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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国学热”的呼吸与叹息上篇

  最近十年来,我国内地兴起了一股来势汹涌的“国学热”。这股“热”绝对不仅仅只是一种感觉,而是切实可见的社会现象:电视上的“国学”节目掀起收视热潮,报刊上的“国学”文章连篇累牍,书架上的“国学”论著触目皆是,社会上的“国学”讲座此起彼伏。此外,更不必说大学了:各种各样的“国学”课程列入课表,各种各样的“国学班”广招生源;以培养未来“国学”大师的“大师班”早已不止在一所大学中出现;“国学”进入了中小学,乃至学龄前教育,很多家长都对自己的孩子能够将《三字经》、《弟子规》等倒背如流倍感骄傲……
  
  首先,我必须表明我的态度:统归入“国学”名下的传统文化开始受到珍惜和热爱是可喜的。其次,我也必须表明我的担忧:我们对这股“国学热”的现象是否有足够清醒和理性的认识?“国学热”的背后是否还隐藏着一些必须予以关注的问题?
  
  ◎无来由的狂妄
  
  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重新树立起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文化自豪感。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从漠视到重视,从批判到肯定,从贬斥到尊崇。“月亮是西方的圆”已成陈词滥调,在当今的中国恐怕是不会有什么大市场的了。我们开始满怀热情地重拾、追寻、学习、珍爱、弘扬自己的传统文化,并且将之一股脑地装到贴着“国学”这个标签的篮子里,丝毫不顾虑这个标签的模糊与可疑。
  
  然而,我们同时也发现,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地去亲近自己的传统文化,或者暂且就算是“国学”吧,却在身心两方面都无法拉近和它的距离。更令人不安的是,我们似乎还不能抗拒和传统文化渐行渐远的大趋势。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学传统,但是,这并不能保证我们拥有足够的历史感。缺乏历史感的一个证据就是我们有个习而不察的“心魔”,我将它称之为无来由的狂妄。
  
  我曾经在很多场合,对总数近万的人做过一些测试,请大家在自己身上找出一样属于“传统文化”的东西来,穿的用的都行,结果是毫无例外地失望。我还请数量不少的朋友,不要思索,在第一时间凭本能反应举出心目中认可的、没有争议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核心文化价值,结果还是毫无例外地失望。大家举出的无外乎是“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等。于是,问题更加显现出来了,为什么从我们的脑海和意识里竟然不能在第一时间涌现出“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恕”、“孝悌”等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词语呢?
  
  我们应该坦然地承认,改革开放并没有义务来保证“国学”篮子里的传统文化将毫发无损地得以复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假如我们想弄明白,何以出现上述令人茫然失措的情况,我们恐怕不能将我们的目光局限在这短短的三十年里,而必须有更长程的考量。


  
  ◎“新”与“旧”的文化碰撞
  
  纵观中国走向近代化、现代化的历史,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它的奇特性。它的奇特就在于它一直纠结在传统与现代的牵扯对峙中,被迫让步的又往往是传统,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让步的还是传统文化的优质部分。
  
  无论学术界有多少不同意见,存在着多大分歧,这终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洞穿了大门,因而是心不甘情不愿地“被近代化”的。越是心不甘,越是情不愿,越是反衬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后来才被认识到的西方文化的强大。今天看来,所有这一切集中发生在清朝晚期并不太长的时段里。伴随着对西方从物质力量到精神价值的不断认识,中国人也逐渐快速地由外而内地改变了。这正是原本徘徊在生物学领域的进化论,一进入中国就快速地社会化,形成几乎被全民族奉为圭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深厚土壤。进步,特别是“新”取代“旧”,换句话说也就是“近代”战胜“传统”的进步,被推崇为至高无上的价值,自然也就是走向近代化以保全种类的唯一途径。
  
  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就是在新旧判然对立的前提下艰难前行的,而几乎对外来的“新”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对固有的“旧”的价值是无须期待的。例外总是难免的,然而,就那一代乃至几代中国人而言,主流的认知就是如此。外来的“新”等同于好、进步、健康、明智、高尚、文明,固有的“旧”等同于坏、落后、病态、愚昧、卑劣、野蛮。这样的认识,今天看来当然是有失偏颇的。然而,在当时,就连中国一流的知识分子都难逃其罗网。
  
  别人且不必说,就拿新文化运动的两位主将鲁迅先生和钱玄同先生做例子吧。鲁迅先生是如何敦劝年轻人不要读中国古书的,言犹在耳;钱玄同先生则干脆认为人没有理由活过四十岁,因为那就意味着太老了。可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两位先生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那一代人,在处理“新”与“旧”、传统与近现代的关系上,逻辑是清晰一致的。鲁迅先生和钱玄同先生的国学修养都堪称真正的大师,他们内心的彷徨是显而易见的。
  
  和他们同时代的吴宓先生至死都不愿意批孔,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自然和前面两位先生不同。但是,他也无法否认“新”的力量。在日记中,吴宓先生这样写道:“心爱中国旧日礼教道德之理想,而又思以西方积极活动之新方法,维持并发展此理想,遂不得不重效率,不得不计成绩,不得不谋事功。此二者常互背驰而相冲突,强欲以己之力量兼顾之,则譬如二马并驰。”吴宓先生认为自己是“将受车裂之刑”的。鲁迅先生当然不像吴宓先生那样“心爱中国旧日礼教道德之理想”,不过,“二马”之比喻恐怕未必就不适用于他。这里的逻辑不能不说是迷离的,没有呈现出平衡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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