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节 洛塔尔•马特乌斯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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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得不告诉他：“那是因为对荷兰人来说，你是德国人。你代表着国家，代表着球队。”
我的话另有深意：印有普鲁士之鹰的白色衬衫、踢假球、努力工作、成功、长得丑（但德国女性都很喜欢马特乌斯）。荷兰人在马特乌斯身上看到了他们对德国所有不喜欢的方面，他们唯恐避之不及的方面。
“马特乌斯=希特勒”太过分了。那个横幅的意思其实是“马特乌斯=德国人”。
这些话我没说，因为我记得保罗•西蒙
20世纪美国著名音乐人，最著名的单曲是为《毕业生》所作的《斯卡布罗集市》。在纽约餐馆里偶遇著名棒球手乔•迪马吉奥的故事。在《罗宾逊夫人》一歌中，西蒙唱到，
你去哪儿啦，乔•迪马吉奥？
整个国家都看着你哪。
哦哦哦！
他在餐馆遇到迪马吉奥，他担心后者会生他的气，但结果没有。他喜欢这支歌，但他不懂它的意思。他对西蒙说，歌词没意义，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在哪儿。他指出，每天人们都能从电视广告里看见他。
迪马吉奥只按字面意思理解歌词，而西蒙是有隐喻含义在内的。西蒙的意思是，迪马吉奥这类英雄已经淡出了美国人的生活。在餐馆，西蒙意识到，那些运动健将无法理解这个隐喻。他们以为自己还是公众焦点。
因此我对马特乌斯说:“你代表着国家，代表着球队。”他疑惑地看着我：“那么，观众的口哨声是对我的赞扬？我真应该为此感到高兴。”
马特乌斯在公开场合里最尴尬的时刻是一个荷兰人引发的。不是路德•古力特，而是1993年慕尼黑啤酒节上用摄像机拍摄马特乌斯的人。
“他们把你和希特勒一起都忘了！”马特乌斯对着荷兰人大喊，刹那间忘了摄像机还开着。这不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到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有一次在德国机场，他对着经过的女子篮球队大喊“我们的黑人”（指阿道夫•瓦伦西亚，他在拜仁时的队友）的‘东西’这么长”。
在德国队内部，只有克林斯曼会驳斥这种话。但是足球界之外的大部分德国人都无法忍受这种公开的种族歧视。一个以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字在以色列某酒店登记入住的德国音乐家被开除出柏林爱乐乐团。然而，马特乌斯是全世界最好的球员之一，又是德国队的“头儿”，所以不会被开除。
但是大多数德国人——甚至包括《画报》的读者——都讨厌这种纳粹式的玩笑。每当英国人或荷兰人要他们讲这种笑话时，他们都会觉得很难为情。对于大多数德国人而言，希特勒还活着。他们最好的球员经常对着麦克风口不择言地说些有关纳粹的蠢话——这令他们觉得很厌烦。
马特乌斯不是纳粹。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不敌视黑人。但他太淘气，总是碰触禁忌，例如他总是把克林斯曼的糗事透露给《画报》（“是他自己想多啦”）。
我之前一直认为马特乌斯会有相当的民族自豪感——也许因为他是德国队队长，也许是因为他订阅《画报》。在“大西洋”会议室里，我问他在听到德国国歌时是否会心跳加快——就像意大利人听到意大利国歌那样。
他开玩笑：“那只是因为意大利国歌让人心跳得更快。”
但是，他对能够代表德国不感到骄傲吗？“代表整个国家不算什么荣誉，这个国家很大，而且踢球的人太多了。我感觉国家不过如此。”
我猜出生于1961年的德国人民族主义情绪都不强。
现在，马特乌斯正看着我们的录音带。“这盘满了。你有别的盘吗？”他自己换磁带。
意大利记者询问马特乌斯的“之最”。最佳国际比赛：1990年对南斯拉夫那场。最大的敌人：马拉多纳。少年时最喜欢的俱乐部：门兴格拉德巴赫。最大的错误：公开跟贝尔蒂•福格茨和尤尔根•克林斯曼争吵。“我们不是小孩子，应该平心静气地谈话。”
他们之间的争吵持续了好几年。福格茨和克林斯曼在1994年的世界杯上大发雷霆，因为他们发现球员们在更衣室里说的每一句话都出现在《画报》里。世界杯后马特乌斯受重伤，这也许能让他们松了一口气。当时他已经33岁了，距离退役的日子不远了。但为了保险起见，由克林斯曼和马蒂亚斯•萨默尔牵头，来自拜仁和多特蒙德的国家队球员一致要求，马特乌斯不应该继续留在德国队。
马特乌斯没有参加1996年的欧洲杯。1996年7月21日，他在日记（后来出版）中写道：“今天欧洲锦标赛开战。海尔默、齐格、巴贝尔、卡恩、施特伦茨和绍尔都参加了。慕尼黑机场的欢送仪式场面盛大。我衷心地祝贺他们。欧洲锦标赛，是他们足球生涯的巅峰。”
言下之意：他们都没得过世界冠军。
他的日记一直写到1996年世界杯之后的赛季，因此成了解洛塔尔•马特乌斯的主要资料。“我相信，”他在日记前言中写道，“看过这本日记的人会了解我的想法。”的确如此。上学的时候我就知道任何文学作品都得有主题。《我的日记》有两个主题：
1.手机。
2.德国八卦杂志。
日记本身就是用八卦杂志的语言写的。第一天内容如下：
7月12日星期五：慕尼黑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国际机场。上午十点。广播里宣布：“经杜塞尔多夫飞往纽约的LH410航班最后一次通知。”
这也许是因为该书受到《画报》记者乌里克•库恩海尔梅辛的影响。但我怀疑这或多或少也是马特乌斯自己的文风。对他的思维影响最大的是德国媒体。他在8月14日星期三这篇里写道：“《画报》、TZ、AZ（慕尼黑三家八卦刊物）、《南德日报》、Merkur杂志、《踢球者》和《体育画报》——对我而言都是必看的报刊。”
七份报刊！后来他自己说，他有机会就去买意大利的日报《体育报》。马特乌斯就像一个时刻关注个人研究领域文献进展的学者。每次他一进房间都立刻打开电视。
他解释说，普通人靠嘴传播信息（我们把这个行为叫做“交谈”），但拜仁慕尼黑队员之间全靠媒体交流信息。绍尔的妻子跟他分手，鲁梅尼格打算把绍尔卖给别的球队，克林斯曼想转会——这些都是马特乌斯从报纸上得知的。
值得注意的是，日记里写着拜仁每个球员都有见不得人的事儿。除了马特乌斯自己之外，贝肯鲍尔是日记里最有趣的人物。拜仁的主教练总是时不时地说些刻薄的话——这些话被马特乌斯忠实地记录下来。
8月21日星期三：“在欢呼声尘埃落定之后，弗朗兹•贝肯鲍尔如往常一样进入更衣室。他说：只要不输球，我就挺高兴。”
9月10日星期二（之前在贝肯鲍尔的生日那天，他在巴伦西亚那里吃了败仗）：“弗朗兹站起来，只说了一句话：我没得到想要的礼物。他又坐下，晚宴开始了。”
3月14日星期五：“弗朗兹突然大叫一声：你们都是狗屎。”
但关于手机的内容也不少。实际上，通常书里最常出现的词是“这个/那个”或者“是”，但《我的日记》这本书里最常见的词却是“手机”（handy）。
7月28日星期日：“我们拿到了新的拜仁手机。我的朋友都有我的手机号。但在苏黎世我注意到：新手机还未经授权，所以我没法用。克鲁泽（Kreuzer）和海尔默比较聪明，随身带着旧手机。现在我只得忍受他们的嘲笑。”
那天晚上，在苏黎世机场，他一下子看到以他女朋友为封面的瑞士八卦杂志Blick。大标题“为了洛塔尔，我必须不断上镜”下面是好几张她在马尔代夫度假的照片。
从年初到年末，日记的主题始终如一：
10月3日星期四：“我在我们队的训练营利默霍夫（LimmerHof）酒店安顿下来。我总是乐观地看问题。因此我得利用这个环境。好处是：我的手机在这儿能用，那么我的朋友们就都能找到我。”
10月21日星期一：“瑞士航空公司的飞机上有一本Blick。上面有我的萝莉女友坐在私人飞机驾驶舱的照片。还有一篇采访：《洛塔尔知道我有这次飞行，但这跟他没关系。我们现在各走各的路》。”
10月4日星期六（这一天他在奥地利小镇Kitzbühel遇到马蒂亚斯•萨默尔）：“我向他走过去，祝贺他当选年度欧洲最佳球员。告诉他我心里一直记得他的手机号码，而且我经常给他打电话。现在我知道为什么总打不通了：手机在通话状态下是无法接入另一个来电的。”
3月14日星期五（之前由于队友谴责他把什么都告诉媒体，所以拜仁召开了一次危机处理会议）：“我当然知道跟记者的合作会惹恼一些人。但我也见过大风大浪，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早餐的时候，我一看到报上刊登了什么秘密就会被鸡蛋噎住嗓子。我躺在床上却睡不着。你们的指责真让我伤心。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望。我盯着天花板，不停地思考。然后我明白了：明天对沙尔克的比赛我再也不当队长了。”
通过阅读《我的日记》，你可以看到洛塔尔•马特乌斯的灵魂深处。你下了结论：他肯定是《画报》的读者。
不过，1998年世界杯上，德国队教练福格茨重新召他归队——前提是他得把嘴闭上。
那次世界杯期间，我跟六个德国记者一起在位于SaintPauldeVence的度假村里待了一周。度假村里可以烧烤，还有一个很大的花园和游泳池——半夜里我们去打水球。那是一个很不错的度假村。
德国队下榻的酒店走过去只有三分钟。有天晚上尤尔根•克林斯曼出现在我们度假村的花园里。他喝着我们的啤酒，说他以后每晚都会来，因为我们的度假村比他们球队住的酒店好多了。但我们再也没见过他。
几天之后，后卫克里斯蒂安•沃恩斯出现在我们度假村的花园里。他喝着我们的啤酒，说他们球队住的地方也没那么差劲——原因是马特乌斯不再捣乱了。
为什么不再捣乱了？我们问。
“我想，”穿着浴室拖鞋和短裤、斜倚着长椅、手里拿着啤酒的沃恩斯笑着说，“挨的揍多了，自然就懂得闭嘴了。”
没错，到了1998年底，马特乌斯不再是德国队的“头儿”了。“头儿”是克林斯曼和比埃尔霍夫，队里的老家伙们——如于尔根•科勒尔和托马斯•海尔默——该揍他的时候绝不手软。
但世界杯结束后，队里只剩比埃尔霍夫了。马特乌斯被允许继续踢球。1999年2月，在德国队以0比3的比分输给美国队的那个夜晚，他在弗洛里达的酒店房间电话铃响了。埃里克•里贝克来电，让马特乌斯去他的房间并说说德国队应该怎么踢。马特乌斯再次成了“头儿”。
在“大西洋”会议室里，时针已过11点半。马特乌斯仍然精力充沛，但我们筋疲力尽。因为他是一个重要的球员，所以我们还是得问最后一个问题：“你是哪种类型的球员？”
马特乌斯喜欢这个问题。他想了一会儿。今晚，大家都围着他转。“今天我什么都说了，我把话放在这儿。”他告诉我们。
“我肯定不是马拉多纳那种球员，”这位曾在1990年同时当选年度世界、欧洲和德国最佳球员以及年度世界和欧洲最佳运动员的人说，“我的速度很快。有空就钻。如果我打倒一个人，他肯定追不上我。我是那种有爆发力的球员。马拉多纳只能看到眼前的一块儿，而我能看到很远。”
“我个子不高，但头脑很好。我强大的原因是我什么都会。过去我左脚有点无力，但我28岁时教练特拉帕托尼教过我怎么锻炼我的左脚。”
马特乌斯把磁带往回倒，以确信我们的对话全都录上了。该告别了。轮到我告别时，他把双手放在我肩上，给了我一个拥抱——只有我一个人享此殊荣。我告诉他，过几个月我要去纽约。“来看看我！”洛塔尔说。我承诺一定会去。
在纽约，我太忙了，没有时间去看马特乌斯，但我很想看他踢球。巨人体育场里正有一场大都会队和堪萨斯城巫师队的比赛。我在时代广场叫了一辆出租车。然后我又换了一辆。敢情洛塔尔并不是唯一一个不会说英语的纽约人。“巨人体育场”——印度裔出租车司机重复了一遍这个陌生的地名。他们根本没听说过那个地方。
最终我总算找到一个愿意带我过去的印度人。巨人体育场里有八千名观众。我一眼就看到那个长着大脑袋的小个子中场球员，他正像个疯子似的“满场指挥”——纽约人是这么说的。每当他的队员碰到球，他就挥舞双臂、大声咆哮。
大都会队得分。马特乌斯的队友很高兴，并且欢呼起来。大屏幕上播放的是两个20世纪30年代的喜剧演员围着桌子跳舞。但这次射门让马特乌斯更加愤怒。
后来堪萨斯城两次射门。马特乌斯“抓狂”了（美国人就这么说）。他抓住队长奇普•里德的臂章。后者看起来像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也抓着马特乌斯的臂章。在这场比赛接下来的时间里，马特乌斯在场中走来走去，像一个在地铁里推购物车的流浪汉似的嘟嘟囔囔。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阿姆斯特丹郊区一家酒店大堂的酒吧里。我的朋友巴特（Bart）在那儿坐了一晚上，只为了能见洛塔尔•马特乌斯一面。
午夜时分，洛塔尔跟《踢球者》的两个记者在酒吧里一起喝啤酒。我小心地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洛塔尔，”我问他，“你是否介意见见巴特……”
洛塔尔朝着巴特冲过去。此时此刻他最想做的事就是给巴特一个亲笔签名。“你写一下名字？”他用英语问。
我在杂志上写下巴特的名字：B—A—R—T。
“我得写对。”洛塔尔解释说。
“送给巴特。”他在我的笔记本上签名。
洛塔尔用肩膀撞了巴特一下。他再次给我一个拥抱。最后他允许我们离开。
可怜的马特乌斯仍然被他的祖国当笑话看，因此他的教练生涯也难捱。本书写作之际，他在保加利亚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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