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节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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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听来令人啼笑皆非,可是当时谁都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符合逻辑的推理,连我自己都觉得我错了,至少这句劝说别人的话有很大的语病。这就是当时中国的文化生态。今天看来既荒唐又可怕,我们可以批判它将芝麻大的事“上纲上线”,陷人以罪,然而它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是以“阶级斗争”为主流意识形态发展的必然结果。历次政治运动,如“土改斗争”、“思想改造运动”、“忠诚坦白运动”、“镇反运动”、“肃清反革命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批判胡适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反胡风运动”、“反右运动”、“反坏人坏事运动”、“反右倾主义运动”、“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一系列运动中施行的阶级斗争教育,逐渐培养出人的线性思维:人们的一切言行都可最后归结到阶级斗争上去,都能够和阶级斗争挂钩,甚至从一个人拿铁锹的姿势也可以看出此人是否劳动人民出身,从而分清“敌我友”。
千千万万中国人都曾在这种文化生态和思维方式中受害。受害者本人也抱着这种思维方式,所以受了害还觉得自己无理。
当然,“公审”不止我一个,在任何场合、任何地点,每次“公审”都是成群结队地将一批“五类分子”和有历史污点的人拉上台。“敌人”越多才越能证明形势紧迫,政治运动确有必要。那天,农场就有30多人在台上一字儿排开。银川市法院来宣判,我判得还算轻:“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管制三年”。其他人有的“当场释放”,以示“宽严结合”,有的判三年、五年、八年、十五年,立即被押送到监狱去了。
法院的判决书,也就是“正式文件”呢?我没看见,至少是当时没给我看,叫我无法上诉。我只是从法院干部在台上朗朗地宣读中知道自己“罪行”的。1979年有关单位给我平反时,从我的个人档案中抽出来准备销毁,我才看到它的真面目,仍旧是薄薄的“雪莲纸”,但比巴掌大,如现在B5打印纸那样大小,油印的,长达好几页。办理平反的干部仔细看了后大吃一惊。他吃惊的是我的“坦白书”。原来,先前我听了反动言论不汇报被揭发出来,农场生产队书记责令我写份坦白交代材料,我竟写了份“万言书”,坦白交代了我的真实思想。判决书上摘录了坦白交代材料上的许多话。可是,让人意想不到我坦白交代的思想完全符合现实的发展,到1978年,形势竟朝着我当年的思路来了。这里我就不详细叙述那时我想了些什么,但其中这段话可以说一说。当时,生产队书记特别要我交代为什么我听了反革命言论既不汇报,也没有参加他们的“反革命集团”。我是这样交代的:
我认为,在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造成大饥荒时,国内都没有出现暴力的反党活动,证明共产党的领导已经非常稳固,是不可能用暴力推翻的。我相信,共产党内一定会有健康的力量出来改变目前的政策,所以我没有受他们拉拢。
我揣摩为什么宣判那天没有当众宣读我这部分“反动言论”。其实这部分才是“精华”,宣读出来肯定会造成影响,台下的听众会中我的“流毒”而对未来有所期望。可是,我说什么“健康力量”,无形中就指当时党的领导不是“健康力量”,竟然给我轻判,我不能不承认当年“量刑准确”。
那位领导说“你怎么能有今天?”,就因为我当年已经想到了会有今天。
不过,这份“坦白书”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成了我升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罪证。
“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是实的,来由如上。至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可算是虚的,是没有“正式文件”的。
三
好了,实实在在的帽子算清了。虚的呢?
第一顶还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应是最早的“资产阶级出身”。
至今我还没有搞清楚“出身”和“成分”的详细区别。前面说了,我也不想到网上去查,我要写的是我真实的认识状态。一个吃了20多年“出身”“成分”之苦的人糊里糊涂活到今天,也弄不明白“出身”、“成分”二者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可见当年活在怎样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环境里。我还算是个有点知识的人,千千万万受“出身”、“成分”之累而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更不明不白了。
且就我的“知识”从头说起。
在城市,从1949年户籍登记开始,从上小学、中学、大学到就业必须填写表格开始,你就有了一个“身份”。在“家庭成分”一栏里,有“工人”、“城市贫民”、“资本家”、“小业主”、“自由职业者”(如记者、律师、演员)、“革命干部”、“旧职员”等等,爸爸是教书匠怎么填呢?那就填“教师”。我记得开始时还没有分阶级,多半以上辈人的职业为准。1949年解放时我刚上初中,填写的是“资本家”,其实是已经被抄家的“官僚资产阶级”,填“资本家”降了好几格。从此,“资本家”就决定了我以后的命运。
在农村,老解放区是1948年,新解放区最迟从1950-1951年“土改”开始,所有农村人口都被定了“成分”:地主、富农、中农(中农又分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贫雇农、雇农等等;地主中还有一种“恶霸地主”和“小土地出租”。前者多半在土改斗争时就被枪毙掉了,后者则指农村的孤儿寡母或残疾人,自己不能种地而将土地出租给他人,这还体现了一点实事求是精神。
绝不是到此为止,所有农村人口的第二代、第三代,一直继承上一代人的“成分”。地主的儿孙也是地主,富农的子弟仍是富农。虽然已经继承不到什么物质财富,虚的“帽子”还是可以继承的。“成分”,已经溶化到血液中,随血缘关系往下传,往四周扩散。不说你的老爸是地主,只要你家有个亲戚是地主、富农,你就是个不干不净的人。“文革”时期著名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狗熊儿混蛋”这个血统论的宣言,实际上在解放初期就播下了种子。
在农村的“土地改革”、城市的“私营工商业改造”这种生产关系的革命完成以后,财产关系已经转移以后,也即“剥夺剥夺者”完成以后,从政治经济学理论上说有产阶级已不复存在,但要继续高举“阶级斗争”的大旗,就必须保存“阶级”;要把“阶级斗争”大旗扛到底,“阶级”也就必须不断传承下去。由谁来继承呢?当然由他们已经失去土地财产的子孙后代继承最合适。至于到了“文革”时期,又发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那已是后话,不提。
这样,从城市到乡村,一直遍及穷乡僻壤、边远山区、荒原牧场,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到中期,全国就迅速地编织成一套“身份识别系统”。任何人都别想逸出这个系统自由自在地生活。因为每一个人赖以生存的粮、油、布匹、棉花直至火柴、香烟、肥皂等等生活必需品的购买票证,都根据这个系统发放。没有种种票证你便不能买到实物,便不能生存,除非你有跑到深山里去当“白毛女”的勇气。
在城市和农村,所有票证的发放按人口分配,只有因工种的不同而付出的劳动量的不同,在数量上有所差别,再没有其他差别。普通市民分得的票证不会比资本家多,贫雇农分得的票证也不会比地主富农多,这点还是公平的。
但是,由“身份识别系统”所建立起的“身份识别制度”,却使“身份”、“成分”不同的人在社会生活方面有着天壤之别。
这里不说老一代人了,老一代人肯定已经被斗得灰头土脸,抬不起头了,有许多甚至被“关、管、杀”了。就说年轻一代,首先是上学,家庭“成分高”的学生就没有领取助学金的资格,尽管你家已经比贫民还贫,成绩好也不会表扬到你头上,你根本没有当“班干部”的份儿;考取了大学,“成分高”的子弟就很难通过政审这一关,家庭成分是政治审查的首要环节,何况名牌大学及热门专业公开宣示只招收家庭成分好的学生,“教育为劳动人民服务”嘛。毕了业就业,“成分高”的学生别想分配到好工作。“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这个口号就是“成分高”的毕业生的前景。
这个“成分高”也需要诠释一下:其实应该叫做“成分坏”。但不知怎么,在新社会,旧社会的金字塔虽然颠倒过来了,大家仍然以在旧社会所处于的层次来区分人的阶层。这不见于任何文件,只是老百姓的说法,由此可见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宽厚,人们的口语不像“正式文件”,还不好意思把“坏”字加于某个群体头上。
人际交往是社会生活重要的部分,如果“成分高”,你在哪个单位都别想混迹于“主流社会”。“主流社会”用的是今天的词。那时,每个单位、每个社区都有“成分好”的人的圈子——“革命的主力”组成“主流”。党团员是核心圈,是“主流”,其次是团结在党团员周围的积极分子——“革命的依靠力量”,然后是普通群众。你别以为你是普通群众,普通群众也分好几层,“成分好”但吊儿郎当不好好干活的“落后群众”也比你强,你会比“落后群众”更落后,总是再教育、被监督的对象。
生活是一天一天过的,一天24小时。试想,你并不比别人差,某些方面还可说比别人强,但你每天、每小时都受着与别人不同的待遇:别人开会你不能参加,别人听传达某个会议、某份文件的精神你必须回避,别人可以借出差的机会去旅游,你却永远固定在那把并不牢靠的椅子上:别人晋升你无望,别人不愿干的活叫你干,你干出成绩是别人的,可是机关单位或公社大队出了事故首先怪罪到你头上……请问,你会是什么感受?且不说你没有资格入党入团,不能“争取进步”了。
不论在城市或农村,最让第二代、第三代“分子”沮丧的是谈婚论嫁。很多第二代、第三代男性“分子”凭着自我奋斗挣得些积蓄,身材长相也不错,到结婚年龄却找不到对象。女方什么都满意,一听“成分高”就打退堂鼓。“成分高”,让所有适婚青年男女的对方都望而却步。新社会有新形式的“门当户对”,“成分好”与“成分高”的人家通婚就算“门不当户不对”,对“成分好”的人家来说是一门不光彩的亲事,降低了社会身份。你可以说,那就让“成分高”的跟“成分高”的婚配好了。而在当时情况下,哪个“成分高”的不想找个“成分好”的来把家庭成分中和一下,以稍稍改善下一代的政治条件?和现在一样,贫穷貌美的女方比较容易找到富有的男方,“成分高”而美丽的女子当时确实比较容易找到“成分好”的男人。可是,那是男方的恩赐,女方到男方家多半成了受气包,或是“成分好”的男方有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生理缺陷(不然也不会放下身段娶你),像俗话说的,“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让女方抱恨终生。我知道很多这样的事情,当年的“成分”,“让天下多少有情人未成眷属”。
以上说的还是正常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