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 第11章于建嵘：　　　　刚性稳定：中国社会形势的一个解释框架 - 中国2013：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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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第三章

　　
　　首先，要解决利益均衡和利益表达的问题。中国社会80%以上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所谓的人民币的矛盾。要确保利益的均衡，使利益冲突不至于发展成大的问题，我们就要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农村的利益体制最重要的是土地问题，怎么使农民拥有土地的权利，使农民从土地权利中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牵扯到农村土地权问题。谁来主导利益分配，既得利益者会愿意吗？我们先把这些观点提出来，讨论的时候再探讨有没有可能。
　　
　　从刚性稳定向韧性稳定转变，首先是要解决利益问题，但最关键的不在于利益，还有政治。我想，一个真正稳定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在《宪法》框架内有民主、有真正利益表达的社会。这样问题就来了，怎么改？如果我们希望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能够顺利地发展，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很难做到的。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我有一些想法。能不能从最基层做起？十年以前我研究的主要是乡村，村一级，最后发现村一级不行，并不能代表这个国家政权的最基层政权。所以我现在想真正能改变中国的是县，从县级政权做起。能不能在县级政权进行真正的体制改革？这是有可能实现的，因为这样既不影响整个国家体制，又能够为它找出一条出路，杀出一条“血路”。

　　
　　县级政权怎么改？第一，县级政权能不能真正落实《宪法》所赋予的制度上的安排，比如坐实人大代表选举？第二，县政长官能不能真正拿到人大来选，而不是组织的调派？现在县一级到了政治分权的时候，县级政权做好了，就为将来整个国家的健康发展埋下了伏笔。孙中山先生在《建国大纲》中有非常明确的论述，他讲把县级政权坐实，这个国家就可能找到一条路，因为所有县级政权都是直接和民众面对面的，中央、省级都是管官之官。所以，最近我一直在写这方面的文章，呼吁启动县级政权改革。
　　
　　第三，一定要进行司法改革，树立司法权威。我一直认为中国社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制度来解决纠纷，只能采取信访的方式。我们往往会说由于司法的不公平，由于司法的腐败，所以不得不出现信访制度。所以我觉得对司法制度的改革是目前改革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要解决刚性稳定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就一定要有司法改革。
　　
　　怎么改变司法？我说要有司法制衡。我们制衡谁？用司法权制衡基层政府。与中国老百姓权利相关的司法问题主要在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解决，能不能想办法使现在的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脱离地方政府的控制，脱离地方官员的控制？能不能在基层法院、检察院把这一点先改了，起码做到县、市两级法院的人、财、物都不归地方政府管？我认为，对地方县级政府一方面要给它权力，让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治，另一方面一定要有司法权的制衡，当司法这个最后的社会底线能够承担起责任的时候，社会冲突的发生会少很多。

　　
　　刚性稳定结构怎么改变？就是要进行政治改革，包括司法制度改革，这是我这几年思考的问题。2004年12月我到台湾去访问，在台湾大学做演讲，做完演讲之后，我要求他们派一个司机、给我一张地图，再派一个埋单的人，让我拿着地图从台北走到台南。我问台湾老百姓很多的问题。我问，假如你们的官员把你们家的房子拆了怎么办。99%的人回答说：不可能！他怎么可能拆我的房子呢？这个房子是我的。我就坚持问，假如拆了怎么办。他说我到法院告他，法院就会判他，这个政府就会很麻烦了。我说假如这个法官腐败了怎么办。他们再一次回答：不可能！法官不可能腐败，因为我有房产证、有产权，法官不可能乱判。我坚持问假如腐败了怎么办。因为我们大陆这边90%的老百姓相信法官会腐败。台湾百姓不一样，他说，我会到议员那里告他，我的议员就会很高兴，会立即去调查，召开新闻发布会，他的这个法官可能就会当不成了。我接着问，假如议员腐败了怎么办。他说这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其他的人都有可能腐败，议员一定不会，不信我就打电话给他。他就把电话拿出来，给他们的议员打电话说我这里发生了一件事情你马上过来。他说，议员马上就会想办法过来，议员会很高兴特别兴奋。为什么？他就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只要调查这件事情马上就能得到很大的政治资本。所以你到台湾去，经常看见老百姓打电话给议员，议员就会马上赶过来，只要一调查完就会通知很多媒体。我接着问假如议员腐败了怎么办。他们说不可能腐败，他要到我们家拜选票的，如果不解决我的问题，如果他腐败，我的选票就不给他了。

　　
　　从台湾回来，我总结了基层和谐社会最主要的几个特点。台湾的基层社会是非常稳定的，所有的表达都在法定的框架内进行。我们所谓群体性事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缺少法律下的秩序性。我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感觉不像大家讲的那样。台湾的很多老百姓没看到过大陆人，说我今天请你吃饭，到镇里面去。我看见他的家门没关，我就说你门还没关，他说不用关的，没事，我们家有摄像头，来了什么人都能看见。我就想，在我们这里，来了人会把摄像头也搬走的（听众大笑）。考察台湾的社会，我就想，一个稳定的社会首先是确定的产权。我们是不确定的，说是你的就是你的，说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第二，有权威的司法机构，有问题可以找司法。在台湾有，我们这里没有司法权威，法官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大部分都是贪官。第三，有真正的代议制度，代议制度靠的是选票，背后是开放的媒体。
　　
　　中国要从刚性的稳定过渡到韧性稳定，要从这些方面着手。有人问，你讲的这些在中国大陆能做到吗？基本上做不到，因为在我们这个地方是革命不合法，改革没动力，官方瞎折腾，社会无共识。我看一本杂志刊登了我在日本的演讲，还有人给我写信，说你讲的非常好就是做不到。我讲这话的时候心里也没底，不知道能不能做到。我们还有别的办法做到吗？革命话语已远离我们而去，革命已经不合法。你要想革命，在民众那里也做不到，我在调查湖南农民的时候问过，他们学毛泽东搞农会，你们到底怎么看？那些农民告诉我，不相信他们，这些人去了之后又是另外一批贪官污吏，你要再搞一次革命，不又是骗人吗？我最近几年走了很多地方，发现民众并不认同通过暴力的手段打破秩序。到网上发发牢骚可以。
　　
　　改革的话语虽然还有合法性，但是它带来的诸多问题使它已经丧失了动力。改革的确存在很大的问题，因为在中国的改革往往是部门主导的改革，部门主导的改革做出的往往是有利于它自己的一些选择，我们很难再对改革寄予很大的希望。而且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执政的团队，没有足够的压力他愿意把权力放出来吗？孙中山学苏联以党治国以来，党、国一直是联系在一起的。政治改革牵扯到权力的分配，我们能寄希望于掌握权力的人主动把权力让出来吗？所以我们看不到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所在。执政的人为私利瞎折腾，精英阶层就讲我们不折腾，不折腾就是不改革，所以中国在这些问题上找不到改革的力量和动力。
　　
　　对待社会稳定，中国学者有两种心态，一种心态是很多人认为还是稳定吧，不要乱，乱了之后中华民族要多少年才能恢复；一种心态是干脆乱了再说。虽然我们希望这个国家、希望这个民族、希望民众不要因为社会动荡受到损害，我们也知道应该怎么改革，但就是找不到力量，找不到一个途径，感觉到很困难。不过，虽然我们心中充满了困惑，但我们还在仰望星空，希望这个民族能够寻找到一个稳定发展的道路。我在想，今天在这里仰望星空的人到底能为这个社会做什么呢？能为这个社会刚性的稳定走向韧性稳定做些什么呢？我心中充满了疑问。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