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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国学热”的呼吸与叹息下篇

  在现代中国,终究是“西方”这匹马跑在了“中国”这匹马前面。中国就在贬低、批判、摧毁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尘埃里,由被动转向主动地走向现代化的竞技场。在这样的过程进行了一百年左右后,1949年的中国迎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唤醒了国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然而,同样无法否认的是,这一时期的中国也走过不少的弯路,其中有一条弯路,就是依然没有处理好“二马”的关系。
  
  1949年以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在时间上涵盖了整整半部中国当代史。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几乎每一场运动都以批判传统文化开场,最终又都归结到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文化大革命”更是登峰造极,不管发动者和参与者的本意是什么,其结果却正是“大革文化命”。很多人都不会忘记这样一张照片:一群在今天看来是疯狂的人,是如何群情激愤地捣毁曲阜的“圣迹”的。
  
  使传统文化的处境复杂化的原因还在于,或者说更在于,当时那股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社会动员力量。几代中国人被彻底地动员起来,以全民的狂热彻底地摧毁自己的传统文化。这在人类历史上,难道不是罕见的吗?


  
  “文革”刚结束的中国,濒临破产的又何止是经济呢?改革开放初期所面临的不仅是残破的国民经济,还有残破的国民精神。传统文化资源被摧毁殆尽,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历史事实。“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流行一时,反映的固然是对科学技术重要性的全民认同,同时,难道不也折射了传统文化的命运带给我们的惨痛记忆和全民后怕吗?
  
  经过这样的历程之后,今天的我们还能够拥有多少传统文化资源呢?先不说别的,我们今天能够有把握读懂《论语》吗?我们今天能够有把握读懂《三字经》吗?人类的历史早已昭示了,我们毕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传统文化是不会被摧毁的,是有永恒的生命的,即使美其名曰为“国学”也不行。
  
  只有用长程的历史感,才能消除我们莫名的“心魔”,才能使我们以如履薄冰、戒慎戒惧的心态对待劫余的传统文化。
  
  ◎“国学虚热”背后隐藏的问题
  
  改革开放使传统文化重新焕发出了生机,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新问题。这些其实就是当下的“国学热”背后所隐藏的问题。
  
  其中最应该注意的是传统文化与当代经济的纠结。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出口四亿件衬衣才能换回一架波音飞机的故事生动地告诉我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时至今日,当我们面对蜂拥而来的好莱坞大片、巡回演出、电脑游戏、世界名牌、留学教育时,我们忽然意识到,原来文化也是生产力。


  
  在经济发展业已取得重大成就的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必要性和急迫性正在快速地成为全民的共识。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醒地认识到,要想把中国从一个大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国,关键在于具备了强大的经济和国防力量的同时,要成功地形成文化软实力;特别是要构建出属于自己的核心文化价值,并且使其成为全人类文化价值宝库里的珍藏。中国核心文化价值的建设资源,毫无疑问只能首推自己的传统文化。
  
  然而,我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到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特殊性,没有找到切实的文化软实力建设之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思路依然跳不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一改革开放初期的模式。
  
  这个模式在早期发挥过特定的作用,但是,时至今日,我们更需要反思它的负面作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最大危害,是将文化仅仅看作是经济的工具和仆佣,无视文化本身的价值,由此将文化完全异化为商品。当下的“国学热”在相当程度上,正是泛商品化推波助澜的结果,形形色色收费昂贵而内容可疑的“国学班”就是明证。这不能不让人隐隐担忧,当下的“国学热”是否会转化成,或者已经成为令人担忧的虚热。这样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虚热更会烧坏本身已经虚弱的传统文化,过度的商品化消费会淘空传统文化的躯体,消解掉传统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国学虚热”还会让我们的头脑发昏,使我们忽视传统文化自身的局限性。现在有一种对传统文化全盘肯定的倾向,其思维逻辑和上述的凡“新”皆好、凡“旧”皆坏,表面相反,实则相同。几千年的历史已经用无数的事实提醒我们,无论我们多么珍爱自己的传统文化,也不得不承认,其中确实还有很多必须批判和放弃的糟粕。由此,“国学虚热”还会诱导我们将民族自信心扭曲成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使我们忘记,我们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该更主动、更虚心地向其他国家学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无愧于这个开放而多元的时代。
  
  “国学热”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认识“国学”这个概念和标签。我无意在这里讨论聚讼纷纭的定义,在我看来,当下的“国学”是一个硕大无朋的可疑篮子,仿佛可以装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任何部分。我只是想指出一个奇怪的现象:随着“国学热”的高涨和普及,“国学”一方面如上所说展示出无所不包的气势,另一方面,却在同时呈现出明显的朝向儒学程朱理学一系的窄化倾向。
  
  我以为,已故的季羡林先生生前所倡导的“大国学”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今天的“国学”,除了传统中固有的内容外,还应该包括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中国人向其他国家和文化学习的成果,也应该包括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成员的优秀文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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