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节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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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大早完事之后我们赶紧把羊完好无损地送了回去。但是,别的学生也去那儿偷羊,结果没能得手被抓住了。警察把 他们带走之后告诉他们,只要他们交代谁偷过羊,就不起诉他们。我们也老实,就主动认了错,根本没意识到这有可能会以盗窃罪的名义受到起诉。后来,问题果真 严重了,最后还是一位法官出面撤销了这个案子。我们后来了解到这位法官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也在我们的公寓区被迫参加过同样的仪式,所以他理解我们的处境。 作为对我们的处罚,大法官的副手给我们的家长写了一封信。父亲是位职业警官,所以对这件事非常生气。不过我好歹算躲过了一劫。那位法官最终成了南非司法界 的资深人士,近来在一次晚宴上我碰巧和他坐在一起,虽说已是八十多的老人了,可他仍清楚地记得此事,也承认他当时确实起了作用,说至今还觉得这事很有意 思。
我在开普敦大学的公寓住了三年,一直爱喝百事可乐。在南非,开普敦是当时百事可乐主导市场的几个地区之一。在校园里,百事 可 乐是绝对的主宰。在卢萨卡的时候我也喝可口可乐,但上大学之后,我随大流强迫自己只喝百事可乐。即使这样,在校园外喝饮料的时候,我还是选择可口可乐,这 显示了这种产品的重要影响力。现在,可口可乐在开普敦的销售异常火爆,这个局面是福布斯家族开创的,他们把可口可乐在南非原本疲软的市场变成了今天最强 劲、最火爆的营销市场。
在校内,我是橄榄球队的球员,身高已经达到了六英尺五英寸。在体育方面,我最喜欢橄榄球,这项运动对我 的 团队精神和生活勇气的培养都有很大的有处。每到冬季,我们就在整个南非打巡回比赛,球员们结下了深深的友谊。今天,只要到了南非,我依然尽可能要见一见当 初的老队友。
在那里,我开始对社会学感兴趣,准备将来做一名社会福利工作者。要取得社会福利工作者的资格,必须做大量的实际工 作 经验才行。比如,我会被派到开普敦的贫民窟找那些在红十字儿童医院治疗过的烧伤病人做后续回访。贫民窟的人习惯在周五的晚上喝酒,有时候做父亲的回到家 里,喝多了会和家人打架,很容易把炉子或油灯碰翻,结果就把孩子烧伤了。所以,我去那里搞个案研究,确定父亲们是否有家庭暴力倾向,确定这个家庭是否还能 维持下去。我做过六个月这种深入的,有时会令人心痛的工作。
由于反对种族隔离,我被选进了学生会,1964年又成为了校刊的编 辑,开始写社论抨击政府试图把开普敦大学为数不多的非白人学生从学校开除出去的企图。尽管校园内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学生已经是白人,但政府的官员们还想走 得更远,想把它变成一个百分之百的白人学校。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想法从未实现过,现在开普敦大学是一个典型的多种族高校,世界排名第105位,在非洲 的排名第1位。
“开普敦大学是白人反对种族隔离的温床,”我的一位同学同时也是我橄榄球队的队友休•科本回忆说,“那时候正是在南非能得到最自由的思想教育的时候。”
科本还清楚记得南非的保安警察坐在杰克•西蒙斯教授的课堂上,就等着他说出煽动性的话来,因为这位教授常常说这样的话,有时候还为此坐牢。他一坐牢,学 生们就会把监狱围住,要求释放他。科本还清楚记得有其中有一个学生是南罗得西亚(现在的津巴布韦)白人农场主的儿子,现在住在美国的旧金山。
我反对种族隔离的观点有时候会和我橄榄球运动员的身份发生冲突。橄榄球是南非白人的民族体育运动。我记得,有一次比赛结束之后,场地隔栏外面的一个警察 走过来问我:“你脑袋没进水吧?我们原以为你是我们的人。”他不理解一位橄榄球运动员,而且还是俱乐部的正式球员,居然反对种族隔离。“当心点,我们盯着 你呢。”他随后警告了一句。那年晚些时候,我的住所受到了保安警察的突袭检查,他们想找出什么煽动性的材料,结果一无所获。他们没发现,在一只旧书架上的 书后边藏着一本毛泽东的红宝书。
有一个和种族隔离相关的问题让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南非政府发布了一条法令,校园里举行的所有 舞 会都必须实行种族隔离。于是学生会也通过了一项决议,在政府同意各种舞会可以对各种族的学生自由开放之前,决不举办任何舞会。但问题是有些舞会是为一个叫 学生健康和福利中心的学生组织募捐而举办的,这个团体的宗旨是给开普敦城郊一个叫温德麦尔的地方的穷人提供卫生服务、廉价食品以及其他帮助。我做过社会工 作,心里清楚这样的援助是绝对必要的。无论怎样,我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学生会与政府的这种对抗会伤及到我们想帮助的人。我觉得要抗议政府的决策应该寻 求别的办法,于是就和学生会里反对禁止所有舞会决议的少数人站在了一起。我是校园反种族隔离组织成员中唯一一个采取这种立场的人。我顶住同龄人的趋同心理 压力逆流而上,反对给需要帮助的人增加痛苦。就是到今天我也说不清我的做法是对还是错。
在我上大学期间,赞比亚正式脱离英国实 现 了独立。我为开普敦大学赞比亚籍的学生搞了个庆祝会,那是1964年10月24日,到了午夜,就在那家酒店的大厅里,当时的英国大使也在场,我们降下了英 国的国旗,然后第一次升起了赞比亚的国旗,大家还一起唱了赞比亚的国歌。“屹立歌唱赞比亚,自豪自由地……”我确信这次款待贫困学生的免费啤酒会增强大家 的历史责任感。
虽说我学的是社会福利专业,可还是感觉到了商海的诱惑。我大学里的很多同学都来自约翰内斯堡或者是开普敦的富有 人 家,他们的父亲都有自己的产业,住的是豪宅,上学来开的是崭新的汽车。而我根本没车,只能和不同肤色的人们一起住在学校。我觉得低人一等,有时候甚至对这 种财富上的差异感到愤愤不平,但更多的还是对出人头地的渴望。我虽然是个警察的儿子,但总觉得将来有一天也会有和那些同学一样的经济地位,也会有和他们一 样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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