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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图书频道 > 官场财经 > 中国的真实经验之八次危机 > 第 2 章 中国的8次危机及其“软着陆”
第3节 1978—1997:改革以来3次内源性经济危机及其化解

  如果把1988—1994年发生在中国的大危机与西方1929—1933年的大危机作客观对比,应该能出一本很有比较研究价值的学术著作。但得坚持客观地把1988—1989年的滞涨、1990—1991年的萧条和1992年的复苏、1993—1994年进入高涨的同时再次诱发高通胀的过程,看作一个比较典型的危机周期来作分析。诚然,中国1993年以后以应对危机的政府调控为实际内容的“深化改革”,及其造成内需下降导致的外向型经济大转型,对世界资本主义影响巨大,也给后辈留下了异常丰富的话题。
  
  一、危机四:1979—1980年改革以来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及借助“三农”的复苏
  
  在七十年代连续增加外债转化为赤字的压力下,必须换汇还债。随之是以中央财政“甩包袱”为内核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放权让利”为名推动“地方工业化”(与1958年类似)。于是,一方面是最有创汇潜力的沿海率先得到对外开放的机会;另一方面,这些地方的对外负债只能由中央政府偿还。于是中央与地方“条块分割,尾大不掉”的利益关系更加复杂。
  
  二、危机五:1989—1990年改革以来的第二次经济危机及“三农”应对


  
  八十年代因高增长+低上访的“黄金十年”而名垂青史!其中有三种不同的原始积累或资本扩张:一是城市经济基本完成了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进入产业资本扩张阶段;二是农村经济休养生息、乡镇企业进入产业资本原始积累阶段,遂使三农承载经济危机能力增强;三是国家垄断资本派生的“官二代”向“富二代”横空转世,官倒公司靠倒买倒卖、囤积居奇进行“权贵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三者充满矛盾的“谐振”造成经济秩序混乱和贪污腐败大量发生。
  
  三、第三次外资外债背景及其逻辑演变:1988—1994年:“关键要把出口创汇搞上去”
  
  日本高增长终结于房地产泡沫破灭,财政赤字与金融高负债,加速一般制造业的产业转移。
  
  中国受制于外汇短缺、财政赤字和偿债乏力,因而进一步放权让利于并不承担债务责任的地方政府,全国普遍出现“政府公司化”——各地政府借机攀比出台以“亲资本”为内涵的改革政策,大规模招商引资和经济过热,遂使中央债务负担陡增。
  
  四、危机六:1993—1994年改革以来第三次经济危机及其外向型转化
  
  鲜为人知的是: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相对于GDP的综合债务率曾经高达140%以上(高于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时的平均水平)。但在那时,因1989年“政治风波”遭西方封锁的中国没资格呼救——西方主流舆论是“中国崩溃论”……在中国政府严酷的宏观调控和自我紧缩的促推下,只能再次像1980年那次危机硬着陆在城市那样,以深化改革为名内向型地“成本转嫁”!在付出巨大财产损失和社会代价走出危机时,中国的国内战略产业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及其利润,都已经极高比例地受控于跨国公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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