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顺治十三年（1656年）起，为了不给郑成功军队以生存与发展的土壤，清政府开始了长达28年的严厉海禁，直至1684年，在施琅平台后的第二年，这项政策才得以取消。海上的樊篱拆除了，舟船又可以自由出洋捕捞与贸易了，被迁徙的百姓又可以回归世代生活的祖地了。但屋已毁地已荒，何况闽南的许多地方原本就土壤瘠薄，近半是无法耕种稻谷的沙地，而人口已经越来越膨胀，食不果腹仍然搅得人心惶惶。
　　
　　既然台湾有田，田能够一年三熟；又既然有人来招揽，招揽者来了一波又一波。
　　
　　那就去吧，去台湾。
　　
　　其实要去也未必都那么顺当。那座岛屿，在清朝廷的记忆里曾有过那么锐利的疼痛，一个郑氏集团曾令朝廷上下多么寝食难安过，况且又隔着一道重洋，若是再生变数，该怎么办呢？所以，1684年虽然朝廷将持续28年的海禁解开，但以“台湾易成奸徒逋逃的渊薮”为由，又制定了3个方面的新条规：一、赴台必须先给原籍地照单，再经分巡台厦兵备道稽查；二、不能携带家眷一起赴台，之前已经在台湾站稳脚的，若是家眷还在大陆，也不能迁移跟随；三、因为潮惠州人“为海盗渊薮，积习未脱”，所以禁止来台。
　　
　　不能携带家眷赴台，致使那一时期台湾成一个阴阳失衡的岛屿，许多人少小离家，终生寄命岛屿，便也成了终生的光棍。大多人则只好在春耕秋收之后，趁着农闲季节回到老家娶妻生子，然后返身又渡海而去，聚少离多，心牵两地。
　　
　　据说泉州德化县城关西门街的有户人家，祖上有一个人叫王必捷，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渡台，被淡水地区的一个施姓田庄主聘去管理账目。田庄靠近高山族部落聚居地，一来二去结识了一个高山族部落酋长，两人投缘，迅速亲如兄弟。因为语言障碍，当酋长表示愿以“巴赖林喇哪觅”相赠时，王必捷不明其意，胡乱点头。几日后，酋长就遣人以隆重的礼仪将自己妹妹送到王必捷驻地。原来“巴赖林喇哪觅”在高山族语中即是妹妹的意思，那天酋长已经将自己的妹妹许配给王必捷了。之后两人育了一儿一女。1726年，王必捷举家归乡，他的那位已经能说汉语听汉话的高山族妻子也一同东渡，死后就葬在德化县的山上。
　　
　　一直到那时，台湾当地少数民族大都仍刀耕火种，汉人称之为“番”，清王朝则根据其汉化的程度，区分为“生番”与“熟番”。生番大致包括泰雅、夏赛、布农、鲁凯、排湾、卑南、阿美、雅美、曹族等九个族群，他们居高山密林间，彪悍凶猛，每逢家里遇灾难或有男孩出生，就出去杀个人，以示驱灾或庆贺。而熟番则包括西拉雅、和安雅、巴布拉、巴则海、道卡斯等等，因为他们多居于平原地带，所以又有“平埔人”的统称。“平埔”意即平地，于是与来开发垦拓的汉人就有了往来，来往的最亲密形式便是婚姻的出现。
　　
　　幸运的话，汉人男子确实可以在平埔人中找到自己的新娘，洞房花烛，牵手一生。
　　
　　那时，台湾少数民族大约还有65万人，但许多部落还是母系社会，家族产业通常由女人继承。汉人入赘后，渐渐改变了这种状况，渐渐将财产权掌管到自己手中。清朝廷就觉得有些不妥了，乾隆二年（1737年），下了禁令，阻止汉人擅自娶少数民族女子为妻。乾隆十七年（1752年），在少数民族部落边界，甚至还立起了“番界”石碑，不让汉人跨入少数民族的地界。立碑之外，又开沟筑起土堆，因为土堆外形如卧牛，故称土牛，而土堆旁则形成一条碍于行走的深沟，称为土牛沟。（土牛界线小注）
　　
　　云林县虎尾镇惠来厝的有应公庙非常特别，它不是为了供奉哪位仙界神灵而建，而是专用来纪念那些单身汉人的。因为无田无妻无子又终生漂泊无着落，并且衫裤不整终日赤脚行走，于是这些人便有了一个奇怪的外号，叫“罗汉脚”。没有人统计得出台湾罗汉脚的准确数字，即使统计了，对他们而言也没有任何意义。少小离家，终生未娶，一辈子的情感都付与一块块青了又黄、黄了又青的田地了，到头来却一无所有，其中的凄凉，不言自明。
　　
　　那一时期，两股大规模的移民潮差不多同时出现，一个往东一个往西。东去的是台湾，西去的则是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