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节 袁世凯腿短,没跑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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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站练兵之时,繁忙的工作之余,袁世凯还坚持参加天津的维新活动。这个时候,他的基本政治态度就是改革。他说:“国政腐败,必须积极变法图强,方能有 转机。”一句话,人家不是装的,人家是真心维新。可以说除了徐桐那样的老顽固,甲午战后主事的官僚们,没有一个不想着维新的。只不过对于一个嗜睡的恐龙, 不加重些刺激,它是没反应的。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刺激又来了。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其他列强紧随其后,英国要租威海卫,俄国干脆派军舰占领旅顺、大连湾,法国要租广州 湾……由此引发中国新一轮的民族危机,维新变法的声浪也随之高涨。这让在南方又是教书又是写书、又是办报又是移民的康有为再次激动起来,他放下手头的一 切,重新北上了。第五次上书清帝,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在这次上书 中,他还说出了别人不敢说的话:“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伴随着康有为上书的高潮,袁世凯也在用自己的门路影响当权人。这个时候,他已经被提升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事宜),但仍没有直接向光绪皇帝上书言 事的资格,只可上谢恩、接印等例行奏报的折子。所以他选择给翁同龢上书,这就是著名的《上翁同龢变法说帖》。为了说明袁世凯变法的诚意与变法的见识,有必 要全文展示一下:
谨陈管见。窃维自古之天下,不能无非常之变。遇非常之变徒諰諰焉蹙额疾首,诿为时数之适然,而日听其陵夷衰微,不肯破胶固拘墟之成见,急起变法以应之,恐卒至于束手待毙,而不可就药也。
今之时局,可谓极非常之变矣。德人以三巨舰闯入胶澳,据为己有,设巡抚以镇之;又遣其亲王济师,是不但显无退志,恐彼亲王到后,更不知有何变局。山东 滨海要地,介居南北洋之中,使他族逼处,则海道有隔绝之患,我之海军,势将永不克振。论者谓:中国贫弱,不堪用武,亟宜阴嗾他国,兴师助我,当可驱逐德 人;抑或商准各国,开口通商,即公处胶澳。此恐未能嗾群雄之斗、饱群夷之欲也。何者?俄、法向有密约,英、倭近复缔交。四国各有党援,势若分成两敌,以德 之中立也。于是,彼四国者,莫不视其向背,以为轻重。夫彼方重之,即安得而背之?虽俄人与我关系较重,睦谊较敦,然亦唯利是视;又岂肯舍公法局外之例,爱 我仇德,使德、英合谋,增树勍敌,以自诒伊戚也哉。是诚有以知其必不然矣。且夫俄已俨然认东北数省入其版舆,英复隐然视大江南北在其掌握;倭窥浙、闽,法 图滇、桂,鹰瞵虎耽,各奋得时则驾之志。德人既发难于先,诸国将效尤于后,沓来纷至,群起而与我为难。数年前,西人有瓜华之谣,并具图说,遍传五洲,以今 日时势揆之,似此谣不为无因,此诚可危之甚也。且夫我之忍尤含垢,降心俯首以相从者,不为不至矣,而人初不之怜也。既力遏势禁之不能,复理谕情动之不可。 若复蹈常习故,不知变计,拱手坐视,听客所为,彼亦公然不让,择肉而食,长蛇封豕,肆其贪残,吞噬之余,所存有几。窃恐海疆日蹙,而关税之征,盐漕之入, 向所资以裕帑藏充度支者,一旦攘夺殆尽,而举不复为我所有。区区弹丸,何以立国。虽曰积薪厝火,尚未及燃,而切身之灾,固日忧其近矣。自甲午军兴之后,朝 野士庶,凡识时务之辈,莫不争以变法为言。陈事者条说甚详,而饬下各行省遵办者,亦复指不胜屈。乃因仍迁就,迄未有实而见诸施行者。庙堂亦优容勋旧,不加 督责,似此变法,终恐未有其期。然而事变迭乘,人不我待,痛切于剥肤,厄甚于倒悬,何可不幡然振厉,以图挽回补救于万一。易曰:穷则变。此其时矣。第于积 重之秋,骤行变法之政,兹事体大,碎难毕举,而究其所最要者,如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实属瞬刻不容稍缓。诚就斯三者而实力变革,汰其宿弊,矫其积习, 用以培养元气,护持根本,二三年间可望自立;纵不能抗拒群雄,保我全局,而划疆自守,政自我出,犹可多存数千里土地人民,以为异时徐图恢复之计。世凯虽至 愚戆,亦略知忌讳,何敢妄肆狂瞽之舌,故作不祥之论?第念覆巢之下,讵有完卵,栋折榱崩,孰免倾压。情急势迫,敢不尽言。临颖涕泣,伏乞留意,幸甚。
怎么样?这帖子让人读得痛快淋漓,感动莫名。读完这说帖,你会恍然发现,河南帅哥袁世凯,果真是好人哇。孔祥吉先生给出的评语是:“袁氏说帖,要言不烦,纲目略备,声情并茂,感人颇深。”
翁同龢给出的批语则是:“论各国情形甚当,变法,空。”这个自然对头。因为袁世凯的变法主张早在上光绪万言条陈中一一言明,他这个说贴,无非是给当政的翁同龢提个醒而已。而且,袁世凯不厌其烦,你说空,我就再上。于是他第二次给翁同龢上说帖,重说变法:
续陈管见:窃闻德案已结,胶澳议租,扰攘顿息,大局幸甚。惟闻英人有利益均沾之说,南洋各口,未免可虑。或者俄英交相牵制,英未敢先发难端,尚可望其 相安,然各国教士,布满内地,中国官民,多未悉洋务,稍有龃龉,动贻口实,借端寻衅,任意侵削,使不隐忍迁就,无以弭目前之祸,使徒遇事忍让,而夷情无 厌,又不知伊于胡底,即或联与国,结强邻,冀得一时之安,而人终不能代我受祸。查五洲万国政治法度,率皆随时变革,与日俱新。我中国地大物博,足资富强, 乃独蹈常习故,因循泄沓,不克自振,撰时度势,终难自存。日本变法,雄称东亚,缅、越守旧,渐就澌减,近事之效,彰彰甚明。第于积重难返之秋,欲行改弦更 张之事,疑信参半,殆不啻筑室而谋之道旁也。且上自庙堂,下逮各行省,欲于崇朝之间,尽革其深锢隐微之弊,亦知其难也。然中国目今情势,舍自强不足以图 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一国变可保一国,一省变可保一省。纵不能合朝野上下,一一舍其旧而新是图,而切要易行之端,要当及时而力求振作,似宜先遴饬二三忠 诚明练督抚,姑参仿西法,试行变革,于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责其所为,不以文例相绳,不为浮言所动,期以年限,专其责成,俟有成规,再迅饬各省循法推 广。今之疆臣每曰用人为朝廷之责,理财为户部之责,练兵为将领之责,几若置身事外。抑知近年来政治事权多归疆臣,如疆臣不肯留心人才,秉公保荐,朝廷何得 而用之?疆臣不肯清查税课,开源除弊,户部何得而理之?疆臣不肯筹饷造械,严刷陋习,将领何得而练之?该疆臣等身膺重寄,遇事诱卸,而事权又悉属其手,虽 有良法美意,奉旨饬行,往往为其所持,无论庙堂如何优勤,如何筹划,而卒归于无济。倘能严饬各疆臣,破其锢蔽之习,认真变法,实事求是,不出十年,可冀自 强,五洲各国,孰敢蔑视。即或勋旧疆臣,未便屏弃,固可厚禄以养之,崇秩以荣之。至天下事非才不理,断不宜值此累卵之危,使膺国家之繁剧,而托诸优游之岁 月,以至误国误民,并误其身,得失利害,较然可见。夫各国之所以富强者,不过用变法之人,行变法之政。我之所以贫弱者,不过用守旧之人,求变法之治。人与 治殊,才与事违,以此望治是欲南辕而北其辙也,必无幸矣。前陈管见,未尽欲言,故复续申其略。冒昧妄读,曷任悚惶,伏乞垂览。
袁世凯上翁同龢的这两个说帖,是孔祥吉先生从翁家后人翁万戈手里看到的。他说,本来自己就认为袁氏曾衷心地赞成变法,且认为袁对西法的了解并不在康之下,等看了这两个说帖,更坚定了以前对袁氏的判断,那就是,袁是真维新。
袁不但是真维新,而且他的维新比康稳健多了:康主张变法从中央开始,首在夺权;而袁建议从地方开始,旨在稳推。康后来对着荣禄都狂言要杀一二守旧大臣 以推动变法,甚至不惜发动废掉太后的兵变;而袁认为守旧大臣未得屏蔽,要雍容富贵地把他们养起来,以减少人事上的阻力与秩序上的失控……这一切,导致我们 不由得畅想:翁老师要是推荐袁世凯搞改革,历史将是什么样子呢?
但是翁老师为什么没有推荐或者重视袁世凯呢?
可以说,袁世凯的说帖根本没引起翁的重视,翁氏日记中甚至只字未提。之后,袁世凯更是亲自登门“深谈时局,慷慨自誓”,并且拿着那张震惊中国的瓜分时 局图给翁老师看,希望自已的主张得到采纳,然而仍然没有结果,这让袁世凯失望至极。前引袁世凯致徐世昌“大局无法挽救只好往极坏处设想”的信件,就是此时 从京发出的。
相形之下,倒是康有为的上书,惊得老翁一愣一愣的。康有为上书中,最出名的是第二次与第五次。第二次是动静大,弄成个历史事件:公车上书。第五次是胆 子大,跟光绪说话也没个谱儿,竟敢拿徽钦二主与崇祯皇帝的下场吓唬皇上,据说读到传抄本的“莫不嗟悚”,康有为所在的工部堂官们也被吓着了,没人敢替他上 奏。康有为气馁了,不想干了,又想起了自己移民巴西的计划,所以拜访了正坐冷板凳的李鸿章,李鸿章支持他的计划,但是认为这事须得巴西代表亲自来请求方 可。看来老李还是比小康多些国际常识,逗小康玩儿呢,你想往巴西移民,怎么就不想想人家巴西愿意吗?我们承认康有为爱国忧民的心思,更承认他的胆识与勇 气,不过这个人有时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确实让人跟不上。
按康有为自述,他正准备南下回家的当口,有人来找他了,这个人就是当朝帝师、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翁同龢。翁同龢说,听说你要走,可不能走啊,我已向皇帝推荐你了!
老翁最后选择的是康而不是袁,为什么呢?
第一,袁世凯就是个练兵的直隶按察使,人微言轻。翁这样的老官僚,看他不起。
第二,康有为先是布衣学子,后是新科进士。虽然同样人微言轻,但是他会炒作,在帝国体制下制造的明星效应,一波高过一波,引得中外侧目。某方面来讲,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不会哭的孩子只能饿着。
第三,中国传统,总是两极摇摆式的,不是过分守旧僵化,就是盲目跑步跃进,反正不会好好走路。用姜义华老先生的说辞,乃是启蒙中的理性缺位!
老翁一出面,就好说了。他授意一个名叫高燮的给事中给皇帝写折子,请求皇帝召见康有为这个人才。翁老师在旁表示支持,光绪就通知总理衙门做一下安排, 但是为其叔父奕訢所拦:皇帝,这人不是四品以上的官员啊!于是来了个变通的办法:皇上想问康有为什么话,令总理衙门大臣中间相传。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的大年初三,王大臣延康有为于总理衙门,负责传话的大臣有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和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 张荫桓等。谈话的结果并不妙。荣禄听不下,半途而退。李鸿章认为康不过是一个“书院经生,市井讼师之流”,其他人倒是与康有为聊得尽兴。但最中意的,可能 只有帝师翁同龢一人了,他给皇帝汇报:康有为,人才啊。皇帝很高兴,想接见。但再次被恭亲王所阻:皇上还是先让他上变法条陈吧。写得好了,再见也不迟。于 是康有为第六次上书,吁请中国效法明治天皇,大举维新,开制度局,起用新人,推行西法,广遣亲王大臣游历以通外情等等。在这次上书中,康有为依然不改他一 惯的圣人凶猛,提出“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提醒皇上祖宗之地都守不住了,还要守什么祖宗之法?光绪不看则已,一看受触动。认定,康 有为正是他要找的人。规定,以后凡这个人上折,即日呈递,无许阻搁。于是康有为又上第七次书。除此之外,康有为还给皇上进呈了他所编写的《日本变法考》和 《俄彼得变政记》等。与此同时,康有为与他的弟子在北京与沉闷的旧社会展开了肉搏战。他们组织了保国会,顽固派就造谣说他们保国家不保大清(其实人家也不 完全是造谣,因为康有为在见到光绪之前,确实有保中国不保大清的企图);他提议废除科举制,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举子们恨不得揭其皮,食其肉。由此可见,鲁 迅所谓的搬张桌子都要流血之言不虚。理论上,科举本已沦落为对读书人的戕害,但是实践上你改一下,首先对你不满的偏偏是那些受害者。一句话,俺就愿意受 害,受害之后才能受益,俺以自虐混饭,谁拦俺俺跟谁拼了。
近身肉搏中,拦着康有为与光绪亲密接触的那个人死了: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5月29日恭亲王走向死亡的这一天,光绪来病床前看望自己的叔父,年老的叔父告诉自己的侄儿:“闻广东举人康有为等主张变法,请皇上慎思,不可轻信小人也。”
马士对光绪的评价是:“智力尚未成熟,知识也很浅陋。”所以我们看到的历史发展恰恰是恭亲王最不愿意看到的:光绪还真就轻信了广东小人。叔父前脚死, 后脚康有为就连续进球了,因为最佳守门员奕訢没了。6月11日,康有为的百日狂赌就正式上演了。演着演着,随手拿光绪与袁世凯一道做了他的赌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