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夏天，鲁迅离开日本归国。本来，鲁迅曾准备到德国去继续深造。但是，因为他的母亲在家庭败落之后需要赡养，还在日本立教大学求学而又已经结婚的二弟周作人也希望他能有所资助。这就使得鲁迅不得不结束留学生活，归国谋事，以承担日益沉重的家庭负累。鲁迅后来对友人说：“负担亲族生活，实为大苦，我一生亦大半困于此事，以至白头……”然而，在唯利是图的社会里，鲁迅愿意躬行损己利人的人生哲学，无所怨尤。他当时哪里料到，欲壑难填的周作人在十四年之后竟会对他反目相向呢!
　　
　　当鲁迅重新踏上祖国土地的时候，正值辛亥革命前夜：一方面，同盟会发动的武装起义已经遍及南方大部分省区，革命的宣传活动也由滨海城市逐渐向清朝的腹心地区发展，反清革命派已经形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另一方面，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为了苟延残喘，不但对革命派的活动进行血腥镇压，同时也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强化了思想控制。在辛亥革命的产儿呱呱坠地之前，我们的祖国母亲就这样处在痛苦的痉挛之中。
　　
　　在日本弘文学院带头剪掉辫子的鲁迅，一踏上祖国的土地，不得不首先花四块大洋在上海装了一条假辫子。这种假辫子虽然做得巧妙，不留心观察难以看出破绽，但不戴帽子不行，而且在人堆里还要提防挤掉或挤歪。基于这些不便，鲁迅在一个多月之后就索性将假辫子去掉了，脱去帽子，露着短发在路上走。这样一来，他就享受到一种新的待遇：最好的是被路人呆看，但大抵是冷笑，恶骂。小则说是偷了人家的女人——因为那时捉住奸夫，总是首先剪去他辫子的；大则指为“里通外国”，即所谓汉奸。鲁迅想，即使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也未必遭受如此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