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个例子。中国老百姓找政府说什么事呢？他会说，你说了给我10块钱，怎么只给我5块钱，你这个政府不讲规则，讲话不算数。西方人不会这么讲，西方人会说你怎么能只给我10块钱，根据人权你应该给我100块钱。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思路，一个是根据已有的法律原则，一个是根据意识形态和天赋的人权。裴宜理教授的观点改变了整个西方对中国社会的判断，她说执政党身在福中要知福，假如有一天，中国的老百姓不和你讲规则了，开始讲天赋人权了，那你的麻烦就大了。中国的老百姓现在一切都按照政府的规则做，这就是中国社会保持着稳定，没有发展根本性改变的原因。现在恰恰是由于政府不守规则，讲话不算数，才带来了这么多问题。2008年的7月裴宜理教授约我到哈佛大学，我们有一个对话叫《中国的政治传统与发展》，解释了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像西方学者判断的那种动乱。
　　
　　第三，反应性大于进取性。在我看来中国的老百姓不会主动去找政府的麻烦，恰恰是政府找了老百姓的麻烦，老百姓感觉你不作为或者乱作为带来了问题，所以他是被迫采取的行动，农民问题、工人问题和市民问题都与之相关。
　　
　　第四，目标的合法性和行为的非法性共存。
　　
　　对维权问题我简单地总结了这四个特点。我们认为目前中国发生这么多问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维权。
　　
　　第二种是群体性事件，就是像2008年6月28日贵州发生的瓮安事件，我把它叫作社会泄愤事件。这个名词是2007年10月30日到美国一所大学做演讲的时候编出来的，当时我实在找不出一个别的更好的名词来概括瓮安事件。我认为，现在有一种特殊的群体性事件叫泄愤事件。
　　
　　这种社会泄愤事件有几个特点：第一，它发生得特别偶然，没有一般的上访或者行政诉讼的过程；第二，最关键的问题是它没有明确的组织者，绝大多数参加的人没有实际的利益关系，主要是路见不平和借题发挥，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以发泄为主；第三，在这个过程中新媒体起了很大作用，比如网络、短信；第四，有对政府机关和其他设施打、砸、抢、烧的违法行为。研究社会泄愤事件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问题都有一个明显的诉讼对象。
　　
　　而第三种事件骚乱，就不是这样的，它可能没有明确的针对对象。2008年的9月，湖南吉首因非法集资引发暴力冲突，涉及商店和其他社会设施，2008年10月国庆节的时候吉首市的商店都是关门的。这样看来维权、泄愤和骚乱是完全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