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节 唐僧只是一位僧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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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三百多年前,玄奘不远万里,西行求经,在印度广泛游历请教,接触了当时印度最具声望的学者,并将当时佛教世界最高水平的学说带回中国。回国后,他在西安创立了法相唯识宗,也叫慈恩宗,广泛传播佛教真经。由于玄奘对佛学的贡献实在太大,他受到了唐朝皇室特别的尊崇和礼遇。同时,在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中国和印度的佛教史上,甚至在印度的古代历史上,玄奘都具有不容置疑的重要性。印度不少学者就说过,没有玄奘的记载,重建印度古代史是不可能的;甚至,有的印度学者说,印度历史欠玄奘的债,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事实上,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确实成了重建古代印度历史,进行考古发掘的“指导手册”。
玄奘是古代历史上一个重要而伟大的人物,可是,离开我们一千多年的他,和我们今天的时代又有什么关系呢?玄奘能够为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呢?
第一,可以很明确地说,玄奘身上最宝贵的精神乃是为了追求真理,面对各种挑战绝不退缩,甚至不惜付出生命为代价。玄奘是个虔诚的高僧,在他的心里,佛法当然是至高无上的真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去加以什么说明,更没有必要为玄奘做什么辩解。我比较赞成冯友兰先生提出的“抽象继承法”,也就是说对传统文化的某些价值,应该超脱于它的具体环境,而重在继承其精神。玄奘为了追求自己心中的真理,不惜偷渡出境(这一点在今天当然没有必要了),经受了诸多严酷的考验,几乎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西游记》里讲,玄奘取经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这固然是小说家之言,但也未必就不是真实历史的一种折射或者反映。我想,追求真理的精神是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必须具备的。
第二,倘若我们仔细观察玄奘在印度的留学生涯,我们就会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玄奘不仅是一个佛教徒,而且还是一个虔诚的弥勒信徒,他到印度就是为了追寻心目中至高的经典,据说是弥勒菩萨口授的《瑜伽师地论》。在印度,玄奘不仅找到了这部经典,还找到了再理想不过的老师——当时佛教世界的最高学府那烂陀寺的寺主、大乘有宗的最高权威戒贤法师。以我们对宗教信徒的普遍的理解,玄奘应该满足于此了,不会旁及其他学说了。可是,历史事实却正与此相反。玄奘并没有满足于学习《瑜伽师地论》,也没有满足于跟从最高权威戒贤法师学习,甚至也没有满足于本来就已经可以提供多种知识学说的最高学府那烂陀寺的环境,而是在印度广为游历访学。因此,玄奘的学问绝不局限于瑜伽行派,而是涉及了当时印度的大量学派和学说。实际上,玄奘一路走来,无时无刻不在学习。我们可以说,玄奘的西行求法之路,本身就是一条学习之路、探索之路。玄奘充分展现了专精而不封闭,开放而有所守的学习态度。对于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来讲,是特别不容易的。
第三,玄奘是完全可以有机会有条件停留在佛教徒心目中的天堂圣地印度的,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玄奘还是选择了回国。也许,大家会说,玄奘既然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终究会有一种“回向”的意识。将学得的佛学知识“回向”还没有机会了解的人们,乃是一个高僧的分内之事。这样说,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大家别忘了,玄奘也可以选择在印度进行这种“回向”。此外,还有许多国家请求玄奘驻留弘法。最重要的一点是,玄奘当年是违反禁令,偷越国境的。他并不知道,自己回国以后是否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可是,从历史事实来看,他显然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一点,而是在机缘合适的时候,马上起程回国。实际上,他是无法预料回到国内后等待他的会是什么的。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真正伟大的人物总是国际性的,但是,同时又必须是民族性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很难简单地说明白的。对此玄奘无疑做到了一种近乎完美的统一。
第四,玄奘学有大成,又确实和当时的帝王唐太宗特别有缘。从历史的记载看,唐太宗也确实希望玄奘能够还俗,出任官职。然而,玄奘拒绝了。很明显,玄奘的心愿是“单身行道”,根本就没有将自己历经千辛万苦求来的学问,当作世俗之门的敲门砖,或者“货与帝王家”。这一点,就使得玄奘和中国文化中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判然分开了。玄奘看重知识的独立性,看重知识的本身价值,不认为知识是某种交换的工具。他不仅没有出任任何世俗的官职,而且也没有以一代高僧的身份地位出任过僧界的重要高级职务,只担任了慈恩寺的方丈。这一点是很特别的,也是当时和后来的人们不好理解的。《西游记》就是例子,里面讲唐太宗请玄奘还俗被拒绝,就封了玄奘“左僧纲,右僧纲,天下大阐都僧纲”。这样的官职是杜撰的,但是也正反映了一般人的心态。在具体的问题上,玄奘也坚持自己的看法,有时候甚至会毫不理会皇帝的建议和意见。我们从历史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玄奘一回国就受到了未必在自己意料之中的热烈的欢迎,而从一开始,玄奘就有意识地避开一切热闹的场面,孤寂自守。这样做当然有回避妒忌、绕开矛盾的考虑,也是玄奘谦虚自抑的优秀品性的反映,但是,更主要的是,玄奘自始至终就抱定了“单身行道”的信念,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这是玄奘身上特别的闪光点。
第五,玄奘是一位僧人,但是,绝对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只顾自己修行的僧人。他有超常的组织能力、教育能力,总而言之,玄奘是一个很有实际能力的人。我们都知道,玄奘是人类历史上顶尖的翻译大家,他的翻译开创了中国翻译史的新时代,在佛经翻译史上更是“新译”的开山祖师。玄奘翻译的数量之大、难度之高、权威之坚、流传之广,罕见其匹。这样的工作,当然不可能是由玄奘一个人独力完成的,必须有某种组织机构的保障。玄奘就是一个出色的组织者,他将以前就已经存在的“译场”加以改造完善,将分工更加细化,更加明确化。译场里的每个角色都有不同的分工,也有不同的责任,而彼此之间又是一个相互配合的有机互动的结构。集体合作翻译,在今天当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但是,如此详尽的分工和结构,却只有玄奘做到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玄奘并不简单地满足于自己成就巨大的翻译工作,还从中总结出了一整套的翻译理论,这就是翻译学史上著名的“无不翻”。在今天,这套理论依然具有相当的指导作用。
玄奘和时代精神本身就是一个大课题,值得花大力气去探索、去研究,这自然不是像上面那样看似简单明了地概括出几点就可以交代的。我在今天讲的,只能是我个人非常粗浅的一点思考和想法,希望能够多少发挥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当前,“玄奘精神”、“重走玄奘路”已经成了流行的时代话语,可是,这里面究竟有多么丰富的内涵和精神财富,恐怕还有待于进一步地研究和发掘。
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里有一段话,永远不会过时,我愿意用它来和大家共勉:
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 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毫无疑问,今天正是需要脊梁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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