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崔永元邀我和他一起在宁夏永宁县的一个农村现场主持资助贫困大学生的电视节目“圆梦行动”，去之前，我还以为这个乡只有一个考上大学的贫困生，到现场一看，那小小的偏僻的乡包括贫困的和不贫困的，居然有20多名应届大学生，且不说还有在读的大学生、已毕业的大学生、高初中毕业生、高初中在读生等等。这令我非常惊喜。50多年前我移民到宁夏的时候，一个村庄若有谁接到封信，就得跑几十里路到镇上求识字的人念给他（她）听。如果说50年前那个时候“国民素质”不高尚可理解，但今天，教育已普及到如此程度还嫌不高，仍在说这些人自己还不能做主，难道要等到人人都是博士才能实施民主政治？前不久，还看到一篇文章，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张建新认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更加具有防范性，更讲究人情，但缺乏适应生活变化的灵活性。而在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的中国人则更具有责任感、情绪性、务实性、领导性、和谐性、节俭性等行为倾向，传统上的阿Q精神、重人情、轻法理、刻板自制等特征却变得不那么明显了。这可是中科院专家研究的结论，应该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并且凡是经历改革开放至今的中年人也能亲身体会得到。中国人已经具有“责任感、情绪性、务实性、领导性、和谐性、节俭性等行为倾向”，如这还不够，我真不知道国民素质的高低究竟以什么来衡量了。
　　
　　良好的国民素质是民主的社会制度与良好的文化生态培养出来的，而不是只有良好素质的国民才配享受民主的社会制度。历史证明，专制制度只能产生大量的贪官污吏和暴民刁民。“只有良好素质的国民才配享受民主的社会制度”这种观念，就好像说：我想给你一件漂亮衣服，但你必须先把自己洗干净，不然你就不配穿！不配穿就不给你！可是你能不能反过来做？你先给人一件漂亮衣服，他自然而然会先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你可以放缓政治体制改革，你可以由你做主来“代表”我，你可以自己检查监督自己而不放心让我来检查监督你，但请你不要诋毁我的“素质”。“存在决定意识”，没有可以自己管理自己地方政务的条件和环境，怎能让人民群众提高及展示管理自己的能力？怎能达到“更生”先生所希望的“国民性根本改变”？请不要总是拿“国民素质低下”来说事，拜托！
　　
　　我这样说可能有人会觉得我有“民粹主义”的嫌疑。而我认为，放手让人民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自己选出真正能代表自己的“人大代表”，并不会造成社会无序，天下大乱。一般老百姓其实并不关心国家大事，不止中国人如此，任何国家的老百姓包括美国人也是这样。人们关注的仅仅是个人现实的、周围的、具体的、与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地方事务。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第一个公开号召是“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以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高威望，人们应该身体力行、积极贯彻的吧，其实不然。“文革”刚一开始，“革命群众”却趁机提出个体的利益诉求，打着“捍卫毛主席”的旗号纷纷成立各种实际上是争取自己利益的“战斗队”。工厂工人以“反对资产阶级管、卡、压”为名磨洋工；青年学生起来反对老师，争取不考试、不受管的自由；复员转业军人提出补发复员转业费；早期上山下乡的青年学生在“闹革命”的名义下大批回城；扫大街的也成立了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组织（美其名曰“‘横扫一切害人虫’战斗队”）；连早已被镇压下去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也蠢蠢欲动，要求“翻案”或“平反”……全国各地各单位的底层群众一下子都起来“造反”，实际上是十几年来在地方及机关单位内部干群之间积累下的矛盾和怨气的一次大宣泄。作为对立面的各地方和机关单位的头头一下子全被打成“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被整得灰头土脸。表面上闹的是“国家大事”、“两条路线之争”，实际内容都是地方及机关单位内部或今天所说“社区”内部的事，更多的是人事纷争。这才是“文革”为什么一夜间就能在全国闹腾开、“文革”之火很快燃遍中华大地的真正原因，才是所谓“大民主”由以产生的动力。后来，政治压力与政治宣传的力度加大，经济利益的诉求明显绝望，“革命群众”逐渐发现“文革”原来并非要打倒本单位、本地方的头头，针对的仅仅是中央“刘邓一小撮”，才学会根据自己的政治利益在本地、本单位站哪个“队”。经济诉求转化为权力争夺，派性由此而生。在权力面前，人与人之间似乎有不共戴天之仇，于是武斗开始，全国打得一塌糊涂。整个“文革”期间，“国家大事”与老百姓毫不沾边，一般老百姓对打倒中央的某某人这种“国家大事”毫无兴趣，对高层“两条路线”的斗争作壁上观，政治笑话风行，小道消息盛传，致使道德沦丧、信仰丧失的同时，国民经济濒临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