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运动 - 第2章第一部分 - 民族魂：鲁迅传

第6节 “新生”运动

　　柔和的曙光悄悄地透过了窗棂，房东老太太又推开纸门屈身爬出来整理房间了。但身穿和服的鲁迅却刚刚倒在“榻榻米”上睡着。日本式的房间一般都离地尺许，木板地上铺着草席，每席长六尺宽三尺，两侧加麻布黑边，叫做“榻榻米”。人们平时两膝踞地伸腰跪坐，倦时则随便卧倒，晚上从壁橱取被摊开，就可以睡觉了。有些中国留学生睡惯了床，到了日本只好将壁橱的上层权作卧榻，鲁迅觉得十分滑稽。长期以来，鲁迅一直过着简易的生活，所以他对于这种朴素适用的日本式的房屋倒很欣赏。即使地上只铺着稻草，他照样可以倒头酣睡。房东看到室内矮脚书几上的洋灯罩上熏满了黑烟，浅紫色的“七宝烧”景泰蓝花瓶旁边堆满了书籍、稿纸，炭盆里插满了香烟头，像是一个大马蜂窝，便知道这位来自中国的青年房客又熬了一个通宵。这是1907年的春天，鲁迅住在东京本乡区东竹町的“中越馆”。
　　
　　鲁迅离开仙台重返东京之后，就开始从事他的“新生”运动。“新生”，原是意大利诗人但丁一本诗集的名字，鲁迅移用来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当时，同盟会领导的民族革命运动迅速高涨。围绕改革中国的道路问题，积极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民报》与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派的《新民丛报》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两个刊物笔战方酣的时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几乎都卷入了这场论战。鉴于当时的革命派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武装起义方面，作为同盟会机关报的《民报》又偏重于政治和学术，而无暇顾及文艺，于是鲁迅决定筹办一个名为《新生》的文艺性杂志，着重致力于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的改造。他认为，要使古老的中华民族获得新的生命，单纯排满是不够的，还必须改造旧中国病态的国民性，而文学则是“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有力武器。

　　
　　一切事情的开头总是困难的，鲁迅从事新生运动的情况也是这样。当时在东京的留学生中，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人很多，而治文学和美术者却寥若晨星。在冷淡的空气中，他幸而寻得了几个同志，有许寿裳、周作人、袁文薮等。鲁迅当初对于钱塘人袁文薮的期望很大，因为他不但答应供稿，还答应资助经费。《新生》杂志的筹办工作开始进行得比较顺利，不仅定印了不少稿纸，而且连封面的图案及插图等等都统统预备好了。鲁迅为第一期选定的插图是英国19世纪画家瓦茨的油画《希望》，画面上有一位蒙着眼睛的姑娘，抱着一张
　　
　　只剩下一根琴弦在震动的竖琴，屈腿坐在地球仪上。这幅画的主题是：“希望不是期望，它有点类似从那仅有的琴弦上奏出的美妙的音乐。”鲁迅还为后几期选择了一些插图，他特别喜
　　
　　欢俄国反战画家威勒斯卡金所画的髑髅塔，以及英国军队把印度革命者绑在炮口上的几幅
　　
　　画。但是，袁文薮不久即去英国，此后既不投稿，又不出钱，有如断线的风筝，一飞杳无踪影。他一走，由于只剩下不名一文的三个人，拟议筹办的《新生》杂志遂告流产。
　　
　　但是，一时的挫折并没有使鲁迅灰心。他深深懂得：挫折是冶炼强者的熔炉。博大的心胸，应该表现出这样的气概——用笑脸迎接厄运，用勇气征服困难。于是，他用锲而不舍的精神，在寂寞中坚持进行他的文学活动。他继续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文学书籍，孜孜不倦地进行翻译和练笔。当时，中国流行林纾用古文意译的西欧和美国的小说。为了激发国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志，鲁迅着重搜求和译介东欧遭受列强侵略、欺负、干涉的弱小民族的作品。那时，留日官费生每月只发三十六元，支付衣食学费之外，结余寥寥无几。为了购置必要的参考书籍，鲁迅只得节衣缩食，甚至有时靠校对书稿来补充一些收入。东京的旧书坊大多集中在位于市中心的神田区。书坊左右两壁和中央的大床上都是书，里面深处大抵跪坐着一个精明的掌柜，双目炯炯，很像一只静踞网上的大蜘蛛，在等候自投罗网者的有限的收入。鲁迅只要囊中有钱，便不惜“孤注一掷”，每每弄得袋里空空而归，对友人叹息道：“又穷落了!”由于那时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很少有英文译本，只有从几种德文小丛书中还可以得到，于是对德国文学本身并无兴趣的鲁迅坚持自修德文，还列名于东京“独逸语学协会”所设立的德文学校，想用德文为钥匙来打开争自由的“弱小民族的文学”之门。据鲁迅的拟购德文书目手稿，他当时拟购的各种德文书籍就多达一百二十七种。

　　
　　一个急于求战的战士，总能找到发挥火力的阵地。鲁迅原想在《新生》杂志上阐述的观点，不久终于在《河南》杂志上得到了发表的机会。《河南》杂志是一家具有民族民主革命立场的刊物。1907年12月由河南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其影响“足与《民报》相伯仲”。从1907年12月至1908年12月，鲁迅先后为《河南》杂志撰写和翻译了《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裴彖飞诗论》，介绍了西方生物进化学说、西方自然科学史和欧洲进步的社会科学，批判了洋务派、改良派和复古派，表现了他早期的唯物主义自然观、革命的历史进化观和逐渐形成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观。其中以“令飞”为笔名发表于《河南》月刊第二、三号上的《摩罗诗力说》，是鲁迅弃医从文之后撰写的第一篇文学论文，也是中国最早系统地介绍以拜伦为代表的欧洲积极浪漫主义诗人的文艺论文。
　　
　　“摩罗”一词，是梵文的音译，本意是天上的魔鬼，欧洲人把它叫做撒旦。《摩罗诗力说》这个题目，用白话来说便是“恶魔派诗人的精神”。由于英国消极浪漫派诗人苏赛在长诗《审判的幻影》的序中把被恩格斯誉为“满腔热情的、辛辣地讽刺现社会”的诗人拜伦诬为“恶魔派”诗人，后来人们便把那些立意在反抗、目的在行动而为世人所不大喜欢的诗人统统归入这一诗派。鲁迅十分崇敬这些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庸众，不随顺于旧俗的诗人。鲁迅在论文中介绍了拜伦的长诗《莱拉》。这首诗的主人公勇于抗拒无法逃脱的命运，虽被飞箭穿胸而不悔。鲁迅认为，要挽救当时垂危的国运，正需要这种傲岸不驯、力抗强者的性格。鲁迅在论文中同时高度评价了“天才的预言家”雪莱。这位年轻的英国诗人虽然只活了三十岁，但他短暂的一生却如同奇迹一般，本身就是一首无韵的诗篇。他生前曾被那些庸俗浅薄的人称为“狂人”，但鲁迅却决心像他那样，上下求索，永不停歇；勇猛精进，决不退转。鲁迅在论文中还着重介绍了波兰复仇诗人密茨凯维支的诗剧《先人祭》。鲁迅引用了剧本中一个名叫央珂夫斯基的囚徒的歌词：“要我当上帝的信徒，那就必须见到耶稣和玛利亚先惩罚那个蹂躏我们国土的沙皇才可以。如果沙皇还存在，就无法叫我呼唤耶稣的名字。”在“摩罗”诗人中，鲁迅最为崇敬的是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因为裴多菲不仅是诗人，而且是英雄。在抗击俄奥侵略军的战场上，裴多菲宁死不屈。哥萨克士兵用长矛刺穿他的胸膛，他在牺牲前还高呼战斗口号：“祖国万岁!俄国佬滚出去!”以前，鲁迅在接触中国文化史的有关资料时，常产生一种凄凉之感，好像是从和暖的春天突然坠入萧瑟的深秋，一切生机都已消逝，只见草木一片凋零。因此，他希望通过介绍这些发出刚健、反抗、破坏和挑战呼声的“摩罗”诗人，来振奋中华民族的精神，使我们这个曾经显露过人类文化的灿烂曙光而到了近代却日趋衰落的祖国在世界上重新强盛起来。这篇文章虽然存在着对文艺的社会作用估计过高的倾向，但它却系统地表述了鲁迅当时爱国主义和启蒙主义的政治观点和文艺思想，表现了鲁迅早期进化论思想和朴素辩证法观点的战斗精神。在为《河南》杂志撰稿前后，鲁迅还接触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跟光复会的重要成员陶成章、龚宝铨、陶望潮等时有过从，并且成为了“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的学生。这些，都对鲁迅确立彻底的不妥协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产生了积极影响。
　　
　　1909年3月，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集出版；同年7月，《域外小说集》第二集出版。书中收录了鲁迅翻译的三篇俄国小说：安特莱夫的《谩》、《默》，迦尔洵的《四日》。这本书的出版费用是由一个开绸缎庄的友人垫付的，原计划卖回本钱，再一集集陆续编印下去。但是，由于当时中国读者对于外国短篇小说的形式颇为隔膜，《域外小说集》第一集卖了半年才卖掉二十册，第二集最后也只卖掉二十册，编译第三集的计划遂告破产，积存的书后来在一次火灾中化为了灰烬。《域外小说集》刚问世时虽然有着寂寞的命运，但鲁迅进行“新生”运动的志愿总算部分得到了实现。由于鲁迅不仅将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与启发人民觉悟，挽救祖国危亡的斗争紧密结合起来，而且译文字字忠实，丝毫不苟，从而为中国翻译界树立了一块划时代的纪念碑，正如鲁迅在该书《序言》中所说：“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人华土。”1909年5月1日，日本东京出版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第五○八期的《文艺杂事》栏内刊登了一则消息，介绍了鲁迅兄弟的翻译活动。这则最早介绍鲁迅的文字虽然不长，但却表明鲁迅一开始从事文学活动就受到了世界的瞩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