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正常状态，最严重的是1959-1961年全国大饥荒时期，城乡的“五类分子”及其家属都不能开具证明去外面“自谋生路”。城市还稍好一些，因为不论怎样还发放点口粮票证，“五类分子”及其家属也和普通市民一样“低标准瓜菜代”，与民同罪。而在农村，“自谋生路”就是外出乞讨要饭和到边疆打工。乞讨是要乞讨证明的，当然不会公开写上“乞讨证”三字，但注明了乞讨者是某省某公社某生产队的人，等于通行证，俗称“路条”。没有路条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能把你抓起来。农村的“五类分子”及其家属没有路条就等于死路一条，果然死者无数。
　　
　　另一个非常状态是政治运动，遇到“运动”，歧视就更为明显。“五类分子”及其家属无不在“革命群众”的严密监视之下。周围的冷眼、白眼令人毛骨悚然，这些人像整天在冰窟窿里待着，大热天也感觉不到一点暖意。前面说了，“运动”首先就要拿这类人开刀，如果你的老爹老妈不幸还活着，你亲眼看见老爹老妈被拉到台上被批斗，被人推来搡去，被人侮辱凌虐，你还要跟着喊口号“打倒”你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不喊就有当场把你也拉上台的危险。你又会是什么感受？“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已不足以形容。
　　
　　“政治运动”每隔两三年必来一次，如此频繁的折磨请问你如何承受。
　　
　　于是，这就出台了对第二代、第三代“分子”“给出路”的政策。运动一来，当地党团组织或是单位负责人就会找你谈话，要你和家庭“划清界限”，要“反戈一击”，揭发你爹你妈的“反动言行”，要在运动中表现积极，以证明你的世界观确实改造好了。这对第二代、第三代“分子”是极大的诱惑，请问，哪个“分子”的后代不想摆脱上面描述的困境？这样，中国大地上就批量生产出无数“逆子”，弄得两千多年来中国“以孝治天下”的传统荡然无存。虽然看起来这类不孝多半发生在“分子”家庭，但其社会影响却极为深远。人可以视父母为狗彘，“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自然而然会无形中深入普及到一般“革命群众”身上。
　　
　　在“革命群众”这一方，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攫取了全中国人的亲情：“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全中国“革命群众”只对毛主席一个人亲，其他人都不能算作“亲人”，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为了“理想”，为了“进步”，为了“革命”，实际上是畏惧厄运降临到自己头上，在“身份识别系统”中降格，在“革命群众”中也同样普遍地大量出现父子成仇、夫妻反目、兄弟阋墙、朋友背叛、同事间相互“打小报告”种种“史无前例”的恶劣现象。
　　
　　亲情、爱情、友情、人情、师生情、同胞情等等人类长期以来一直珍惜的内心情感，不论在“分子”一方或“革命群众”一方，都被分化瓦解，人与人之间再没有真诚可言。
　　
　　你以为表现积极，把父母的隐私通通挖出来示众、彻底与父母划清界限真会改变自己的“成分”，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吗？对不起，运动过后你仍然是你。在“身份识别系统”中你是不可更改的，家庭成分是由血缘决定的。尽管你的思想已经换掉了，改造好了，遗憾的是谁也不能彻底换血。即使你费尽心思，舍得一身剐侥幸入了党团，在党团中还是有成分好的党团员与成分不好的党团员的差别，这点，到“文化大革命”彻底暴露无遗。“文革”中抓“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也是先从历史上被捕过和家庭成分不好的领导干部下手，说来说去还是历史问题与家庭问题。家庭成分不好的领导干部这时被戴上“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孝子贤孙”的帽子，总而言之，“孝”和“贤”在过去绝对是贬义词。
　　
　　于是，中华传统道德的最基本准则轰然倒塌。
　　
　　“身份识别制度”是30多年前维系“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没有“身份识别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就架空了。对谁专政？资产阶级分子和地主分子一个个老去死去，越来越少以至于无，最后无产阶级就会打遍天下无敌手，茫然四顾，仗剑空叹。要一直保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不断制造“专政”对象。而且，“身份识别制度”运行一段时期后，还发现它有另一种妙用，那就是能形成一种社会心理，在国民经济极其困难，物质供应极为匮乏时仍能够保持社会稳定，不仅可以安抚多数人的人心，而且让他们“越穷越革命”。
　　
　　在社会的不满意度达到最高值的时候，“身份识别制度”既能使一部分不满意的人三缄其口，既不敢怒更不敢言，又能使一部分人觉得他们至少还高人一等而减缓他们的不满意度。
　　
　　所以，物质供应越紧张，政治运动越频繁。各式各样的“批斗会”是“革命群众”的集体狂欢。人们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都极端贫乏中需要这样的狂欢来调节，让“革命群众”觉得生活还很“幸福”。
　　
　　“挑动群众斗群众”，不止是“文革”中出现的事，那是维系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贯伎俩。
　　
　　“身份识别制度”先天性地把全国老百姓分为三六九等，犹如印度的种姓制度，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是“不可接触的贱民”（后来甘地把他们称为“上帝的孩子”），另一方面，当然就有很大一部分人是“贵族”。这里的“贵族”就是“身份识别系统”中的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等等（“革命干部”在“文革”中曾一度衰落，那是后话）。他们被册封为“根正苗红”的“革命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