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面：货币宽松 - 第7章刘煜辉：中国通货膨胀的经济逻辑与治理 - 中国2013：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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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需求面：货币宽松

　　刘煜辉，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
　　
　　当下中国的通货膨胀从需求面上讲是货币宽松，从供给面上讲是投资效率低下，大量资源被配置到生产率低下的经济活动上。这两个方面的原因都很突出。
　　
　　2003年以来，中国的货币环境处于历史上最为宽松的时期。
　　
　　过去8年中，金融部门的扩张速度显著超出经济总量增长的速度。央行资产从2002年年底的5.11万亿元增长至2010年年底的26万亿元，增长了4.09倍；银行资产从2002年年底的23万亿元增长至2010年年底的94万亿元，增长了3.09倍；广义货币（M2）从2002年年底的18.5万亿元扩张至2010年年底的72.5万亿元，增长了2.92倍；而同期名义经济总量只增长2.31倍。央行资产、银行资产和广义货币过去8年的增速都比名义经济总量的增速快得多。
　　
　　尽管中国经济处于转轨时期，有正常的资本化需求，比方说，1998年以来的房改，中国家庭无形中增加了一块很大的财富；再比方说土地流转的逐步市场化，也是要产生大量的货币需求的，但可能也无法对冲掉超出经济增长的货币。特别是最近两年，当资本化需求已经大幅减少时，中国的货币量暴增了53%，而名义经济总量只增长了26.7%，货币增长率超出经济增长率整整一倍。

　　
　　从资金价格看，1995年年底中国经济成功地从高达26%的恶性通货膨胀中软着陆。1996—2002年，中国经济的平均真实利率为2.93%。但2003年至今，中国经济的平均真实利率是-0.3%，8年的96个月里有52个月的时间中国经济处在负利率中。
　　
　　2003年以来，中国的通胀有其清晰的逻辑路径：货币超量—资产泡沫—物价上涨。这是一个长期货币超量累积的过程，不仅仅是某一个时点货币超量了，因为这段时间是新中国经济史上货币政策超宽松的时期。土地和房地产价格涨起来后，才通过相应的传递渠道向物价的各个领域扩散。这需要一个时间的累积，也决定了中国的通胀会成为一种长期压力。
　　
　　2003年以来，中国物价上涨主要由两块构成：城市服务性价格和食品价格。城市服务性价格上涨的货币逻辑是，地价和房地产价格暴涨直接驱动人工成本上涨，这就牵扯到经济学上的“生存线”的概念。食品价格上涨的货币逻辑是，城市人工成本上涨，对应的是农业人工的机会成本上涨（经济学概念）；同时农产品从种植出来到运抵城市的卖场，流通过程属于大服务，所以人工成本上去了，流通成本也就上去了。
　　
　　中国劳动力成本趋势性上涨当然与中国人口结构拐点逼近相关。从城乡二元结构角度看，当经济发展越过“刘易斯拐点”，劳动报酬会加速上升。因为现代工业部门已经不能再用“不变工资制”从传统部门吸收“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了。有研究估算，今天中国农村剩余的青壮人工数量已不足5000万。从人口红利的角度看，中国15～65岁的适龄劳动力人口将在2015年达到峰值。
　　
　　由人口结构的拐点引发的工资上涨应该是一个均匀释放的过程，可能会像沙丘一样平缓，日本的经验数据反映了这一过程。但中国劳工工资的上涨2006年以来却像峭壁一样陡峭，令人困惑。中国劳动力红利的释放完全有条件比日本更均匀、更持久一些，因为中国广袤的国土和区域差异可以使这一过程有足够的纵深，资方可以将工厂迁往内地，或用机器替代人工，但当下内地的土地等要素成本也在快速上涨，所以薪酬上涨变成全局性的异常刚性。
　　
　　刘易斯认为，一个国家在拐点之前也会出现工资上涨，这主要是因为维持“生存线”的工资水平上涨。低端劳工的报酬维持在城市基本生存保障的水平上，它决定着一个城市的物价水平。超量货币大量投向资本品以后，土地和地产价格近年来急剧涨起来，城镇的生活成本、商务成本就上去了，低端劳动者的报酬会被倒逼上涨。这是相对的，务工成本涨意味着务农的机会成本涨，于是又牵引着农产品必然趋势性地涨。反转过来，当工业的利润变得越来越薄，就会有更多资金被从实体挤出进入虚拟，推动着资本品价格更快速度地涨，这是通胀自我实现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