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 第3章约翰内斯堡：我走向全球的起点 - 可口可乐的征服：全球超级商业董事长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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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第五章

　　在南非，我首次见识到了政府施行的物价控制策略，看到了政府对自由市场经济进行的干预而带来的古怪后果。
　　
　　那时候，南非政府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强行干预物价。其实，要想有效地稳住物价，关键的一点是让市场保持健康的竞争秩序。南非不然，哪家公司要想抬价，首先要向政府部门提交一份详细的盈亏说明，但可口可乐并不认同这个做法。说来也怪，这反倒让我们大大挣了一笔。
　　
　　有几家小型的饮料公司，他们的市场份额极为有限。其中有一家叫戈德堡—泽弗特，在南非拥有七喜品牌的经销权。他们的营销策略是保持饮料的价位比可口可乐低百分之十五，所以利润极低。结果，他们总是第一个跑到政府那里要求提价。
　　
　　可口可乐的利润空间原本就不错，但每当政府批准他们提一次价，自然也就进一步提高了我们的价格底限。如果政府不允许提价，那么像戈德堡—泽弗特这样的小买卖就只能关门倒闭。
　　
　　摆在政府官僚面前的选择很简单：是看着那些小打小闹的商家出局呢，还是允许涨价看着大玩家们继续牟取高利润呢？这个难题很有意思，也充分说明政府插手市场的自然秩序会发生什么事情。最后的结果是南非的大多数消费者在饮料上花的钱不是少了，反而更多了。这就是政府干预物价的措施很少奏效的原因。
　　
　　我到约翰内斯堡的第一天就有种感觉，我在这儿的工作只是个过渡，如果顺利，它会让我从非洲走向世界。任总经理之后大约一年左右，我的想法得到了证实。一天，我接到伊恩•威尔森的电话，他当时在亚特兰大，司职可口可乐在亚洲区的工作。威尔森在可口可乐算得上是位功成名就的大明星，经常陪着可口可乐德高望重的元老罗伯特•W•伍德拉夫在南乔治亚岛的种植园捕鸟什么的。每当威尔森过生日，伍德拉夫还给他捎去玫瑰。不过，伍德拉夫对可口可乐最高层的圈内人士都这样。
　　
　　“内维尔，你有没有思想准备到南非以外的地方工作？”威尔森问。我说准备不足，最好先在装瓶厂再干一段时间，等经验丰富之后再离开。“那就等你准备好了，到时候告诉我。”他这样对我说。
　　
　　1979年晚些时候，公司高层对我这一年的业绩进行评估后，让我掌管整个非洲南部的装瓶厂。我拒绝了，因为我已经做好了离开南非的准备，要到世界的大舞台上一试身手。我给亚特兰大的威尔森打了电话，于是，他给北林荫道的总部通了气，1980年春天，我被召到了亚特兰大，威尔森任命我为可口可乐驻澳大利亚的总经理。
　　

　　悉尼只有一家公司直属的装瓶厂归我管理，其他的装瓶厂家都属于私人特许经营。所以，我的管理范围很有限，但上面承诺一年之内让我做整个大区的总裁，范围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周边的岛屿。这是可口可乐在全球范围内十八个大区中的一个。我先从亚特兰大飞到纽约拿了签证，然后赴澳大利亚做就职演讲。在那一周里，我几乎围着世界飞了一圈儿。从约翰内斯堡到亚特兰大，从亚特兰大到纽约，从纽约到悉尼，再从悉尼飞回约翰内斯堡。
　　
　　离开南非时我很伤心，我一直爱着这个国家，我是在这个国家真正长大成人的。帕梅拉也同样恋恋不舍，不愿离开这块“我们的”大陆，她毕竟也在非洲生活了二十六年。现在我们每年都要回非洲一次，并资助那里很多非政府组织。
　　
　　我们于1980年初搬到了悉尼，当时卡拉才两岁。悉尼的市容让我想到了南非。在我看来，世界上有五个最美丽的城市，悉尼和开普敦都在其中。我们找房子的时候有个美好的想法，住得要靠海，每天上午可以到海滩上去，游游泳或是干点别的什么。但后来发现，要买这样的房子，我们手头的钱还差五十万美元。最后，只好花二十万美元在悉尼以北十英里处的科德角买了处房子，带阳台和游泳池，坐落在一片美丽的林子里。

　　
　　这儿离海滩也不算远，只有二十分钟的路程。我们经常带着小冰箱，里面装着对虾、牡蛎和一瓶葡萄酒到海滩上看日落，天晚了之后在海里游泳。我们也去看歌剧、芭蕾和赛马。有时候也看棒球比赛，这种比赛是为保护一种鸭嘴兽募捐。我们还交了一些朋友，关系最好的是林恩和迈克•霍尔。我们后来发现我们有些远房表兄妹也住在澳大利亚。
　　
　　悉尼虽说城市很美，但有些土气，我们在那儿生活得并不愉快。现在悉尼成了国际大都市，但当时不行，我在公司的外面很难交到朋友。人们经常罢工，这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意，也给日常生活带来不便。这儿的生活消费比南非要高出百分之十，如果涉及到体力活儿，费用会更高，比如给园丁、保姆和垃圾工支付的报酬。
　　
　　我这份新工作干起来也不顺手，因为可口可乐公司和当地装瓶厂之间的关系很紧张。有个在布里斯班开装瓶厂的叫阿奇•鲍尔，人非常粗鲁，又尖又滑，很难缠，是个没教养或者说没文化的人。
　　
　　早在来澳大利亚之前，就有一帮澳大利亚的装瓶商人到约翰内斯堡来过，其中就包括这个阿奇。我在家里请他们吃晚餐，当时我的房子正在出售，因为我们正在办理移居澳大利亚的手续。阿奇把帕梅拉弄得很难堪。他说：“你们卖房子可是办了件天大的傻事。不出半年，内维尔就会和澳大利亚的装瓶商闹崩的，到时候你们还要回来住这房子的。”他说这话时很严肃。
　　
　　到了一个新的国家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四下里走走，看看装瓶厂和客户。这样的旅程饶有趣味，沿途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风土人情，每个地方或每座城市由于历史、地域和气候的不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昆士兰州的首府布里斯班是澳大利亚大城市中最粗犷的一个，这个州历史上是种甘蔗的地方，所以地面凹凸不平，后来开发了旅游业，才被踩得平整光滑了一些。这儿的装瓶厂总经理阿奇以前就是个收割甘蔗的，他对此很自豪。这人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政治上糊涂得无以伦比。我第一次到布里斯班的时候，他在希尔顿酒店顶层的私人包间里为我搞了个晚餐会，窗外景色十分怡人。他的主要客户和批发商们，还有一个大旅游公司的老板和一个赛狗公司的经理都到了场，据说那个赛狗的是他最要好的“伴儿”。他们一边大口喝酒吃海鲜，一边对我讲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如何讨厌那些矫揉造作的东西，用他们的话说，他们讨厌充满娘们儿气的男人，这些人毫无风度可言。
　　
　　那天晚上，可以说我是在奄奄一息地挣扎着。为了弥补我们之间的文化鸿沟，我尽量把话题往体育上引。在澳大利亚，这一招像符咒一样灵，因为这是一个过去现在都对体育非常着迷的民族，也这反映出最粗鲁的澳大利亚人也绝不缺乏对生活的热爱。可我在体育方面实际上还是个“糊涂蛋”。
　　
　　晚宴一直延续到午夜才散，我总算解脱了。我摇摇晃晃地拿着房间钥匙鼓捣了半天才算上了床。我知道自己喝多了。大约五分钟之后，有人敲门。我让对方等等，边说边找了条浴巾裹住了赤裸的身体（我是个大个子，可旅馆的睡衣太小，包不严我的身体）。打开门一看，是位漂亮的小姐，黑头发，穿着短裙。她称我为内维尔，我礼貌地问她是谁，可她却问能否进房间再说。我迷迷糊糊地理着自己的思路，那姑娘见状说：“是阿奇（那个装瓶厂长）让我来的，他付过钱了。”人们都知道，酒精会削弱人的意志力。我不标榜自己有多贞洁，但我确实礼貌地拒绝了她，然后把门关上了。我算是过了一关，但同时心里也对阿奇的为人有了底。没出一个月，迈克 •霍尔解雇了两名违纪的雇员。迈克是我在可口可乐的事业和生活中的挚友，后来做了澳洲区的营销总管，一直在我手下工作。被解雇的两个人和阿奇配合非常默契。我们一直想抓住他俩接受妓女“贿赂”的确凿证据，但没能得手，可他们变本加厉又以别的方式违反了公司的规章为他们的装瓶厂谋利。
　　
　　1980年夏，我飞到东京向伊恩•威尔森报告第一个澳大利亚工作计划的情况。威尔森这时候已经是可口可乐公司的副董事长了，而且刚刚得到好消息：他要接替即将退休的保罗•奥斯丁成为可口可乐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那天晚上的晚些时候，伊恩把我约到了他旅馆的包间喝酒以示庆祝。他的助手彼得•乔治来门口接我，看得出他和伊恩早就喝上了。可一进门才知道，伊恩刚刚又接到一个电话说事情有变，有个叫罗伯托•戈因朱艾塔的人将成为可口可乐新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这个人是1961年趁着去迈阿密度假的机会从古巴逃到美国来的。我在伊恩的旅馆房间里陪他坐着，他的职业生涯算是到头了，他怒不可遏，把一肚子苦水全倒了出来。奥斯丁推荐的本来是伊恩，为此还专门举行了庆祝晚宴，当时把夫人们也都请来了。可罗伯特•W•伍德拉夫否决了奥斯丁的提议，推出了戈因朱艾塔。伊恩对我说伍德拉夫这样做是因为他不想让一个南非人当公司的头儿，因为1980年的时候国际上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的呼声越来越高涨。

　　
　　伊恩咽不下这口气，于1994年在南非开办了百事可乐经销公司，当时种族隔离制度已被推翻，不过他的公司败得很惨。2001年，伊恩在美国因虚报自己建立的奥罗拉食品公司的财政状况被指控涉嫌证券诈骗罪，出庭辩护后被判处了监禁。
　　
　　在东京度过的那个夜晚令人很不舒服，回到悉尼后我感觉自己也有点儿前途未卜。是伊恩把我弄到澳大利亚来的，他还承诺让我做澳洲区的总裁，可他现在却要走了。
　　
　　1981年初，一个叫萨姆•阿尤伯的埃及人到访悉尼，我们请他在美洲俱乐部共进了晚餐。萨姆接替了威尔森的职务，担任亚洲区的总管。我在澳大利亚的顶头上司叫罗伯特•帕特森，是澳洲区的总裁，当初伊恩承诺的就是让我一年之内接替他的职务。这人有个习惯，总要求下属晚上早早回家。他规定公司的人如果参加晚宴，最晚也要在九点钟之前结束。可阿尤伯那天提出晚餐后要玩儿老虎机，这让帕特森很烦。帕特森不去，于是我就和阿尤伯走到赌博机那儿碰运气。我们玩儿的时候，阿尤伯说：“你是知道的，准备由你接替罗伯特，计划没有变。这次我要带他回亚特兰大，你要当这个区的总裁了。”原来，上面换了新人以后仔细检查了澳洲区的工作情况，认为伊恩当初的安排是对的，这下我彻底放心了。
　　
　　几周之后，我和罗伯特•帕特森视察纽卡斯尔的装瓶厂，这时候萨姆来了个电话。那天是星期二，他让我星期四赶到马尼拉，和菲律宾那边的总管约翰•亨特一起待一周。亨特后来是可口可乐公司的两名首席运营主管之一，而且总裁唐纳德•基奥显然是看中了他，想让他做可口可乐的下一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于是，我对罗伯特说萨姆让我周四去马尼拉。
　　
　　“什么事？”罗伯特问。
　　
　　“我也不清楚，好像是关于一家合资企业的事。”我回答。
　　
　　“别去，”罗伯特不同意，但他心里清楚我不去是不行的。“他们正在那边收拾烂摊子。”
　　
　　我即刻返回了悉尼，很快就登上了去马尼拉的班机。飞机降落在一个破旧的机场上，我看到约翰•亨特正在舷梯的下边等着我。
　　
　　原来，可口可乐公司对我的人事安排又有了大的变化，亨特和我的事业发展将令人愉快地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