啡热、郁金香狂,以及各种中国时尚更有力的证据了。
作为研究对象和艺术品的世界
生活在巴洛克时代的人们相信,他们充分认识到的世界本身就已经是一件艺术品。珍贵的太阳系仪、地球仪和星象仪显示出它们观众的世界观和智识范围。这些设施使观察天体运行的轨道、时间的转换以及追溯围绕地球的行星运行成为可能。自然物和人工制品的收藏井然有序,珍宝柜中的文玩奇珍反映着宇宙的结构,自然物表现着神的创造,而人工制品则是人类的造作。艺术家从未试图用绘画来赞美大地之主和所有异国的珍奇和植物。在这里,艺术,无论是造型艺术还是表演艺术都担任着双重角色。它们的任务是烘托统治者的辉煌,同时传达出意识形态的信息。它们构成了剧院的羽翼,造成了一个秩序井然的完美世界的幻象。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比教堂和宫殿的天顶透视画更贴切的例证了。在那里,一个虚幻的世界在真实的世界之上敞开,展示出天上王国的景象,在这里,神与人完美和谐地聚集一堂。
全世界的舞台
带着无尽的矛盾,世界作为舞台这一隐喻弥漫在整个巴洛克时代。外观与现实,浮华与禁欲主义,力量与虚弱都是这个时代恒常的矛盾。唯一确定的是:奇观作为自我赞颂,是每个巴洛克时期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无论是教皇还是国王。所有重要的仪式都为这个“世界剧”提供了一个舞台,都可以看作一种高度秩序化的反映。
没有人比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CalderondeLaBarca)更准确地捕捉到巴洛克时代的精神。他的寓意剧《伟大的世界剧场》于1645年演出,在其中,这个西班牙剧 将古代的俗话“生活是一场戏”运用于他的时代。人类在天父、天神面前像一个演员一样表演。他们表演的戏剧便是自己的生活,他们的舞台就是整个世界。在整个剧中,“世界”提供给每个演员适合他或是她身份的道具,无论是国王还是乞丐。演员穿过一个门进入舞台,即“摇篮”,通过另一个门而退出,就是“坟墓”。“演员”在“退场”的时候很感人,他们发现很好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这一戏剧性的时刻会决定巴洛克的“演员”对“幻觉”与“消失”的体验程度,这在彼得•波埃(PieterBoel)的绘画中得到了完美的表达。在卡尔德隆的戏剧中,乞丐和智慧没有屈服于骄傲和虚荣,只有他们切中了剧中的道德教益,并摆脱了诅咒。大幕落下,所留存下来的唯有“四骑士”:死亡、审判、天堂与地狱。社会充满着生命存在的恐惧感,因而,毫不奇怪,箴言“铭记死亡”成为这个社会的主调。关于这个问题在法国画家普桑(NicolasPoussin)的著名作品《我也曾在阿尔卡迪亚》里最为充分地表现出来。巴洛克时代华丽的静物画中始终隐藏着生存在本质上的虚幻感,这绝非偶然。
修辞学与观念
巴洛克艺术强调观者的直接性,它的工具是修辞学。自古以来,修辞学既代表着艺术上有效的言说或书写技巧,直到18世纪末都被认为是普及教育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修辞学呈现了言说者与倾听者之间的交流规则。它决定着传达信息让观众接受的方式,无论是通过感动来刺激还是疏离观众。的确,这些技巧同样是解释巴洛克艺术的基础。它也同样适用于历史题材的壁画和雕塑—比如,贝尼尼(Bernini)的《路德维科•阿尔贝托尼之死》,在其中,入迷与狂喜被表现为极度强烈的兴奋情绪。艺术作品也如描写的那样,清楚地表现出“欣喜与感动”。
建筑也遵守修辞学规则的定义。柱式要适应特定的目的,无论是教堂内部、宫殿立面,或者公共广场都应该运用某种建筑表现的准则:这些在细节上都有规定。比如,粗短的、看起来沉重的多利亚柱式被认为适用于供奉男性圣徒的教堂和军事首领的宫殿。同时,学者的住宅往往采用爱奥尼亚柱式来装饰。巨大的柱子支撑两层或更多层的建筑,从米开朗琪罗以来就被视为最高贵的标志。在宫殿建筑中,房间的透视结构和空间成为最关键的因素。比如,仪式性的楼梯,作为一个开放性的通道和跨越空间的桥梁,在凡尔赛宫是穿越房间和庭院的结构,也是提供导向性的平台。如同一个好的演讲者,引领着听众从一种体验走向另一种体验。
这样严格的编排要以一个很好的规划概念为前提,就好像这样的规则只能由饱学之士们才能给出。因而,无论是教会领袖还是世俗君主,有时也包括艺术家自己,常会召集诗人、朝臣,偶尔也有教士,让他们前来提供“创意”或细节上的建议。才智的奉献被视为艺术作品的基础,很少有艺术家的设计来源于自己的“观念”。采用这一聪明的办法,意味着他们能够避免自己眼界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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