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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不可说”

  一
  
  21世纪,即2000年1月1日的到来,并不能改变人类在1999年12月30日的生存状态。世纪转换后人们会发现世界仍然是那副既令人欣喜又叫人担忧的模样。1999年与2000年、2000年与2001年……不过是时光的自然流逝,世界不可能恰恰在这段时间出现戏剧性或魔术般的变化,得到救赎或惩罚。实际上,今天中国人发出的有关21世纪的话语,全部落入西方的语境。如果中国一直采用黄帝纪年或农历、佛历,或坚守自己历史的特点从推翻帝制还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纪年,中国人在目前所谓的“世纪转换之交”也许会是另一番心境,能用旁观者的身份来看西方人在“世纪末”的热闹了。连计算机的“千年虫”问题也与中国无关,还有什么其他可麻烦咱们中国人的?一个“公元”,并没有使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准与西方人等同,也没有在观念形态上与西方人同一,却仅仅在历法上统一了起来,因而中国人此时此刻才生出这么多西方式的兴奋和忧虑。空间仍然分割着,一日中不同的时区仍然存在,文化传统依旧保持(中国人还顽固地把农历春节当作主要节日,世界伊斯兰教徒也以伊历节日为主),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执政党都不信仰天主和耶稣,时间序号却与信仰天主、耶稣的西方人合为一体,仔细想来,这个“公元”不有点悖理、不有点不“公”吗?
  
  但事已如此。回顾历史和观察现实的每时每处,有心人都会发现数不清的无奈。“尴尬人难免尴尬事”,说的何止是《红楼梦》中的邢夫人,只要是人,不论多伟大,都不免做出许多尴尬事来,至于人类群体则更尴尬万端了。于是,在这个被普遍认同的“世纪末”,先是一个早已死去的法国人诺查丹玛斯搞得人惶惶不安,再有个活着的日本人跑来用科学凑趣,证明1999年8月的某一天有十字连星的天象出现,到时“恐怖大王”就会君临天空,人类的绝大多数(包括中国人)即将灭绝。大约是为了抵制这种恐怖的预言,给中国人“鼓劲”和“激励”,不久前有报刊宣称在1995年于古丝绸之路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尼雅”遗址中发掘出一件锦囊,上面赫然地绣着“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八个隶书汉字,并配有清晰可见的照片。在封建时代,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祥瑞”,上奏皇帝立即能升官晋爵的。可惜明眼人一看便知,即使真有这件锦囊,虽然“中国”这个词早在《诗经》上就出现了。但在汉代仅指帝王所在地长安,我们现在意义上的“中国”,还是晚到19世纪中叶与西方各国开始有了交往后才确定下来的。2000年前的人就能预知“大汉”以后会称为“中国”并且国旗上有“五星”,真匪夷所思!又有人称:西历2000年正是中国的龙年,千年之首逢龙年三千年才轮上一次,真像一首歌中唱的“千年等一回”了,这是多么大吉大利呀!未来不说三千年,至少有一千年将是龙的世界,而我们中国人又是“龙的传人”,也就是说将来的天下将是我们中国人的天下。关于“未来的世界是中国的世界”,在日本的池田大作和英国的汤因比的学术性对话中有过探讨,以后中国一些学者又不断添油加醋,中国领导人虽然主张建设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学者们却似乎更希望将来是中国化的或“东方文明”的世界,搞得中国人既晕乎又乐观:尽管中国人目前面临的问题堆积如山,但前景是光明而广阔的。有人说中国人言必称祖宗,现在中国人又多了一条:言必称未来。


  
  在这个“世纪末”,还有从过去一千年和一百年的世态比附今日推测将来的。前一千年,即公元999年,在宋朝是咸平二年,在辽朝是统和十七年,在大理则是广明十四年。拿我们习惯的正统的宋朝来说,咸平二年在宋辽处于敌对状态的多事之秋还算平安,既无战乱可记也乏善可陈,因而商业渐渐发达了起来,就是著名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情景。可是一百年前的1899年却热闹了,那正是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政治改革全面受挫,旧势力彻底胜利,即将到来的是八国联军和庚子赔款,处于“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急时刻。但是,从目前形势来看,前一千年和前一百年与现代比附都不恰当,没有类似之处。时移事迁,真正是“换了人间”了。
  
  所以,我以为在这所谓的“世纪之交”,中国人还是抱着佛家提倡的以“平常心”对待为好,还是老百姓常说的那句话:“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东方文明”有没有什么特殊优点且不论,在令人保持良好心态方面的确比“西方文明”具有更大的稳定作用。佛经传说释迦牟尼说法时常会“天花乱坠”,这个成语演变到后来竟成了贬义词,不过我仍认为它属于中性适当。如今有关21世纪的种种预测,从科学昌明经济发达宇宙变化生态恶劣物种消亡教育普及直到爱情婚姻家庭的演变以至于由于“伟哥”的发明而会重新调整两性关系等等说法(眺望),我以为都有“天花乱坠”之嫌,对我们怎样妥善处理眼前事务并没有多大帮助。
  
  在西方,在诺查丹玛斯之前几百年,还有个叫查尔斯•索尔兹伯理的写了一本题为《末日》的预言书,说公元999年12月30日午夜世界将会毁灭,弄得那天夜里整个基督教世界疯狂迷乱,鬼哭狼嚎,歇斯底里症席卷欧洲,许多人因恐惧而自杀。因为“西方文明”是建立在“原罪”基础上的,人人天生有罪,都逃不脱上帝的最后审判,诺查丹玛斯等人的预言就由此而来。公元2000年以后,人类安然度过了诺查丹玛斯预言的劫难,“西方文明”肯定还会制造出类似的预言。东方文明却讲究人的修炼,个人的修行决定个人的果报,群体的修行决定群体的果报;“三千大千世界”即宇宙空间是无限的,其存在时间也无限久远,人类怎么来的又将向何处去,这类问题佛都说“不可说”。富有中国民间特有的玄学色彩的预言《推背图》和《烧饼歌》,“推”到最后也没有终极的毁灭性结果。总之,不管是儒是佛是道是术,东方文明中从来没有“世界末日”一说,这种观念极为聪明达观。东方文明的核心既是“听天由命”又是“人定胜天”的。抱着这种宇宙观,如果人生态度积极的话,保证会无往而不胜。所以,我们中国人大可不必跟着西方人瞎起哄,还是将眼前的改革作为当务之急进行研究为好。预测得再美妙,“到处莺歌燕舞”,做不到或不去做也白搭,预测得暗淡无光、大难临头。但如果能不断自我调整、自我改善,将目前进行的改革大业坚持并深化下去,中国必然真正会以一个大国的姿态屹立于全世界,在多极化的世界中成为最重要的一极。因而我想,与其让人“眺望”未来,不如邀请人提出可行的改革方案。改革,关乎每个中国人及其后代的生活命运,不止是中央和地方领导集体的事业,有道是“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人人都从他(她)自己的角度出发“虑”一下,也会集思广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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