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节 洛塔尔•马特乌斯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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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6月
“你知道么，”洛塔尔•马特乌斯说，“咱俩去房间里再转一圈，每个人都会问一个关于他们自己国家的问题。”我俩都摇摇头。我们已经从马特乌斯那里得到了想要得到的一切信息。
现在是2000年2月某个星期一的晚上，七名来自欧洲各地的记者在阿姆斯特丹郊区一座新斯大林风格酒店的“大西洋”会议室聚集。对荷兰和德国媒体很友好的马特乌斯通知我们来这儿。17天后，这个时代最棒的德国球星将在39岁的时候退出欧洲足坛，起程前往纽约。
我们的会谈本应晚上8点开始。但8点时来的却是一个德国老滑头。老滑头身后是长着大脑袋的小个子中年球星，他朝我们挥手，还做鬼脸。他就是洛塔尔•马特乌斯。
每一个想出人头地的足球记者都得练就一身坐功——德国人称之为Sitzfleisch（人肉坐垫）。我们在酒店的酒吧里无聊地等了一个半小时。9点半了，德国老滑头走出“大西洋”会议室。我们蜂拥而入，但奥利弗•比埃尔霍夫马上就命令我们出去。德国队队长正在跟马特乌斯和德国队教练埃里茨•里贝克小酌。后者穿着笔挺，不像个足球教练，倒更像个驻美大使。我们只好回到酒吧去。
大约10点钟的时候——这个时间任谁都会状态不佳，比埃尔霍夫走出“大西洋”会议室。看到我们的时候，他像罗杰•摩尔
RogerMoore，第三任007扮演者。那样扬起眉，说：“啊，跟洛塔尔聊呢。总是那么有趣。”然后比埃尔霍夫拿出他的手机，开始讲起意大利语。比埃尔霍夫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父亲是一家能源公司的首脑。少年时比埃尔霍夫学过吉他和网球，大学时学过经济学，成为职业球员后，最初几个赛季收入还不如他父亲的薪水高。跟马特乌斯完全不一样。
我们轻轻地走进会议室。马特乌斯正在故作谦虚地听德国媒体官员发言，但允许我们留在会议室里，直到媒体官员离开。10点了，球员该上床睡觉了，但马特乌斯示意我们坐下歇会儿。
“队友之间的有趣交谈？”来自德国传奇性足球杂志《踢球者》的记者发问。
马特乌斯指着在桌上摊开的酒店笔记本，说“你看”。上面全是没水平的乱写乱画。，做做表面工作罢了。
马特乌斯想让我们喝杯东西提提神。我负责完成这个任务。我从房间的冰箱里拿出瓶装水，并试图打开。不出所料，这些瓶子怎么都拧不开。最后某人开了几罐可乐。不管易拉罐拉没拉开，马特乌斯给每个人都发了一瓶。
我们围着他呈半圆形坐下来。马特乌斯检查了一下我们的录音机。他在确认录音机能够正常工作之后，才允许我们开始采访。
但首先让我们回到1961年3月21日——那一天马特乌斯在黑措根奥拉赫出生。一千年来，这个位于纽伦堡附近的小镇一直安安静静，甚至在战争中都没有被轰炸过。
1961年3月21日，此时黑措根奥拉赫的人口还不足2万，只是因为阿迪达斯和彪马而为人所知——两家公司的总部都在这里。20世纪20年代，体育产业的兴起使许多失业的黑措根奥拉赫人免于饿死。
1961年3月，大多数当地人在两家体育用品公司上班。海因茨•马特乌斯是彪马公司的门卫。他的妻子卡特里娜在家用皮子手工缝制足球。那是一个德国人努力工作挣钱的年代。在马特乌斯的家里，人人都工作。马特乌斯在幼年时就给人送报纸赚钱了——这给后来的媒体无尽的渲染空间。
贪杯的海因茨有时是一个严厉的父亲。他的儿子后来常常回忆：“只要出了问题，我就得挨耳光。”这个上学时在班里个头最矮的男孩参加了彪马工厂俱乐部。球队输球时，他就哭。
我们当晚第一个问题是：马特乌斯究竟为什么要去纽约？毕竟，如果周三他打败荷兰队，就会赢得第144次胜利（如果不考虑某些非洲球员，他已经破纪录了），而纽约新泽西大都会队的水平不过跟哈特利普联队差不多罢了。美国媒体还骄傲地说它是“全世界最可怕的球队”呢。
马特乌斯话语流利、语速快，但都是些陈词滥调。也许他的冠军次数不是最多的，但却是到目前为止最多的——他确实跟记者们说了“最”这个词。马特乌斯飞快地说出一大堆搬到纽约的理由。他觉得，纽约是个大城市，很有趣，能让人学到很多东西。我们都应该去那儿。美国到处是机遇，而且在纽约的餐馆里他不会被人围观怎么使用刀叉。
还有几个他没提的原因。过去的20年里，马特乌斯逐渐琢磨出德国人总是嘲笑他的原因。原因也很多，其中之一是他的弗兰兹•贝肯鲍尔情结。
一个世纪前，欧洲的精神病院里挤满了自以为是德国元首的疯子。他们修剪胡子，一只胳膊像瘫痪了似的吊着，命令他们的军队投入战斗。
马特乌斯也一直想成为皇帝。没人笑话贝肯鲍尔。贝肯鲍尔说英语。贝肯鲍尔属于全世界。而且贝肯鲍尔在纽约踢了五年球。马特乌斯想成为贝肯鲍尔那样的人。
我们中有个人问马特乌斯，他搬到纽约是否也是因为贝肯鲍尔？
不，马特乌斯说。
那只是部分原因。真正的原因是玛伦。玛伦是个22岁的美丽女孩，她父亲是运动医生汉斯威廉•穆勒沃尔法特。马特乌斯在玛伦七岁时就认识她了。现在她是他的女朋友。玛伦想在纽约居住。玛伦受过良好的教育，她想去纽约跟李•斯特拉斯伯格学习戏剧。她还想周一晚上到卡莱尔酒店看伍迪•艾伦
20世纪后半期重要的美国电影导演和喜剧演员。演奏黑管。这些跟马特乌斯完全不搭界。他宁可去卡莱尔酒店看帕米拉•安德森
花花公子封面女郎，有傲人的三围。吹箫。不过，谁叫他爱着玛伦呢。要是搁在过去，这个话题能让他滔滔不绝。他曾经让德国电视频道RTL拍摄一部关于他向女友求婚未果的纪录片。他已经允许一个电台拍摄他的婚礼——“总算走出孤独了。”某人指出。这成了德国上下的笑料，所以这事儿他不会再说个没完了。
他告诉我们，大卫•贝克汉姆必须避免犯他犯过的错误。贝克汉姆一定不要把私生活暴露给媒体。花边新闻是禁止不了的，但只要不主动泄露就行。为什么报纸总提贝克汉姆的第五辆法拉利？他可以有十辆法拉利——我也希望他有，但这不应该出现在报纸上。英国人是怎么说的来着？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
现在，马特乌斯的家的确是他的城堡。他只肯把秘密告诉欧洲大陆发行量最大的八卦杂志《画报》。因此我们才能知道他打算住在位于第五大道721号的川普大楼（TrumpTower）——那里距离新泽西的训练场有70分钟车程，而且周围挤满了纽约的黄色出租车。
慕尼黑的街道空无一人。2000年的一个春夜，我的朋友菲利普和我沿着巴伐利亚首都的林荫大道散步。偶尔一辆宝马以八十迈的时速呼啸而过——要不是这样，你甚至感觉不到身处德国。慕尼黑随处可见优雅的女子，18世纪的宫殿（仿佛门口还停着准备接皇亲国戚的马车），以及坐满了本地球员的意大利餐馆。只有一些公园里还保留着弹坑的痕迹。
当晚早些时候，我乘坐由一位金发胖妇人驾驶的出租车。她告诉我，马特乌斯出发去纽约之前，她曾拉着他转了一天。他的主要任务是试试新鞋：踢球造成的伤使他的右脚肿胀，得穿比左脚大一码的鞋。司机觉得纽约不适合洛塔尔。她解释说，他本质上是德国人。
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来自科隆（Cologne）的菲利普。是啊，他笑起来。本质是德国人！菲利普认识马特乌斯。马特乌斯可不是那种早晨5点起床、穿上徒步鞋就去爬山的人。但马特乌斯是典型的巴伐利亚人：头上架着墨镜，肩膀上搭着套头衫，开运动型轿车，带着美丽的女朋友去啤酒花园（他们在那里边喝小麦啤酒边眺望群山）。巴伐利亚天性的人如同海因里希•海涅笔下的小职员，他们的思维方式是：“大自然多么美好啊！”
慕尼黑成为马特乌斯的第二故乡。18岁时，他在拿到油漆业和装修业的文凭之后就离开了黑措根奥拉赫，而且再也没有回去过。他接了一个门兴格拉德巴赫队的活儿，否则，他现在可能只是个装修工。
年轻的马特乌斯迅速崛起。1980年5月，坐在德国国家队大巴车上，他听到自己入选参加当年夏天的欧洲杯的消息后大哭起来。“干吗哭啊？”老队员、后卫博纳德•戴特茨问他。马特乌斯解释说，他和他的女朋友已经预订了夏季假期的游玩计划。
1984年，他加入拜仁慕尼黑队。他在那儿待了总共12年的时间，并成为全球顶级球员。如果他在那时就急流勇退，那么或许如今德国的每个城镇里都有会有他的雕像。
“最后的两三年里我不再听到嘲笑和嘘声，”他在“大西洋”会议室里回忆着，“我觉得，现在的我对于其他行业的人也称得上是榜样。”他告诉我们，最近他收到一封信，寄信人五十多岁了——许多德国人在这个年纪找不到工作。求职面试时，年龄问题又被提出来。“你看洛塔尔•马特乌斯，”老人回答，“他证明了年龄跟表现无关。”老人得到了那份工作。
马特乌斯说：“比森特•利扎拉祖说过，他希望到38岁的时候还能像我一样踢得这么好。听这话让人心里舒服。”但是说归说，不必当真。几年前在拜仁的一次训练中，利扎拉祖曾给马特乌斯一记耳光。
马特乌斯的麻烦不是现在才有的。年轻的时候，他就口不择言，经常得罪人。在1980年的欧洲杯上，当时只是设备管理员的里贝克曾说：“哪怕我们在谈去哪儿吃饭，他都要横挑鼻子竖挑眼。”当时马特乌斯在队里没什么地位。他第一次进球是在欧洲杯中对荷兰的那场，而且射门后紧接着就被罚一球。过后，德国队队长卡尔海因茨•鲁梅尼格对媒体说：“真够二的。”
鲁梅尼格是当时的德国队的头儿（队长）。德国队总是有个头儿：这个人不仅告诉教练该怎么安排阵型，还有权惩罚提出异议的人，并且做出财务决定。20世纪50年代，德国队教练塞普•黑伯格（SeppHerberger）经常说：“弗里茨•瓦尔特是我们的头儿。”但德国人的“头儿情结”的始作俑者另有其人——贝肯鲍尔。
不是德国人就无法明白贝肯鲍尔对德国足球的影响有多么大。他是足球皇帝，但权力比皇帝还大。这个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出生的慕尼黑邮差的儿子，是那种就算只是会计或宝马公司的修车技工，也能在同行中出类拔萃成为“头儿”的人。
1974年世界杯中西德输给东德，贝肯鲍尔认为他们的阵型应该改一改了。他跟外表虽不起眼但很有足球头脑的伙伴盖德•穆勒商谈。然后他把新的阵型告诉教练赫尔穆特•绍恩，因为填写各种表格得由绍恩来完成。贝恩德•赫尔岑拜因和莱纳•邦霍夫替换了海因茨•弗洛赫和伯恩德•库尔曼。决赛中赫尔岑拜因罚球得分，而穆勒的制胜一球也是由邦霍夫传的。
后来，当贝肯鲍尔执掌德国队教练时，他的正式头衔为“领头儿”（Teamchef）。从贝肯鲍尔开始，每支德国国家队都有一个头儿或若干个头儿。怀有皇帝情结的马特乌斯，一直想成为“头儿”。当他谈到他的跨国事业时，主要内容就是在队里地位的提升。
“在约普•德瓦尔手下我只是车轮上的第五根轴，但在弗朗兹•贝肯鲍尔手下，我能经常上场。”他用流利的小报俚语说。马特乌斯总是说“弗朗兹•贝肯鲍尔”——名字一定要说全，也许因为他连“弗朗兹”是名字还是头衔都没搞清楚吧。
“1986年世界杯是我成名的一战。但我觉得弗朗兹•贝肯鲍尔让我在决赛中紧盯马拉多纳是个错误。我盯着马拉多纳，而我俩都顾不上踢球了。比分到了2比0之后，我认为该卡尔海因茨•福斯特盯着马拉多纳了，这样我才能进攻。我们已经踢成2：2平了，但随即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然后就输了。”
无论如何，马特乌斯已经是德国队的“头儿”了。他在1986年6月17日对摩洛哥比赛的最后几分钟里正式成为“头儿”——那时德国队有了一个任意球机会。鲁梅尼格正准备接过球，不料马特乌斯将他推开，自己射门了。
之后，教练贝肯鲍尔有时会跟马特乌斯谈谈关于阵型的问题。但别人也想当“头儿”。鲁迪•沃勒尔就是其中之一。他和马特乌斯有时在训练中大打出手。后来，随着尤尔根•克林斯曼球技见长，他也想当“头儿”了。最后，德国队有好几个“头儿”。
即便到了拜仁，马特乌斯还是一心想当“头儿”。有时他会把对手一些不可告人的事儿透露给媒体。《画报》有一次曾披露，看过电视里海豚表演的拜仁队员都管克林斯曼叫“臭脚”，因为他不善于控球。这家报纸还说，马特乌斯曾打赌那个赛季“臭脚”进不了几个球。（马特乌斯还真说对了。）
权力斗争白热化起来。下面是另外几个“头儿”对马特乌斯的评价：
——有屁上厕所放去。（鲁迪•沃勒尔）
——他说个没完，全是废话。（弗朗兹•贝肯鲍尔）
——我们的新任媒体发言人。（乌利•赫内斯）
——帮助“病人”是我的生活哲学。（托马斯•海尔默）
我问马特乌斯对上述评价的感想，他拿出皇帝的劲头来。，他说，每个群体里都有矛盾。每个家庭里都有矛盾。到哪儿都分等级。他说，你工作的地方或许也一样。你们肯定既有“头儿”也有秘书，他们各干各的活儿，对吧？两者都不可或缺，对吧？
我们都认可地点点头，也不管自己有没有秘书。马特乌斯回避这个问题，只是给出标准回答，听起来仿佛他是华盛顿的外交官。然后他说：“但是，‘头儿’对你说的当然比对秘书说的多喽！”他咧着嘴笑起来，露出了龅牙。
一直攻击马特乌斯的不仅仅只有其他“头儿”。其他德国人也是如此。外国人通常认为，德国人都差不多，但实际上德国人分不同的类型，如老人和青年人，东德人和西德人，可敬的公民和非主流，有文化和没文化……不同类型的人通常不往一起凑。“你们德国人一点也不合群！”我曾在西柏林科技大学对一群学生这样说过。他们不自然地笑起来，因为他们互相之间确实处不来。
通过对洛塔尔•马特乌斯的态度，你可以把德国人进行分类。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人瞧不起马特乌斯，因为他没受过教育。他把k念成g，t念成d，而且几乎不会用关联词语。
非主流也看不起马特乌斯，因为大多数德国人他们都看不起。憎恨拜仁慕尼黑的人（或许是德国社会里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群体）看不起马特乌斯，因为他是拜仁球员。拜仁的球迷也不喜欢他，因为他在12年的时间里一直给球队惹麻烦。
荷兰人也不喜欢他。“马特乌斯=希特勒”——1989年荷兰对德国的比赛中曾出现过这样一个横幅。两天之后就想必是他最后一场（涉及马特乌斯，所以难说是否是“最后一场”）荷兰对德国的比赛。一个荷兰记者问：为什么你在荷兰人心目中的形象这么差劲？“我看你不如去问问荷兰人自己，”马特乌斯一如既往地亲切回答，“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个人认识的荷兰人——无论是球迷，还是酒店工作人员或记者，对我的评价都是正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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