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7节 创变浙商，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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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一般指浙江籍的商人，实业家的集合。从古至今，浙江商人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坚之一。湖州人沈万三是明初天下首富。清末镇海人叶澄衷是中国近代五金行业的先驱。以经营辑里丝起家的刘镛、张颂贤、庞云缯、顾福昌这‘四象’为首的湖州南浔商人是中国最早的强大商人群体。以虞洽卿、黄楚九、袁履登为代表的宁波商人曾经叱咤于当时的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民国时期，江浙财阀是国民政府的经济基础”——这是“百度百科”对浙商一词的解释。其中还列举出了一批现代有名的商界人士，如海外的张忠谋、殷琪、董浩云、邵逸夫、包玉刚、曹光彪、董建成、王德辉、安子介、李达三、陈庭晔、吴光正、邱德根，大陆的马云、丁磊、陈天桥、李书福、郭广昌、鲁冠球、冯根生、徐冠巨、宗庆后、王均瑶、邱继宝、江南春、沈国军、楼忠福、周成建等，以上都是数十年来异常活跃的浙商代表人物。
“从古至今，浙江商人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坚之一”,这一说法也许鲜有人表示反对，尤其是在3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成果之一——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重要进程几乎都在浙商身上一一得到实践和验证。
“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浙商”在很多地方已成为一句“商谚”，但实际情况是“哪里有浙商，哪里就有市场”。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经赞道：“浙江商人既聪明又肯吃苦，敢冒风险，敢为人先，最让人佩服。”他们凭借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的“两板精神”以及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的“四千精神”，义无反顾、坚持不懈地推动着浙江乃至中国市场经济的车轮滚滚向前。“敢为人先的勇气，流光四射的财气，享誉世界的名气”，是浙商凭勤奋和实力换来的一张世界级品牌。
从制造到创造，从“小狗”经济到新经济，从“四千精神”到“新四千精神”，从“草根”商人到现代企业家，历经30余年的摔打磨炼，人们惊喜地发现浙江商人正合着时代的韵律，在偌大的舞台上上演了一幕新“凤凰涅槃”。
一切都在静悄悄地发生改变——蓦然回首，“灯火阑珊处”的新时代浙商们，已然用现代意识、和合精神及文化品质将自己重新装扮了起来。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时，俞巧仙还是义乌城西镇一个15岁的卖蛋姑娘，挨家挨户收购鸭蛋，加工成皮蛋后，挑到十几里外的城里卖。后来，她又到农村的代销店和成立的副食品商店推销，让别人代销自己的皮蛋，生意越做越大，俞巧仙成了远近闻名的皮蛋专业户，人们称她“皮蛋仙子”。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面世，俞巧仙在其中的副食品市场摆起了摊位。她对此记忆犹新，“刚进副食品市场时，摊位摆在水泥台上，每天不等天亮，就得拉着一车的皮蛋上路，晚上总是要最后一个收摊。那个苦，就不用说了……”卖皮蛋的同时，她还经常从广州贩一些开心果、泡泡糖等新玩意儿来义乌卖。
几年之后，俞巧仙走上了一条捷径——品牌代理。她成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内做品牌代理的开山鼻祖，一路从金日、万基的地区代理，做到现在国内外800多个品牌的总代理。
按理说，生意做到这个份上，俞巧仙算是很不错了，但心气颇高的她不满足于做别人的“二传手”,她期盼靠创新来获取属于自己的品牌。1997年1月，俞巧仙在深圳创办了今之康保健品有限公司。短短几年，该公司拥有了花儿红阿胶胶囊、芦荟胶囊、壮骨粉等多种拳头产品，尤其是她成功试种和推广的名贵中药“铁皮石斛”，轰动一时。
“铁皮石斛”又名铁皮枫斗，号称“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当时已濒临灭绝，是国家重点保护中药之一，有“植物大熊猫”之称，其市场售价高达每公斤1500~3000美元。由于人工栽培铁皮石斛投入大、周期长、成活率低，难以保证出效益，还没有私营公司敢于涉足此行业。
但俞巧仙有着看准了就不回头的倔脾气。1997年9月，她聘请了有“中华铁皮石斛研究第一人”美誉的原浙江医学科学院的张治国教授为技术总监，成立了义乌市铁皮石斛研究所，不久后，又成立了浙江森宇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注资科技攻关。经过一番曲折和努力，森宇公司在金华和义乌仿野生大面积种植铁皮石斛取得成功，从而一举解决了市场上铁皮石斛资源紧缺的问题。2003年，森宇铁皮石斛仿野生大面积栽培珍稀药材被选送为“国家药典”标准。2004年，森山铁皮石斛又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授权。
铁皮石斛的研发成功震惊了中药界，震惊了国内外顶级的权威专家。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带领20多位中科院院士实地考察后大为赞叹，他对俞巧仙说：“要把铁皮石斛产业做大做好，把产品推向市场，造福人民，有什么困难，我让中科院的专家帮你解决。”如今的俞巧仙和她的森宇公司已担纲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重任，公司研制的“森山”牌铁皮枫斗冲剂、胶囊系列已经销往全国各地，光是铁皮枫斗的销售额就突破了1亿元。俞巧仙也成了浙商中的一名奇女子。
俞巧仙的成功，固然与她吃苦耐劳、性格坚韧有关，但更能印证一代“草根”浙商不满足于现状、敢闯敢干、勇于开拓创新的特点。
当年冯根生由祖母送去胡庆余堂学徒时，祖母曾叮嘱他“规规矩矩做人，老老实实做事”，这成了冯根生一辈子的为人处世箴言，也许还是这棵中国国企“常青树”屹立不倒的秘诀。2003年11月14日，冯根生千方百计从全国各地找来“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获奖者，在杭州举办了一次“15年后再相聚”的活动。结果20位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只到了10位，那些曾经风云一时的改革人物，大部分被无情的岁月淘汰“出局”，即便留下来的，也没有第二个像冯根生那样做得有声有色、永葆“青春”的。这说明冯根生的与众不同，是在于与时俱进，不断进步。
和冯根生一样，第一代成功浙商清一色都是由“草根”蜕变而来的：鲁冠球是搞铁匠铺出身的，之后成了中国乡镇企业家的典范；徐文荣小学没毕业就当了农民，可偏偏是他办成了“横店影视城”，彻底改变了这个偏僻落后的小镇；被朱镕基总理亲切称呼为“沈爱宝”的“丝绸女皇”沈爱琴，出道之前仅是杭州郊外的一名女赤脚医生……他（她）们在打造民企“基业长青”的同时，自身也成就了响当当的品牌形象。
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浙商，无论是所谓的第一代还是第一代半、第二代，整体上都具备当今社会发展所强调的现代意识，表现为在创新意识、品牌意识、危机意识和现代契约意识上面走在前面，国际化视野、交流与合作不落人后，企业在实现转型升级、培育核心竞争力及保持可持续发展方面看到了新的更大希望。
有一位知名浙商自我评说，浙江人处世平和，浙江这个地方纠纷少，是最能体现“和谐社会”的。经济学界人士研究浙江商人的特质时，想用一个字来概括上下数百年浙商身上的“DNA”，就是一个“合”字。比如人们说到徽商用一个“诚”字，提起晋商就是“信”字，而最能概括浙商的就是“合”——合作、联合、整合、合力、和合……它似乎比“活”字——灵活、活跃、活力以及“敢”字——敢作敢为、敢闯敢干更能代表浙商身份，揭示浙商长盛不衰的基因。
浙商所表现出来的“和”大致有三个层面的含义：
一是“内和”。改革之初，浙江民营经济之所以能高速增长，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除了靠大胆创新先行一步、不断地有所突破和良好的政策扶持之外，浙江特有的地域文化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浙江人懂得只靠个人的力量很难有所成就，只有发挥集体的作用才能创出自己的未来，于是发动自己周边的亲缘关系来为己所用。早期家族制企业便是浙商在起步阶段这种“内和”的生动写照。
二是“外和”。如果单纯维持“内和”，则绝大多数浙商就会受到家族制模式的限制，既不能让外人进入，也不想与其他企业联合，更不愿被别的企业兼并，这样企业就像襁褓中的婴儿一样幼稚，自己的抱负永远不能伸展。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浙江人意识到继续再抱小圈子只能走向衰亡，于是他们积极寻求自我突破，改变企业治理结构，变单纯家族企业为开放式、股权式现代企业。浙商在接受职业经理人的同时，也逐渐改变“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旧观念，主动与人合作，甚至甘为他人“扶梯”、“输血”。
温州“鞋王”王振滔的企业原来就是家族式的。在奥康，不仅仅企业的各个部门到处是王振滔的亲戚，甚至奥康的皮料、鞋底、包装盒等等的供货商，也都是王家的亲戚。一次，专门负责给奥康供应鞋盒的外甥送来的包装盒，因印刷质量不够标准，被要求坚决退回，却引来了舅舅的坚决反对。通过这件事情，王振滔深刻认识到家族制管理的弊端，于是果断“杯酒释兵权”，将一门亲戚都请出了公司，仅留下有专长的外甥在奥康研发中心。所有给公司提供原料的，也从此不再供货，而是采用对外招标的方式。同时从外面请来了“高人”，按照现代模式来管理企业。从此，奥康集团开始迅猛发展起来。
2008年6月，浙商“重磅人物”邱继宝的飞跃集团出现了严重的资金链危机，一时间“飞跃破产”的流言满天飞。2009年初在政府的帮助下，台州7家企业重组成立“新飞跃”，邱继宝以出让控股权的代价保住了飞跃这块牌子。谈及这场危机，邱继宝坦陈，“也有我自身的原因。我说我这30年，爱自己，恨自己。爱自己艰苦创业，敢想敢干，国际化，把飞跃变成全球工业品最大；恨自己呢，30年没有制度创新，制度创新落后，企业一切我一个人说了算，造成应对金融危机失败。因为我的的原因，出现严重问题”。面对重组从“不愿意”到“我要”，终于使邱继宝和飞跃集团跨越了矛盾与挣扎的2008年，迎来了得以重生的2009年，这就是“和”的力量。
在义乌城这块弹丸之地，如今已拥有各类市场主体十几万户，占金华地区市场主体总量的50%以上。这些经常被人统称为“义乌商人”的经商者，其实近半数非义乌籍。来自浙江省内其他县市的占26%；来自浙江省外的占总量的17%。此外，还有3%的商户来自境外百余个国家和地区。在义乌经销文具的湖南籍商户柳逸曾说：“其实我们这些‘义乌商人’来自五湖四海，义乌的包容使我们成功创业，而成千上万个像我这样的小商人扎根义乌，也会使市场更繁荣。”也恰是本地义乌人的“和”与“包容”，使得义乌能够迅速超越国内同时起步的湖北汉正街、四川荷花池、河北白沟、吉林五爱等一批知名小商品市场，最终成为世界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三是“和合”。浙商的和合特点还表现在“大同世界观”上面。浙商之所以敢于积极走出去，是他们自身有能力渗入和融合到外部世界，与各地的资源和人脉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不是有人把温州商人比作当代犹太人吗？犹太商人的精明强干是出了名的，犹太人“拥抱世界”、切入相关利益集团核心的本事亦无人可及。温州商人以及其他浙商数十年来“走四方”的结果，是他们最终融入到了该地方，成为了推动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员。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浙商在很多地方轻易坐上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甚至名誉县长的位置。其实做生意就是做人，无论做人做生意，最好的结果就是双赢。双赢实际上也是现代社会规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准则。浙江商人深谙其中道理，所以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充分利用这一人性的特点，以便顺利地做成生意。而要娴熟操作人脉关系和双赢结果，在商界及相关场面上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就不能缺少了“和”的心思与“合”的姿态。
而最能体现浙江民企“和合”精神的，当属遍地皆是的浙江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组织。无论是在本地还是在外地的浙江商人们，都能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不团结、不联合，不在合作中增强自身的博弈力量和技巧，势将难以应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挑战。所以抱团组建商会组织，既是商业发展的需要，也是浙商们一直保持的良好传统。今天可以这样说，不仅各地的商人数量以浙商为最，在世界范围内的浙江民间商会也恐怕是无出其右。
从改革开放之初到进入新的时代，浙商们闯出了一条曲折但是昂扬向上的辉煌之路。从当初讴歌创业的“四千精神”到提倡创新的“新四千精神”，就无比生动地反映了浙商境遇的变迁以及浙江精神的内涵延伸。随着时代的发展，事物在不断拓展深化，人们则激发出了新的活力。当年的经济“小狗”已经“肌肉”强健，今天的浙商也绝不是当年那些很不起眼的小商小贩了。尽管仍有人将“炒房团”、“富二代”这一类名词与浙商挂钩，但更多的人愿意将其视为富豪榜样以及新儒商的代言人。
新时代对浙商有新的期待，浙商们也的确在静悄悄地改变着——“变”为人文浙商，“化”为品质浙商。
新近看到一则议论说，浙商尤其是温州商人是当今中国最富学习精神的商人群体。也许有人不理解，但事实不能不让人信服。
温州商人特别是第一代企业家中，将近80%出身农民，70%以上只有初中以下学历，是真正意义上的“草根族”。但就是这样一帮缺乏文化的商人，主动学习的精神、持续提高的动力却令人赞叹。
王均瑶，原均瑶集团的创始人，一个来自温州苍南的小农民，一个早年辍学的打工仔，为了实现从草根浙商成长为新浙商的愿望，就不断去超越自己。他不但自己参加长江商学院MBA的学习，还让两个弟弟王钧金、王钧豪都成了MBA的成员。
王振滔年轻时跟堂舅学做木工，与“文化”两字无缘，但就是这样一个“草根”商人，却始终认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取决于企业是否是学习型企业。而他自己一直在坚持学习，在读完北大MBA后，2007年起又参加了中欧国际商学院总裁班的学习，后来又去长江商学院读EMBA。
建有“远东阀门第一库”的上海凯科阀门制造有限公司，早已跻身于全国同行业前三，作为掌门人的王忠芳虽然难得工夫上商学院，却也挤出时间参加中共中央党校首届“民营企业党建培训班”。更让人敬佩的是不管多么忙，他晚上总要抽点时间看看书才会睡觉，这是多年的习惯。他说自己的生活并不浪漫，不爱玩牌也不好高尔夫球，但喜欢和文化人交流，在注重自身企业文化建设的同时，也热心支持 朋友的创作和发展。
南存辉没有因为自己的初中学习经历而停留在那个时代，学习一度成为他的口头禅。南存辉身边的人有时候都会惊讶他的学习劲头,功夫不负有心人，出名后的南存辉成了大忙人，经常受邀到全国各地演讲。南存辉的学习风格影响了许多人，他还把学习型组织这一先进管理理念引入到企业管理之中，相继建立了正泰党政校、正泰学院、正泰青工培训基地、正泰计算机培训中心等各种教育培训机构，同时建立了正泰图书馆、读书俱乐部、青年英语俱乐部、文工团等组织，并有计划、有组织地“请进来”（不定期聘请经济学家、大学教授及各类知名人士前来授课）和“走出去”（参加各类学习培训）。经过10余年的实践，正泰探索出的具有特色的“123456”（即围绕一个目标、实现两个转变、发挥三个机制、强化四大体系、提高五种能力、坚持六个理念）的学习型组织模式终于建成。
今天，忙于学习的温州企业家大有人在，在北大、清华、人大、中欧、长江等国内知名商学院的校友名单里，都有南存辉、王振滔、钱金波、高天乐等温州知名企业家的名字。
据有档案可查的资料显示，温州老板“读研”的历史，可追溯到1997年厦门大学与温州市管理科学研究院推出的“企业管理研究生班”。此后，随着老板们投入学习费用的提高，到温州开设总裁班的高校和培训机构逐年递增。截止到2009年底，已有近20所高校在温州设立过30多个培训点，比如北大、清华、人大、厦大、上海交大，还有境外的香港大学和澳门大学等，各类专业的培训机构在高峰时期不下100家。如今随便问一个温州老板，大概有九成的人会告诉你，他们参加过培训学习，其中40%以上的人有过研读MBA的经历。
2007年10月份，南存辉、王振滔、钱金波、周成建、王均金、虞文品、潘佩聪等22名温州知名企业家共同发出了《争做知识型温商，共创学习型企业》的倡议书：
争做知识型温商，共创学习型企业，需要我们树立先进的学习理念，增强学习力，争做学习的先行者。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用人类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充实自己、提升自己，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中提高，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温州“三次跨越”中创大业、创新业、创实业的创业者。
争做知识型温商，共创学习型企业，需要我们在学习型企业的创建中营造“讲学习、愿学习、比学习、会学习、促学习”的浓厚氛围。激励企业员工学习现代管理知识、新兴科技知识，提高管理水平和专业技能。整合学习资源，完善学习制度，创新学习方式。建立、健全企业信息平台，倡导高效学习和整体学习，鼓励信息共享与团队合作，促进全员共同学习，一起成长，努力提升企业员工的学习力和创造力。
争做知识型温商，共创学习型企业，需要我们在企业精神的塑造中融入“学习、快乐、创新、反思、共享、高效”的学习型组织文化特征。建设员工发展与企业发展相一致的企业文化，塑造现代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培养团队精神，树立共同愿景。建成与企业创新发展相适应的创新体系，推进企业的模式、制度、科技、管理创新，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推动企业的跨越式发展。
为了温州“三次跨越”，为了更美好的明天，让我们进一步增强使命感，勤学习，善创新，真正做到先人一拍，快人一步，高人一筹，创造辉煌业绩。
全市的企业家们，恒心搭起通天路，勇气冲开智慧门。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共同努力，积极投身到学习型企业的创建中去，一个充满无限知识和智慧的春天，一定会属于我们的。
学习是企业家不断进步的唯一途径。在知识经济的时代，企业家之间的竞争是综合知识的竞争，因此，企业家必须使自己成为终身学习者，善于学习，不断实现自我突破。这方面最成功的当数企业家中的“常青树”鲁冠球。
在中国的改革舞台上，有些人昙花一现，有些人折戟沉沙，而万向集团的灵魂人物鲁冠球，一次又一次引领万向不断迈向新目标，始终追逐着时代的潮流，保持着一种旺盛的改革热情，创造了常青树的奇迹。这种旺盛的创业精神，来源于鲁冠球对自己清醒的认识和把握，来源于他孜孜不倦的学习和追求。
被列为“福布斯”富豪的鲁冠球，至今从未进过舞厅，没打过保龄球，极少外出应酬。他把时间挤出来都用到学习上去，从晚上7时到12时看书看报，看电视新闻，就是外出开会也要基本做到。他有一句名言：“坚持善于学习！坚持勤于学习！坚持乐于学习！”
鲁冠球为什么那么注重学习，注重提高自己的素质？因为他认为，没有学识就只能生产农机产品，只能停留在发展国内低层次的消费品上。他深深懂得“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道理，意欲改变农村贫困落后的面貌。赢得科技的竞争才会赢得市场的竞争。他更加懂得没有学习就没有进步，没有进步就只能被时代淘汰这个道理。努力学习、勤于思考的结果，还使得这个初中便辍学在家的鲁冠球在十多年后被人称为了“农民理论家”，他在理论上已达到相当的水平，获得了高级经济师和政工师的职称，被香港理工大学授予了工商管理博士学位，所撰写的大量理论文章，在《求是》杂志、《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全国大刊大报上发表，其中8篇在全国大型学术评比中获奖。1994年，鲁冠球在出席“全国十大杰出职工”颁奖仪式时，中央领导尉健行曾向李瑞环介绍说：“鲁冠球十年前我在中组部时，他就是全国优秀党员了，现在又是全国十大杰出职工，他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是经过时间考验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企业家。”李鹏总理在接见鲁冠球时，也曾勉励他说：“鲁冠球，你要好好干，争当世界冠军。”
鲁冠球的成功经历，也再一次证明了江泽民同志说过的一段话：一个人读的书多了，精神境界就会随之提高，视野就会随之开阔，就能干出一番新的事业来！
浙商的成长，浙商素质的提高，浙商要成为具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就不能忽略了学习这一重要环节，这也是成就人文浙商、品牌浙商，促使浙商向现代企业家整体推进的至为有效的途径。
不过也要看到，浙江仍有不少民营企业主在积累了三五百万元资产后，就认为原始积累完成了，不思进取了，其实是很不正确的。中国有句老话，“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这个“竹”就是代表文化、代表知识、代表伦理道德。浙商在完成实物资产的积累以后，必须继续先人一步努力积累伦理的、无形的、自主的知识产权，创建不同于他人的品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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