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解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之后，能够解释经济增长绩效的残差，可以被看作是全要素生产率中的技术效率部分。这部分效率通常可以通过改革经济体制、完善激励机制、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等努力获得。如果仅仅把产业结构升级变化作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度量指标，则产业内部的资源重新配置，即最富有效率的企业得以生存、发展，从而达到较大的规模，也常常包含在技术效率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其中的技术效率，是企业自己的事情，政府所能做的，不是在微观层次或投资领域的越俎代庖，而是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让有效率的企业存活和发展，并淘汰那些没有效率的企业。其实，整体经济健康程度的提高，取决于那些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好的企业能够占主导，并不断提高其份额，因此，熊彼特所倡导的“创造性毁灭”就是提高整个经济健康程度的机制。只不过，这个机制包含的内容很多，而不是简单地把创造与毁灭相提并论。
　　
　　首先，政府要舍得让那些没有效率，并且被证明没有希望回到效率轨道上的企业被淘汰出局。中国的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长期以来扮演着发展型政府的角色，为许多企业的诞生和成长殚精竭虑。在企业生存面临挑战时，政府无论出于感情还是现实的GDP、税收和就业考虑，都十分地割舍不开。但是，在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调整时期，一部分企业垮掉是取得更高整体效率所必须支付的代价。日本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就犯了保护低效率企业的错误，而且这个错误如此严重，形成了一批该死不死的“僵尸企业”，成为“失去的十年”乃至“失去的二十年”的微观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