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或者高度化而获得的。例如，劳动力和其他要素从生产率低的产业向生产率高的产业转移，就是部门间资源重新配置的典型形式。除此之外，部门内部也可以形成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主要表现为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得以扩大，因而效率与企业规模成正比。研究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一半的因素来自这种资源重新配置过程。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间，资源重新配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至为显著。经济学家观察到，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对经济增长率做出的贡献在16%～22%之间。实际上，人们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在计量经济学的意义上，部分体现在这个贡献份额中。因此，不言而喻的是，随着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点，从而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也将大幅度减慢。例如，外出六个月以上的农民工数量，在2002—2006年期间平均每年增加6.0%，而在2006—2010年期间平均每年仅增加3.7%。
　　
　　表面上看，人口红利消失所导致的“民工荒”现象的出现，以及非熟练工人工资的迅速上涨，似乎预示着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在中国的终结。其实，这个结论并不准确。至少在今后10～20年中，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潜力仍将存在，并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个因素，将会有力地支撑这个转移过程。
　　
　　第一个有助于产业在区域间转移的因素是，我们迄今为止尚看不到哪个国家或者哪一组国家，有足够的规模和力量替代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当一些记者看到有投资者因中国沿海地区工资上涨，而把投资转移到印度和越南等地时，便尾随而至，到那些新的投资地采访。结果，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些国家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也在上涨，而且与中国工资上涨的时机十分相符，涨幅也相差无几。其实，这也算不上奇怪。既然过去20～30年中，中国廉价劳动力可以抑制全球的工资上涨，今天中国的工资上涨也可以带动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追随中国之后，等着收获人口红利的国家。我们不妨做一个小小的实验。如果我们把不包括比中国发达程度高的俄罗斯、巴西、南非在内的所谓“金砖五国”（BRICS）和“新钻十一国”（N-11）劳动年龄人口相加总的话，观察各国的份额会发现，与那些等着收获人口红利的国家放在一起，中国的劳动力份额仍然超乎寻常地高。
　　
　　这意味着，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总规模和庞大份额，它不会是全球劳动力价格的被动接受者，而在某种程度上是全球劳动力价格的决定者。也可以说，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虽然因劳动力成本提高而有所削弱，但短期内尚没有足够大的竞争者，可以替代中国的地位。这给予我们一定的时间，推动产业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第二个有助于产业在区域间转移的因素是，我们可以预期在一定时期内，中西部地区工资水平将继续低于东部地区。随着“民工荒”现象的出现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农民工工资在东、中、西三类地区之间出现了趋同的趋势。2003年，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平均工资仅仅相当于东部地区的74%，而2009年这个比例提高到96%。
　　
　　不过，我们仍然可以预期，沿海地区工资上涨速度会逐步快于中西部地区。因为从目前劳动争议案件总数量和发生率看，东部地区占压倒性多数。例如，目前全国立案的劳动争议有72%发生在东部地区，这里的劳动争议发生率，即每一千个职工对应的劳动争议案件数为5.2，大大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1.5和2.0。由于劳动争议的主题是工资，这就意味着东部地区的现行工资水平更加不能使工人满意，而为了吸引劳动者，工资的继续快速上涨是可以预期的。相比而言，中西部地区的现行工资水平，对本地劳动者，特别是那些年龄偏大的农村劳动力仍然是有吸引力的，因此，在他们被动员到非农产业就业的情况下，工资的提高可能会相对平滑。这样，我们从地区工资差异以及潜在的劳动力供给角度，看到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巨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