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节 东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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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八年（1661年）三月二十三日，在仍未回暖的寒风中，金门岛料罗湾战船密布，旌旗猎猎，400艘船舰和25000名将士，在郑成功的亲率之下，向着海峡对岸出发了。这是一场志在必得的战役，说到底郑成功与他的军队此时也没有再输一场的资本了。（IMG_0150鄭成功登陸台灣路線圖-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典藏）
作为向导，何斌也一同东去。
次日凌晨，郑氏大军抵达澎湖，四月初一浩浩荡荡的郑家舟师又在薄雾之中驶进鹿耳门，从赤嵌楼以北的禾寮港登上了台湾岛。
这一天是1661年4月30日。这个日子后来被历史记住了。
从鹿耳门外海进港其实有两条路：南航道口宽水深，但有荷兰军舰停泊那里，岸上又有重炮捍御航道；另一条航道就是鹿耳门了。
有一张1626年西班牙人绘制的台南港口古地图，勾画出了当年鹿耳门地势之险要——狭窄、细长，而港道下的暗礁更是幽深莫测。郁永河在《裨海记游》中也曾这样写道：“鹿耳门内浩瀚之势，不异大海，其下实皆浅沙。若深水可行舟处，不过一线，而又左右盘曲，非素熟水道者不敢轻入，所以称险。”正是由于鹿耳门航道水浅礁险，水路却长达数十里，之前荷方又以破船将水道堵塞，只有涨潮之时，才能容船通过，所以，荷方掉以轻心了，认为郑氏军舰根本不可能从那里通过，便只在南航道上备有大炮。
熟读兵书的郑成功决定铤而走险，避开南航道，从北航道长驱直入。行动前，他特地焚香祈祷：“成功受先帝眷顾，敢不竭力，无如寸土未得，依然孤岛危居。今天冒波涛前来收复台湾，苍天如保佑我，富假我潮水，助我行舟。”
4月29日黎明时分，热兰遮城上的荷兰哨兵发现海面上突然冒出一片船舰，慌乱之下连忙向揆一禀报。揆一登城后，持望远镜察看一番，竟然笑了。这时候他还是自信的，认为自己有枪有炮，并且部队训练有素，再多的“唐船”又如何？它们照样落得葬身此处的下场。
郑成功率部果然向南航道驶来，并且喊声震天，炮火不断，做出将要冲过南航道的架势。而北航道上却毫无动静。用孙子兵法作解，这叫声东击西。荷兰人果然上当，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南航道上。不料午后海水突然大涨，而那些摆出架势大有向南面进攻的郑家船舰，却突然掉转航向，向北而去。
有何斌所绘的地图引路，在薄雾四起中，这些船只顺利从鹿耳门陆续驶入了。
郑成功以手加额，兴奋地慨叹一句：“此是天哀怜孤家！”
当时荷兰驻守在赤嵌城中的军人约400人，而驻守在热兰遮城内的也只有1100人左右，兵力虽不多，但武装先进，城堡坚固。在登陆后不到两小时，郑成功军队就占据了有利地形，并扎营修工事，将互为犄角的赤嵌楼与热兰遮城分隔开来。他又用上了自己最喜欢的老战术——以静制动——先将赤嵌城团团围住，切断水源，隔绝供给。（郑成功收复台湾宣传画）
零星的交火持续进行，荷军数次组织进攻，最后都无功而返。
7天之后，赤嵌城里的荷兰人撑不下去了，放弃城，乘船离去，离去时他们从郑成功那里得到了80袋米、10只活猪、10只绵羊与山羊等物品。这是怀柔政策，郑成功让赤嵌城里的荷兰人动员热兰遮城里的荷军也放下武器。
然后，郑成功部队从东、北、南三个方向，对热兰遮城形成合围。
热兰遮城共3层，最底层在地下3米多的深处，周长600多米长的城墙上，是用糖水调石灰制成的砖砌成的，那砖竟比石头更坚更硬。而墙头上则设置了30门大炮。与赤嵌城相比，无论规模、武器、人员，还是粮草的储备，这里都更充裕厚实，于是就需要更充心的耐心和韧性来与之周旋。
这个城，郑成功围了近9个月。
并不是枯守死等，郑成功一边接连给城中的荷兰驻台湾总督揆一写信，告诉对方只要乖乖离去，既保存了性命，还可以带走私人财宝，一边下令南北各路人马开始屯垦拓荒，按镇分地，按地开荒。尽管5月底，他的部下黄安等人带着一些粮草从金门抵达台湾，而这一次，同时也带来了6000将士。加上先前到来的25000人，3万多张嘴的吃饭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了。（揆一小注）
当时一个叫菲力普‧梅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土地测量师留下一本日记，叫《梅氏日记》。郑成功夺下赤嵌城后，菲力普‧梅被俘，他在战俘营里目睹了郑氏军队屯田垦地的情形：每个将官手下有1000~1200人，在山脚和每个能开垦成水田的土地上，每一两百人为一群，很认真地耕种土地。他们种很多番薯，多到足以食用3个月。每个角落都用来耕种，甚至道路也不例外……
食不裹腹当时确实成为郑家军最大的困扰，但热兰遮城内的荷兰人境况却更为不堪。
郑成功给揆一写信，他非常有耐心，信不是写一封，而是接二连三地写，都是动员揆一认清形势赶快投降。其实早在1661年4月27日，当郑军大队人马还在澎湖候风时，郑成功就已经给揆一写过信，告诉对方台澎两岛所居住的都是中国百姓，那是中国的土地。（郑成功给揆一的招降书）
饱读诗书出身的郑成功，仍旧认为文字是有力量的，是可以征服人的。
但揆一并不以为然。他其实是瑞典籍的，出生于斯德哥尔摩，受雇为荷兰卖命，他不相信荷兰会轻易放弃在台湾的利益。而不放弃台湾，就意味着不放弃他，所以他抱有幻想，以为增兵迟早要来，于是对郑成功的拒绝也是接二连三。
援军确实来过。
46岁的揆一那时其实已经被巴达维亚东印度公司撤职，1661年6月东印度公司派检察长克伦克率两艘战舰驰往台湾接替揆一的职务，不料船近台湾时，才发现洋面上已经布满郑军战船。克伦克逃回巴达维亚，将台湾的情况报告公司。几天后公司拼凑了700多名援军分乘10艘战舰驰往台湾。他们7月5日出发，却是在一个多月后的8月12日才抵达台湾海面。但双方并没有马上交火。那些日子海上风狂浪大，荷军不敢贸然前行，所有船只都停泊到港外，远远观望。直到9月8日，风浪平息了，枪炮才突起。
荷军开始出击了，但他们并没有如愿。
虽然武器落后，但凭借着人多势众，郑军以火攻、以埋伏、以密集的炮弹攻击荷舰，总能以巧制胜。这场交火时间拖得有点长，一直到年底，来增援的荷军已经仅剩下2艘战舰了。见大势已去，他们悻悻地掉转船头驰回巴达维亚。
困守在热兰遮城里的揆一，眼睁睁地看着飘着自己所供职的那个国度旗帜的船只渐渐远去，内心充满恼怒、失望、无奈。
郑成功也看到了。他知道属于自己的机会来了。
接下去的日子，一场又一场猛烈炮火从郑家军这方接连向热兰遮城发射。这是来硬的，软的也有，将翻译李仲派往热兰遮城，再次把自己的意思告诉揆一：“然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踞。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珍瑶不急之物悉听而归……”他要重申的是，台湾不是荷兰国土，而是先前郑芝龙练兵的场所，所以，他渡海而来，予以收回。
1662年1月27日，热兰遮城里的荷军召开了一场“台湾评议会”，商讨自己的去留。没有太多的争执与犹豫，29位成员中，有25人同意立即投降。
也只有这样的一条路摆在他们眼前了。
1662年2月1日，双方在离热兰遮城100多米外的大员市税务所签订了缔和条约。虽然各自提出的条约建议有出入，但最终还是在以下几个方面达成了一致看法：一、双方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并忘记仇恨。二、荷方将城堡、大炮、军用物资、商品和现金交给郑家军。三、荷兰人可携带一切返回巴达维亚必须使用的食物、工具等物品。四、荷兰士兵得以扬旗、鸣炮、荷枪、击鼓、列队上船。五、双方释放所有俘虏。（IMG_0281-荷蘭人投降圖(東洋文庫所藏)-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典藏）
十几天后，揆一带领下属离开台湾。延续38年之久的荷据时代终于结束了，而这一年，郑成功也恰好38周岁。
开辟荆榛逐荷夷，
十年始克复先基；
田横尚有三千客，
茹苦间关不忍离。
写下这首《复台》诗时，郑成功内心必定有欣喜，有感慨，有对自己部将生死相随的感激之情。但在兴奋之余，他也难免悲愁交织。翘首东望，他必然会想到自己的父亲郑芝龙。此时广阔的大陆已经进入清康熙元年，顺治皇帝的第三子、年仅8岁的爱新觉罗。玄烨，在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的辅佐之下，开始了自己漫长而辉煌的帝王生涯。为了更彻底地斩断内地抗清民众与郑成功之间的联系，顺治皇帝在临终前已经签署了一个迁界令，于是清王朝开始实行更加严厉的海禁，勒令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分别内迁30~50里，并尽烧船只，片板不准下海。为了让迁界令得以彻底实施，清朝廷还派出4位大臣，分赴各省监督执行，违者立即施以严刑。派到福建来的是兵部尚书苏纳海，他不折不扣地执行朝廷命令，清空界内，将沿海的船只和界外的房屋什物全部烧毁，城堡全数拆除，越界者不论远近立斩不赦。据《福建省志》记载，1661年福建全省19州县滨海共有25940顷土地都被划为界外，那基本上都是最适合百姓居住与耕种、捕捞的好地方。
30~50里的不毛之地，给清王朝的权力统治建构了一道防火墙，却使当地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当然，它也确实将郑成功部队阻隔在了海峡对岸。
海禁的建议是一个叫黄梧的人献上的。
黄梧原是郑成功部将，镇守海澄。海澄位于漳州九龙江下游江海汇合处，从海澄镇顺九龙江而下至海门岛的这段河道，“一水中堑，环绕如偃月”，所以古时海澄又有“月港”之称。
月港出名很早，最初是因为造船。丰富的河流与遍地的巧匠，令其在宋代时造船业就极为兴盛，以至于能够与福州、兴化、泉州的造船业齐名。放眼一望，这里的水运条件真是太好了，江面开阔，水深浪平，进一步是浩瀚的大海，退一步是无垠的陆地，舟来船往，贸易终于在明景泰四年（1453年）应运而生了。明成化、弘治年间，当地已经出现了“风回帆转，实贿填舟，家家赛神，钟鼓响答，东北世贾，竟骛争持，以舶主上中之产，转盼逢辰，容致巨万”的繁华。而到了万历年间，在1573~1620年的40多年里，月港更是进入了“四方异客，皆集月港”的全盛发展时期，拥有7条往西洋、3条往东洋的直接航线，成为我国东南沿海对外交通贸易中心和当时从中国至美洲的主要起航港，输出货物主要有丝绸、布匹、瓷器、茶叶、砂糖、纸张、果品等；输入有香料、珍宝、番米、椰子、绿豆、番被、番藤席、草席、番纸、番泥瓶、番镜、火炬、粗丝布、西洋布、漆及皮货、矿货等。月港成为当时中国最繁荣的外贸港口，征收船舶税占福建省税银的大半。
月港的风光历时250年，在17世纪中叶厦门港兴起后，终于衰亡，但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仅仅从军事角度上看，易守难攻这一特点，就注定了它的重要性。
清军大举南下后，郑成功孤守金门厦门，而海澄则是拱卫金门、厦门的屏障，是最重要的外围据点。不料顺治十三年（1656年）六月，黄梧却献城降清，将郑氏军队贮存在海澄的粮粟25万石和无数军器、衣甲以及各将领的私蓄，一并献上。
久攻不下的闽南，突然豁开了一个大缺口。郑成功痛心疾首，他太悲愤了，简直暴跳如雷，不仅为那些支撑军队衣食的大量物资痛心，更痛心的是自己竟看走眼，将那个位置交给这样一种人：“吾意海澄城为关中河内，故诸凡尽积之。岂料黄梧如此悖负？后将如何用人？”
仰天长叹，世事确实太难料、人心确实太叵测了啊。
那时期，虽然郑氏军队降清者无数，却不是每个人都能给郑成功当头一棒。此去了，彼又来了，生生不息，源源不断。但这个黄梧却不一样，黄梧太聪明了，脑子比别人转速快几圈，降清后他很快做出两件事，事情不大，似乎也没费多少劲，却如同两把利刃，深深刺伤郑成功的命脉：其一，他向清政府举荐当时还不被重用的施琅；其二，他献出“平海五策”，建议内迁居民、拆除房屋、斩断郑氏根基。
不过是县衙一名普通小差役出身的黄梧，用这两个建议，证明了自己看人断事的眼光是如何又准又狠。而他的另一个奏议则更狠更绝：他认为郑芝龙是一切的“恶首”，“必先断绝芝龙，使之音问不通，则成功只海上匹夫尔……请密奏剪除芝龙，以绝盗根”。（黄梧小注）
密奏是1657年三月二十三日上呈的，清朝廷当时没有意识到它的重要性，不予采纳，他们仍把郑芝龙当成手中的一张牌，用以制控郑成功。但这事总算被挑起了头，4年多后，即1661年十月初三，在郑成功挥师渡台之后，清朝廷终于想起黄梧的那个密奏，于是动用了屠刀，将郑成功父亲郑芝龙以及三弟郑世恩、四弟郑世荫、六弟郑世永等全家11口人，以“谋叛律族诛”，全部斩杀于北京。紧接着，在各处的郑氏祖坟，凡能找到的，都被掘地挖开，尸骸弃之荒野，任日曝狗啃行人践踏，极尽侮辱。
最亲近的人，才能有最致命的伤害。
黄梧表出这样的忠心，当然令清朝廷十分受用。顺治皇帝一高兴，授他以“海澄公”，给予敕印，并追封其祖上，赐金在他家乡霄岭建造宗祠，似乎很光宗耀祖了；顺治十七年（1660年），又晋太子太保。顺治死后，康熙帝仍然对他重重加恩：康熙六年（1667年），授其一等公，准袭12次，并赐予金匾。
但人生苦短，他其实并无福享更多的荣华富贵，康熙13年（1674年）病逝于漳州，终年57岁。在他死后第二年，从台湾西征而来的郑经攻下漳州城，马上将他的灵柩一把砸开，又把他及儿子黄芳度的尸体拖出来车裂，再将黄家在漳州的数十口人一并杀死，以泄郑家在心底憋闷许久的一腔忿恨。
这当然都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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