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能额外挣点钱，在大学里过得好些，每逢周六上午我就去一家服装店打工。店主雇用我并不是因为我卖货有什么本事， 而 是因为我是个小有名气的橄榄球明星。开普敦大学有很多橄榄球队，但水平相去甚远。1964年的时候我已经进入了乙级联赛的球队，但那年要想进入甲级队似乎 没什么指望，因为我在球场上司职前锋，那只甲级队里有两名球员牢牢地把持着那个位置。到了大学三年级，有一家甲级俱乐部提出，如果我愿意离开开普敦大学的 校队，他们愿意给我一个位置。那只球队不是太强，但毕竟是支甲级队。但我父亲不同意这事。他说：“我觉得没必要到一支实力不强的甲级队里打球。你应该记得 我那句老话，‘永远做最强的’。”他这番话对我以后的生活颇有裨益。在后来的岁月里有很多公司提出要给我一个位置，但它们都不像可口可乐这样大牌，我都毫 不犹豫地拒绝了。可以说，父亲是对我生活影响最大的人。
　　
　　我接受了父亲的劝告，留在了校队，几周之后我们这只队伍也升入了甲级。1965年，南非从全国的大学里选拔球员，组队与阿根廷队打对抗赛，我被选中了，我第一次尝到了真正的一流比赛的滋味。
　　
　 　同年，我大学毕业，先是在约翰内斯堡的埃德加连锁店的一个分店做实习经理，干了六个月，之后，赞比亚一家可口可乐装瓶公司向我发出了邀请。老板叫莫里斯 •戈什，立陶宛人，犹太血统，是二战中纳粹对犹太人施行大屠杀时逃到非洲来的。他当时很惨，有一段路甚至是赤着脚步行。他跑到了赞比亚的第二大城市基特 韦，白手起家创建了一番工商伟业。他曾当过基特韦的市长，这事儿总是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就连我和他探讨公司是否应该与其周围的社区保持密切关系这类商业问 题时也不例外。我和戈什的女儿蕾娜在大学里是恋人，这是我人生早期最纯洁的爱情，但后来我们分手了，因为她的哥哥娶了一个基督徒，家里为此闹得不可开交。 她后来嫁给了一位犹太医生。蕾娜的哥哥伯纳德在梅奥诊所工作，是世界上顶尖的心血管医生之一，我们的私交一直很好。其实最早要雇佣我的人就是戈什先生，但 考虑到我和蕾娜是恋人不方便，所以我拒绝了。可现在没了障碍，不可能再发生什么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