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父亲成了最不受欢迎的“疯老头” - 第3章贰章归根：母亲在前，父亲随后 - 我们把守护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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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老父亲成了最不受欢迎的“疯老头”

　　父母老家都在河北定兴，距北京100多公里。由于家境窘困，人口多，父亲二十岁出头便只身来北京谋生，一猛子扎在京城六十多年。
　　
　　长久以来，定兴人在北京落脚的职业大致有三种：搓澡、修脚、摇煤球。都是一些挣扎在底层的苦劳力。父亲就是从一家叫做“恒和元”的煤铺的伙计干起的，公私合营后改制为国营煤厂。父亲一辈子和煤打交道，我小时候记忆最深的，就是父亲浑身上下散发的煤味，怎么洗都去不掉。
　　
　　我曾为父亲的职业自卑过，而且这种自卑感对我后来性格的养成产生了巨大影响。父亲工作的煤厂就坐落在离家200米远的胡同里，凡是和同学经过那里，或学校组织看电影等活动列队必须经过那里，我都低下头尽可能地绕着走，心下祷念，爸千万别碰巧在这时出现，远远地喊我，叫住我，被同学老师撞见。
　　
　　我当时想，父亲不合时宜的出现，定会让我在老师和同学面前很丢面子，根本不曾顾及父亲的面子——他是那样的把我视作珍宝，并时刻以我为荣。
　　
　　生我那年母亲42岁，父亲比妈大了将近一轮，那年53岁。我是父亲老年得子的产物。后来常听父亲念叨，说关公53岁单刀赴会，而他的骄傲是在这年有了我。
　　
　　从小到大无数次填写的履历表中，父亲一栏都是：“姓名：XXX；职业：工人；文化程度：文盲”；母亲：“姓名：XXX；职业：家庭妇女；文化程度：文盲”……当然，如果这在上一辈人中，原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平民的家境大抵相当。但到了我这一代，同龄的孩子中像我这种出身、家境和受教育环境的，就显得绝无仅有了。
　　
　　所以我从小就很清楚——在这个纷繁的城市社会中，我无依无靠——我只能算是土生土长在北京城里的最底层！
　　
　　我从小对“老家”的印象特别深。自打我记事起，几乎每年的春节我都跟着父亲回老家过。在北京一大家子六口人总是要团圆的，所以父亲每年都是在北京过完大年三十除夕夜，初一一大早坐火车走，初三回来。
　　
　　别看只是个老工人，每年回去，父亲都是一身簇新的裤褂，毛呢大衣披着，显得很有派头——穷也有穷的讲究，父亲一生爱面子，文化不高，但心气儿高，他是典型的老觉着当个省长都屈的人。
　　
　　常听他说，他年轻时如何如何用自己挣的钱支撑着30多口人的一个大家。那时还不兴出外打工，不像现在。父亲的出外谋生就显得意义非凡。回老家把钱一撂，自己一个子儿不留。拆老房的时候，家里人发现房梁上、炕坯里到处是一包一包整整齐齐包着的铜制钱儿，很纳闷——父亲当年怎么会存下这么多钱呢？

　　
　　父亲是一家人的主心骨，无论在老家，还是在北京的我们这个小家。他有杀伐决断的魄力，在一家人中极有威严。有父亲在，什么难处好像都能迎刃而解。由于他说话句句在理，办事一碗水端得平，所以大家对他的行为处事都心服口服。连老家我的两位大伯也惧怕父亲三分。这些我是知道的。
　　
　　任谁也无法想象，今天的父亲与那时——往近了说，也就四五年的光景——简直判若两人，如今的父亲变得六亲不认，浑不讲理，甚至在儿女眼里都活得这么没有尊严！
　　
　　奶奶在老家死的时候，父亲只身漂泊在北京。之前谁也没敢捎信给他，不知道怎么告诉他，怕他受不了。等父亲回到老家，奶奶的尸首已经停在门板上了。父亲急得眼睛往外凸鼓着，直奔灵前，拿脑袋砰砰撞墙，七尺昂藏的汉子，俯在灵前失声大哭。周围人在一边站着，大气都不敢出，更不敢上前劝他……父亲对奶奶的孝敬所有人有目共睹，相信他没理由不为此悲痛欲绝。
　　
　　在北京待了60多年，连他的儿女们都快成“老北京”了，可老两口依然乡音未改，还是一口纯正的定兴口音。我们印象里，父亲好像从没把北京的家真正当成过自己的家，他操心的永远是老家盖房、修家庙、迁坟的事，他在这里没日没夜地拼命干，有一少半为了儿女，更多的是为了老家，为了将来有一天能回“老家”。
　　
　　老家是他成为落叶以后，注定要归的根。
　　
　　我和妻子、姐姐们平均隔两周回去看父亲一次，遇到单位加班或特别紧急的事，最多不超过三周。父亲在等待的日子里焦躁得心急火燎，几天前就等着盼着，骂得昏天黑地。
　　
　　堂兄说：“有好几次，他一个人深更半夜就跑出去了，摸着黑走出院门口，我们得赶紧追他回来。他拧着，站在门口说什么也不进屋，偏说你们来了，来接他了……”
　　
　　问他：“哪儿呢？——这才半夜两点……”
　　
　　父亲指指村口的方向，一口咬定：“那不是吗？开车接我来了！”
　　
　　父亲手指的地方一片黑夜的空茫。思维混乱的父亲，只有想念是真实的。
　　
　　刚回去时父亲的状态确实好些。腿脚看上去比住楼房的时候利落很多，能自己推着轮椅车走老远的路，知道按点回家吃饭（作息生物钟比表还准时），大小便也基本能自理，身体倒是颇显健康。几个月不到，父亲的脸色黑了，经常出去坐在太阳底下晒的。我们开玩笑说他：“这才像个农村老头了，养尊处优的日子过不上了，终于又恢复了农民本色。”
　　
　　父亲的每一点变化，做儿女的都看在眼里。他健康，我们就快乐；他郁闷，我们就失落，就惶惶不安。他的变化是儿女情绪振奋或消沉的指针、晴雨表。从前是，现在更是。
　　
　　然而好景不长。很快麻烦就来了。
　　
　　先是不吃饭。做好饭叫他回去吃他也不回，说不饿，接茬儿自怨自骂。稍不如意动辄就掀桌子，嫌做饭晚了，菜里没肉了，更怕别人在他的饭菜里下毒。要不是我们事前知道他疑神疑鬼的毛病，早就给老家的兄嫂打过“预防针”，谁也不能不多心。父亲对生命的不安全感可谓是由来已久了。先后几个保姆都被父亲怀疑过给他下毒，要谋害他。当时保姆委屈，我更是气恨交加，对父亲说——
　　
　　“人家毒死你一个老头子干吗？图什么呀？人家年纪轻轻的为你坐牢，值吗？！你怎么心眼这么歪呢！”“——放心吧，她就是想谋财害命，也轮不到你头上呢。”当时只试图跟糊里糊涂的老爷子晓之以理，并不知道他那其实是“老年痴呆症”的典型症状（被害感）。
　　
　　在这里，我要对所有家有类似父亲这样的“老糊涂”的子女们进一言——当你们发现他们行为举止出现“糊涂”得不可理喻的时候，暂且不必跟他们针锋相对吧！当务之急是从病理的角度提高警惕：他们很可能是因病所致，一定及早替老人就医诊治——不要等到病情发展到不可控制了，来不及了，像我父亲一样。真的，后悔也晚了。
　　
　　在老家，父亲的幻想症更严重了。我和姐姐去看他的时候，中午，他坐在院子里的轮椅上，死活不进屋。堂嫂把饭碗端到他手上让他吃，父亲啪地把碗扣在地上，摔得饭菜七零八落……他小声而神秘地向我解释——不是他要摔，是这饭里原本有毒，是老天爷提醒了他，救了他一命！
　　
　　这以后，每餐饭对于父亲来说，都成为一次生死考验。八步穿肠散？剧毒。不能吃。不能死！反过来骂哥嫂他们“好狠的心！”我和姐姐从旁一个劲儿偷偷使眼色给父亲，示意他别胡说了，怕堂哥堂嫂听见后起疑心。父亲反而故意提高嗓门，好像特意让别人听到。父亲的浑不讲理，使正常人的人际关系也趋于脆弱和紧张。他时刻警戒周围人的动静，生怕一时的疏忽大意丢了性命。
　　
　　知道什么是“骂街”吗？父亲就是典型。天热的时候，天不亮，父亲就推着轮椅坐在正对院门的街口骂，中午到点回家吃饭，下午又出去，接茬儿骂。没听众，没理由，更没逻辑。
　　
　　以前在村里，总有从小在一起长大的父亲的“发小儿”，老哥们儿，多年不见，愿意跟他一块坐着聊天，而且父亲往哪儿一坐，永远是大家的中心。这次回来，父亲却变成了村里一个不受欢迎的“疯老头”。没人愿意搭理他了，他把所有人都骂跑了。他说的话不着边际，匪夷所思，渐渐也就失去了基本的听众。
　　
　　有一次，他竟蹒跚着走出老远，站在A家的门前，上门叫阵，非要人家的孙女叫A出来（A曾是父亲小时候的哥们儿）。那家人说，A早死了，死好几年了。父亲不信，认准了人家蒙骗他，恶狠狠地堵在人家门口骂了一下午，骂得可难听了——弄得人家一家大小不敢出门，不知拿他怎么办才好。最后打电话到堂兄家，才勉强把父亲接回来。事后堂哥堂嫂一个劲儿向对方赔不是。
　　
　　一直到现在，人家想起这事还觉得心里犯堵——招谁惹谁了这是？！
　　
　　下雨天，父亲嫌屋里憋闷，宁可站在院子里被雨淋得精湿。劝也不行。就站着，仰着头向老天爷发号施令——“还下？住了！……老他妈下！！！”连老天爷他也不放过，一起骂。
　　
　　堂嫂提议，他再这样闹下去，只能把院门上锁了。锁上院门，父亲出不去，对自己家人骂就骂了，爱怎么骂怎么骂，谁也不会真往心里去，不搭理他就是了。只要别跑到街上再生事端。
　　
　　这让我想起了在报上看到一则配图的报道，说在安徽某地农村，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在村里成了人见人怕的“疯老头”，四处追人，打人，伤人，谁都控制不住他。最后他的儿子只能用铁锁链制成的脚镣，把父亲的双脚锁在自家院子的柱子上。触目惊心的照片下面，标题赫然：《给父亲“上刑”，原来是“孝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