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最为重要的阶段性变化是纳入资本全球化——百年苦恋工业化的中国人，在世纪之交告别产业资本阶段的长期短缺，迎来全面过剩之际，随即遇到国际产业资本的全球布局，促推西方制造业大举转移进入中国。但另一方面，随着这一轮产业经济高增长而来势汹汹的，主要是金融资本全球竞争的新挑战！
　　
　　一、现象归纳：60年4次引进外资各伴生2次危机
　　
　　第4次外资与纳入全球化——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随之成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排名第一的国家。以西方为主的跨国公司愈益控制着中国的产业和出口，并占有主要收益。以输入型因素为主的危机使没有全球话语权的中国政府依靠国内宏观调控的代价过大。
　　
　　二、危机七：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及影响
　　
　　随着经济外向度在1997年增加到70%以上，中国开始遭遇第一次输入型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外需显著下降，政府随即启动国债投资拉动增长，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相对比较主动的危机应对行为（10年之后，当面临同样的外需下降于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而再次发生的时候，中国政府以增加国债投资为主来应对，其经验已经比较成熟了）。
　　
　　三、第四次外资外债背景及逻辑演变：1997—2008年：国内外两个“产能过剩”的碰撞
　　
　　中国领导人在1999年提出“以人为本”，似要改变“以资为本”的发展逻辑。此前中国经济学家已经指出“生产过剩+劳动力过剩=恶性循环”的一般内生性矛盾。同期发生的是中国“入世”游戏的多方博弈——庞大的中国过剩生产能力在纳入本来就严重过剩的全球化过程中，引爆了病入膏肓的全球产业资本危机。跨国资本寻找要素价格低谷与占领市场双重目标驱动了全球产业重新布局，这是第四次外资进入中国的动因。
　　
　　四、危机八：2008年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及影响
　　
　　成功应对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有着丰富的财政投资经验的中国连续10年维持着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这种投资之于实体经济中物质财富的增长快慢，主要取决于幅员辽阔且区域差别显著的中国是否存在可吸纳基本建设投资的空间。也因此，增加投资于中西部和加强三农建设，才有应对全球危机的现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