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节 镇压义和团，袁世凯费力不讨好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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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袁世凯冉冉升起的当口，直鲁大地上诞生了一支宗教力量，名为义和团。义和团乃白莲教之一种，而白莲教发展到晚清，已有四百年的历史渊源了。如果要寻找一个典型代表的话，我觉得18世纪山东的王伦足堪胜任。王伦相信什么千年王国、末世论，更相信自己就是那无生老母指定的救世主。当然，光这些信仰不足以打动人民群众，还得搞些小法术。比如预言风雨灾祸，给人治病驱魔什么的。王伦甚至练过“不吃饭”术：每日只喝清水，其他啥也不吃。练得十天不用吃饭为“小功”，练得八十一天不吃饭，就是“大功”了。因此被人称作“清水教”。王伦起义后，其战略与战术都借助咒语，比如：“千手挡万手遮，青龙白虎来护着；求天天助，求地地灵；枪炮不过火，何人敢挡我。”王伦攻打临清城时就上演这一套，没想到临清守军更邪，危急时刻采取了一个老兵的建议：“呼妓女上城，解其亵衣，以阴对之。”这个建议甚好，攻城者们面对妓女之阴这样原始而又古老的武器，所谓的闭枪闭炮竟然不灵了。守城者跟科学大发现似的，兴奋得把老弱妓女都叫了来，弄上城头城垛，让她们或坐或站，披头散发，赤身裸体，还有人鼓励她们向城垛外撒尿，扔出带有经血的污物等。叛乱者目瞪口呆，惊慌失措，服劲，后撤。
清水教不堪，义和团更不堪。
直鲁大地的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按直隶吴桥县令劳乃宣的考证，义和拳，邪教也，八卦白莲之支与流。由于山东巡抚毓贤想把他们改造成为官府所用的团练，所以改叫义和团。山东义和团的主体由鲁西南以曹州府为中心的大刀会、直鲁边界以赵三多为首的梅花拳和鲁西北以朱红灯、心诚和尚为代表的神拳等三大部分构成。如果说梅花拳还练些真正的武术的话，那么大刀会与神拳就有些邪了。大刀会又名金钟罩、铁布衫、无影鞭，搞的是刀枪不入。要做到刀枪不入，需要经过烧香、念咒与吞符等一系列仪式。至于神拳，更邪了，诸多仪式免了，连香都不烧，直接念咒降神附体。公允地说，义和团团员们从小到大所读过的科普著作，顶多是《封神榜》+《聊斋志异》+《西游记》。事实上，这些科普著作还不是他们亲自读的，因为他们大都不识字，所以只能是通过社戏、民间讲古等得知的。一句话，贫瘠的土地上连脑袋都是贫瘠的。所以他们那法术也没什么新花样：遁地啦，刀枪不入啦，闭住枪炮啦，呼风唤雨啦，飞檐走壁啦，意念灭火啦。比如直隶义和团的大哥大之一张德成就喜欢玩悟空那一套。悟空会分身术，经常丢下躯壳就跑十万八千里。张德成也会，据他自己说，能跑到洋人的阵地上偷大炮零件，让人家的大炮哑掉。悟空让自己的师傅蹲地上，然后在师父身边画个圈圈，各路妖魔鬼怪自然走进不得。这一手张德成更会。他带一批人在镇外绕行三圈，用杖画地，自言一圈是土城，一圈是铁城，一圈是铜城。有了这三圈，洋人来了，无法穿过。看他的样子，应该比悟空本事还要大些。至于手持红灯的那些女“义员”们，更是有赛过铁扇公主的：扇子一扇，就把自己扇到天上啦，变作了星星，能在空中放火，烧洋人的房屋。当然义和团也不缺饥饿后遗症之类的幻想：一个馒头会生诸多馒头啦，一个沙锅永远吃不完啦。打仗时，除了自身，还能请出诸多神仙级嘉宾来，一诈唬就都来了：“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颠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标黄三太，八请前朝冷如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领天上十万兵……”如果法术不灵，借口可随时找，要么是你心不诚，比如身上带了洋银，要么是其他晦气冲撞了我们，比如女人。总之，跟王伦那一套八九不离十。
问题是，不管是靠真正的拳脚还是靠所谓的法术，面对现代化的武器，都属乱弹琴。与其说它面临了全新的敌人——帝国主义势力，不如说它面临了全新的文明——现代西方文明。用中国百姓最愚昧最传统最落后的文化瞳孔去观照现代西方文明，那可真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义和团除了对于西方及西方文明这样全新的对手与文明蒙昧以外，对于自己的政府这样古老的传统敌人，居然也懵懂转向，提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口号——扶清灭洋。扶清干嘛？灭洋又干嘛？
更滑稽的是，清政府面对义和团，也拎不清了。正常的政治改革，政府一直启不动，可是面临西方势力的高压与西方文明的渗透，政府又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对策。戊戌变法失败了，上层的政改努力泡汤，政府转而动员上了义和团这种最底层最愚昧的力量。按常识与惯例，政府绝不应该这么干的。为什么最后偏偏就干上了呢？道理很简单。慈禧太后正在家里下一盘很大的棋（当然，由于体制的缺陷，她也难免做近臣的棋子）：自从戊戌政变后，太后就让光绪生了病，并且让这病越来越严重，所以光绪若意外死亡或者突然死亡，应该无人怀疑与反对的。但是境外别有用心者先就不干了，英国公使窦纳乐以半官方的身份通知总理衙门：“我坚信，假如光绪皇帝在这政局变化之际死去，将在西洋各国之间产生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后果。”列强高压下，西医被派进中国皇宫给光绪皇帝看病，并宣布病无大碍。于是太后只好收手。但是，谋害不成，废掉总成吧？没想到大家还反对。两江总督刘坤一公开发电：“君臣之分久定，中外之口宜防。”李鸿章传话：“危险万状，各国驻京使臣，首先抗议。各省疆臣更有仗义声讨者”，“为害曷可胜言”。朝廷中一些官员更是说：如果废帝，则“南省耗接之下，必有造反之意”。这让老太太很不爽，太伤自尊咧！
就在老太后最郁闷的时刻，义和团起来了。当然，政府对于这种民间力量，既是犹豫的也是矛盾的。又想利用，又怕引火烧身。这种犹豫与矛盾，导致了地方官员的为难。山东巡抚毓贤就是典型的例子。按照常识与惯例，对义和团不外是格杀勿论。可是现在，政府又想利用他们。何况自从中法战争前后，在清流派的叫嚣下，中国出现了所谓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情绪，清政府的各级官员多少有了那么一点爱国意识与民族主义意识。进一步说，除了公愤，中国官员与西方还有很多的私怨。于是，喊着扶清灭洋口号的义和团，受到了部分官员的扶持。中央有载漪、刚毅等守旧大臣，地方有毓贤这样的封疆大吏。或者说，毓贤就是跟着上面走的。
政府与义和团的这种暧昧关系，很让西方不满。特别是山东这个重灾区，让西方直接对山东巡抚不满起来。他们强烈要求中国政府撤掉毓贤，换上袁世凯。在他们眼里，袁世凯是个能干的人，山东的秩序也有赖于他才能恢复。
对于山东，袁世凯早有关注。5月底，他曾奉荣禄的命令前往德州一带演习行军阵法。在德州驻扎期间，他多次给荣禄去信，对山东巡抚毓贤的做法表示不满。在致徐世昌的信中，他说：“今日之时局，诚所走一步说一步也，断难向好处设想。”看见山东巡抚毓贤的公文，居然是饬各营禁习洋操，专练刀矛棍棒，可把袁世凯气死了，说：“可惜以国家难措之饷，供此班糊涂人任意掷费，不甚愤懑。东抚（山东巡抚）甚无用，偏而且乱，又甚恶洋操。”另一封致徐世昌的信中，袁世凯对自己所练新兵的骄傲之情溢于言表。说德州地方官均甚帮忙，“且甚佩服本军纪律，居民无不歌颂，一路至今，民兵交涉竟无一件事”，“平日训练之效，于今见之”，“士卒之气大可一战，惜不能耳”。当然他所说的战争对象乃是在山东的德人。信末，再次指出东省巡抚毓贤，“事皆不办，惟翻汉仙（毓贤前任张汝梅）所为，残暴非常，终日打骂，虽县役毛贼亦辄提来鞭责，大吏固如是耶”。看来，大清的省长就是这么种东西了。也许正因为如此，袁世凯才在信中曰“总之大局无复望矣”。
虽然无望，但事总是要做的。7月，他上《强敌构衅侵权亟宜防范折》。在这个折子中，他可没有例行公事老生常谈，而是结结实实地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
德人窥伺山东，蓄志已久，分布教士，散处各邑，名为传教，实勘形势，而构衅之由，亦即阴伏于此。今又与英人分界造路，德之工匠员司将纷至踏来。该省民性刚强，仇视龃龉，德人即由胶澳借口遣兵，侵权自治。长此以往，不但骚动民心，尤损我国体。如按各国交际通例办理，德兵入我内地，戕我居民，即为衅自彼开，立应兴兵击逐。惟现值时艰方殷，朝廷郑重邦交，顾全大局，自不得不曲予优容。然敌情无厌，后患伊于胡底。东省居南北要冲，海程陆路悉出于此，倘滋他族逼处，我之漕运饷源势必梗阻，利害所关殊非浅鲜。现筹防范之策，似莫若先自经理，不资以可借之口，不予以可乘之隙，当可渐就相安，借保我自有之权。
具体怎么办呢？臣有四策：
一曰，慎选守令。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原其故，固由教民之强横，亦由地方官未能持平办理。近闻东省官吏，非视洋人如仇，即畏之如虎。其仇者固足倡民生事，而畏者尤足府怨激变。查良民、教民本届一体，既为长官，即有约束惩治之权，判案但循律例，原不必分良教为两歧。倘有教士、洋人干预词讼，自可据理驳斥，其教士之甚不安分者，亦可查照条约，列其实迹证据，详请上司照会该管领事官，查明驱逐。如该领事查办未能公允，亦可转详大吏咨请总理衙门办理，果属理直情实，该国使员亦何得任意偏袒。纵使终难妥结，而教士迭被查讯，拖累良苦，亦必备知敛迹。乃畏事官吏，顾惜禄位，不耐烦琐，遇有教案，但欲责惩良民，敷衍了事，冀可偷保目前之安。而教民之气焰益张，良民之激怒愈甚，一旦变生仓猝，势同决川。民间多一教案，公家即多一亏损，是良民之欲报复乎教民者，反足以贻累于公家，而挑衅于强敌。星星之火，终至燎原，未始不由于办理不善有以酿成之。拟请饬山东抚臣，查各州县教民之多寡，情形之难易，酌量轻重，不拘常格，慎送牧令，须求谙练约章明达时务者，分别补署，以期遇案持平，不激不随。久之民教自可相安矣。
一曰，讲求约章。内地官吏，大半不谙约章，退事无所依据，故办事难期允当。拟请饬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选派明练员司，将各国条约公法，并办理内地交涉各成案，凡关涉教案交际为内地官吏所须知者，均简选成书，发交疆臣多加刊印，分颁各守令，奉为准则，遇事援照妥办，毋得任意出入。并发给在省候补人员与吏治各书同事讲习，或酌定奖励，按月课试，以征其才具之优劣，识见之浅深，遇事差委，亦可收得人之效。
一曰，分驻巡兵。德兵出胶澳登岸时，有就近出入之人，一遇拦阻辄为口实。拟请饬山东抚臣选择该省营兵内素有纪律者，分驻附近胶州各邑，及勘查铁路经过各处，并遴派统将往来梭查，每处或百人，或数十人为率，自亦无需过多。遇有洋人出入经过，即派兵弁护送照料。并扼要屯驻数千人，以作各处之援应。德人见我巡兵周密，重兵扼扎，既不得借口遣兵，尤不敢任意寻衅。是于保护之中隐寓钤制之术，先事预防，裨益良多。
一曰，遴员驻胶。查胶州距山东省会约近千里，抚臣以相距既远，情形或未能周悉，防范亦恐难及时。似应由抚臣速调请练洋务大员驻扎胶州，专办交涉事件。并与胶澳德员订明章程，凡有德人由该处前往内地，均须知会驻员验明执照，分饬沿途妥为照料。遇事亦可就近会商，并随时刺探德兵意向动静，以便预作准备，无形之功用，实亦非细。
这个折子是密折，也就是说，袁世凯仅是说给最高执政者听的。所以他说得痛快淋漓，且无一不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折子，让政府动了心思。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12月6日，清政府将毓贤调离，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仍旧节制武卫右军。袁世凯这下升到最高层了，封疆大吏。政府召他赴任前进京请训，蒙太后召见两次。也许他没想到，他折子中所谓的“慎选守令”，却是自己被“慎选”了。
袁世凯上任时路经德州，接见了坚决主张镇压义和团的吴桥县令劳乃宣，并电促直隶总督裕禄向朝廷上奏，请剿办义和团。12月26日，他到达济南接印视事，第二天，即颁布《查禁义和拳匪告示》。云：“本署抚部钦承恩命，建军以来统率重兵，弹压镇抚，……倘再目无法纪，恃众抗官，大军一临，玉石俱焚。”如果说这算吓唬的话，后面就是奖励了：凡献首、自新和具有解散之功者，都会受到本抚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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