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节 郑一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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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面积约3.6万平方公里，包括台湾岛、澎湖列岛、绿岛、钓鱼岛、兰屿、彭佳屿和赤尾屿等，隔着一个台湾海峡，与福建相望，两岸最窄处仅130千米。
据说早在6亿年前的古生代晚期造山运动开始，台湾海峡地区出现了一个“台湾滩”，这是海峡中的最高处，深度仅20米，但海峡两岸间许多地区仍然连为一体。到1.9亿多年前的中生代侏罗纪和白垩纪之间，两岸间发生剧烈的地壳运动，台湾才开始成为陆地。此时，在两岸间分别出现喜马拉雅山脉和中央山脉，但是两岸间还是相连的。白垩纪和古新世时期，也就是在约5400万年前，水逐渐漫上来，中间成为浅海，开始形成海峡。
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台湾海峡之间曾有一条浅滩，从福建东山岛向东偏南延伸，经台湾海峡至澎湖列岛，然后再到台南。在1200万年前，它曾是连接两岸的桥梁，台湾的早期哺乳动物、早期少数民族及其文化，就是通过它，从祖国大陆的华南地区渐渐东迁入台，直到8500年前它才被海水最后吞没。1981年，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系林观得教授在美国世界海平面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第一次提出“东山陆桥”的概念。
1970年，台南县左镇菜寮乡发现了一个20岁左右青年男子的顶骨化石，被称为“左镇人”。考古学家认为，左镇人是在3万年前从中国大陆到台湾的，与福建考古发现的“清流人”、“东山人”同属中国旧石器时代南部地区的晚期智人，有着共同的起源。
被定为台湾一级文物古迹的圆山遗址，位于基隆河下游的台北盆地，距今已经4000年左右。这里出土的有段石锛和有肩石斧，也曾在福建和广东发现过。
《临海水土志》这本书留下了世界上对台湾最早的记述。书的作者叫沈莹，三国时期吴国丹阳的太守。黄龙二年（230年）春，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一万名官兵浮海东渡，首航台湾。据说此次台湾之行历时一年，风高浪涌，礁石林立，好不容易抵达彼岸，最后却因为疾病流行，水土不服，官兵死伤十之八九，最后回来时并不是空着双手，而是将数千名台湾人顺便带到大陆。如此千难万险的一次行程，回来后总会向人反复说道。应该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几十年后，吴国临海郡太守沈莹就是根据这些从台湾返回的吴国官兵以及他们带回来的台湾人所介绍的情况，在264~280年间写下了《临海水土志》一书。
那时台湾被称为“夷洲”。（小注：台湾的名称由来）
《临海水土志》中称，“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此夷各号为王，分划土地人民，各自别异”，“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
过了数百年，至隋朝时，台湾的名称又有了变化，被称为“流求”。史载，隋炀帝曾三次派人赴流求。第一次是607年，去流求是为“求访异俗”，就是了解风土人情；第二次是608年，派人去是为了“慰抚”；第三次是610年，据说这次去了一万多名官兵，由武贲郎将陈稜及朝请大夫张镇州率领，从广东义安，即现在的潮州起航。船抵达时，当地人起初以为来的不过是中原的商船，彼此颇为友好。后来的气氛却恶劣了，传说是因为陈稜与当地酋长谈判，最终没谈成，双方刀枪相向。关于隋军的3次台湾之行，留下来的文字记录其实并不太多，但彰化市有一条街，至今仍与陈稜的名字连在一起，街名就叫“陈稜街”。
泉州德化县浔中乡宝美村《德化星坊南市族谱》里，记载着关于当地苏姓家族的迁移：“苏氏一族于南宋绍兴年章节分支仙游南门、兴化、涵江、泉州晋江……台湾，散居各处。”很显然这份族谱是后人所著，因为那时的台湾其实还被称为“琉求”。
而到了明中叶，漳州人林道乾以及出生于广东省潮州饶平县的林凤等数个海盗集团，又以台澎为据点，呼啸在海上，风里浪里驾船驰骋。他们的随从，从几百至上万人不等。以澎湖为基地的林凤，最盛时据说曾拥有船舰300多艘，人员40000以上。
如果时光往前追溯，会看到另一种景象。
早在13世纪时，因为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写的那本《马可•波罗游记》，而使东方的富裕与神秘深为欧洲人所眼热。15世纪初期，欧洲国家开始了对外的扩张，通往印度新航路被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被发现了，欧洲与亚洲的距离刹时缩短，世界进入了海权时代，原为欧洲大陆边陆的几个大西洋沿岸国家，借此登上世界舞台。而远东海面，至17世纪初，则已成为欧洲三国角逐的形势：葡萄牙租下明帝国的澳门，西班牙殖民菲律宾吕宋岛，荷兰盘踞爪哇。重商、攫取财富，他们各自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在远东海面展开商业和殖民的竞争。而台湾，因为恰好处于三角争斗的范围之内，于是成了几大帝国角逐的猎场。（马可•波罗）（马可波罗简介）
相对于西班牙与葡萄牙，荷兰人是最晚来东亚的。但此时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人，已经在跨越重洋的征战中养成了强大的势力与胃口。1602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成立，它首先是一个殖民与军事组织，其次才是一个经济组织。1603年8月，东印度公司在荷兰出售了1200大捆来自中国的生丝，获利250万荷兰盾，实际上，这批货物是同年2月25日船长希姆斯柯克在柔佛（即今新加坡）海面的一艘葡萄牙轮船上抢来的。同年7月，韦麻朗船队在澳门附近又截获了一艘驶往日本的葡萄牙船，船上的中国生丝后卖得140万荷兰盾。这两次抢劫事件所获利润相当于东印度公司原始资本的56%。更重要的，中国物资居然可以获如此厚利，也让他们目瞪口呆，胃口跟着也膨胀起来了，然后更急切地要把手伸出去抢夺。（海上马车夫油画）（东印度公司简介）
荷兰人在爪哇岛的落脚点是巴达维亚城（现在的印尼雅加达）。最初几年，贸易的发展没有预想的顺利。为了更方便地开展东方贸易，他们认为必须在中国本土或附近的岛屿建立一个据点。中国沿海几个地方进入他们筛选的视线：第一是已经被葡萄牙人占据的澳门，第二是九龙江河口、围头湾内的厦门岛与金门岛，第三是澎湖，第四才是台湾。
按照这个序列，他们首先对澳门下手了。
1622年6月24日，荷兰出动千余人，发动了与葡萄牙争夺澳门的战争。衔在葡萄牙人嘴里的那块肥肉，荷兰也想抢啊。显然荷兰人高估了自己的实力，葡萄牙人也不是软主，一番交手，荷兰人以失败而告终。
就是这之后，澎湖岛进入荷兰人的视线里。
澎湖居于台湾海峡中央，由64个岛屿组成，西面距厦门75海里，东面距台湾岛最近处仅24海里，是东亚海运的咽喉部位。据史籍记载，隋大业六年（610年），汉人开始移居澎湖地区。到宋元时期，即960~1368年之间，汉族百姓在澎湖地区已有相当数量。汉人开拓澎湖后，又开始向台湾发展，带去了当时先进的生产技术。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泉州知府汪大猷派水军造屋200间屯守澎湖，并把澎湖划入泉州府辖下的“编户”管辖，这是大陆封建政权首次在澎湖地区常年驻军，进行有效统治。从此台湾开始开式纳入中国封建王朝的势力范围。
到了1290年，元朝正式在澎湖设立巡检司。巡检司，级别不高，属九品，管辖澎湖、台湾等岛屿，负责巡逻、查缉罪犯，并兼办盐课，隶属于泉州路的晋江县，是大陆封建政权第一次在澎湖地区设立行政机构。
茫茫大海间的一座孤岛上，天高云淡，黄发垂髫都怡然自乐，本来并无须为之耗费多少精力，就能够永保平安无事了，但人算不如天算，事情还是来了。
1604年，正是郑芝龙在泉州安南石井村出生的那一年农历七月，荷兰东方舰队副司令官韦麻朗率三艘战舰向这里驶来了。当时，明朝军队守卫澎湖分春、冬二汛，春汛之后、冬汛之前的夏季，恰好是明驻军撤回大陆期间，所以韦麻朗到来时没有遭到任何抵抗。这么顺利地拥有一个荷兰据点，让韦麻朗喜不自禁，他马上号令伐木筑舍。
占领澎湖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澎湖不过是一块跳板，他们真正要窥视的是中国大地丰沛的物产。韦麻朗派先前结识的李锦、郭震、潘秀3位华商去跟福建官员谈通商一事，遭拒，又派通事林玉往福州贿赂税监高宷。
高宷是宦官，从朝廷里摇摇摆摆而来，不觉间就认为自己头上顶有光环，看人睹事便有了居高临下的俯视姿态。不知是不是真有谁给他撑腰，总之福州人看到他胃口非常大，胆子更大，只要有钱，一切好说，不行也马上变行。见荷兰人来求，高宷钱眼又开了，一开口就是三万金。这件事眼看就要成了，不料福建巡抚徐学聚却不乐意，脸一黑，拒绝了。
这一年11月18日，参将施德政与都司沈有容被徐学聚派去澎湖。
沈有容是万历七年（1579年）的武举人，他出行的目的倒并非交战，而是打算以语言的力量谕退荷兰人。一边文绉绉地去，另一边施德政则已经集结了50艘战船，并做好了火攻的准备。12月15日，韦麻朗见局势不好，稍有犹豫，最终还是带着舰队离开了澎湖。韦麻朗肯走，据说是因为沈有容气势如虹，他没想到明朝有这样的武将。临行前，韦麻朗特地找来画师为沈有容画了一张像，并将铜铳、铳弹以及一些特产当成礼物，送给沈有容。
没有找到如何“谕退”场面的记录，你来我往的角力，针尖锋芒的角逐都凝结到一块石碑上了。碑如今嵌在澎湖天后宫后殿柱壁间，已经陈旧斑驳，上刻“沈有容谕退红毛番韦麻郎等”，被称为“台湾历史第一碑”，是目前台湾发现的最古老的一块石碑。碑何人所立已经不详，或许真是神佑，1919年澎湖的这座天后宫进行维修时，有人无意间在祭坛下发现了它，一段历史浓缩其上。
柔软之舌，竟成为锐利武器，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退强悍之兵。一个文人在古碑前多看了几眼，一恍惚，突然有了个奇怪的联想：它应该是沈有容那个不烂之舌的雕塑吧？
有勇有谋，能言善辩，这个叫沈有容的人在澎湖便有了自己的地位。
就这样半点利益未得就悻悻退出澎湖，荷兰人还是不甘心的。1622年7月，另一个叫雷耶斯佐恩的荷兰舰队司令，又率领7艘战舰近千士兵再登陆澎湖。与18年前一样，这时也是夏季，恰好又是明朝驻军撤回大陆的空白期。而此时的荷兰，因为东印度公司的舰队在马六甲海峡击败西班牙、葡萄牙联合舰队而气势如虹，已经掌握了远东大部分海域的制海权，实力非同一般。当时有人统计，荷兰船舶总吨位已经相当于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四国之和了。
大约是将18年前那次无功而返当做了前车之鉴，这一次他们摆出来的架势明显不一样了。从登上澎湖的第二个月开始，荷兰人就开始在澎湖兴建红木埕要塞，后来又在白砂、八罩附近兴建类似的堡垒。这些堡垒多为每边56米的方形城堡，每堡安置火炮29门。红木埕要塞历时3个月完工，1150名华人劳工在期间一半病死累死饿死，幸存的571名被贩卖到巴达维亚，最终抵达的也只有65名，其余均死于途中。
外人打上门来，并且理直气壮地在你的地盘上筑窝建巢，这样的一桩事可谓大了，应该足以吸引朝廷的目光了吧？偏偏此时北方战事吃紧，后金势不可挡地攻城拔寨，努尔哈赤几乎兵临北京的门户山海关了，而各地揭竿而起者也此起彼伏，已经持续了200多年的大明江山岌岌可危。不过据明史记载，福建巡抚商周祚还是派人去巴达维亚找荷兰人谈判，请荷兰人立即从澎湖退走，理由是：“因为这岛是中国皇帝的财产。”但荷兰人不肯接受，他们提出的要求大致有二：一要跟中国通商，二要中国禁止与马尼拉的西班牙人通商。
谈判后来又来来往往谈了几回，却是越谈，荷兰人越是增兵添将。而福建巡抚的口气也一直未改变，坚持只有荷兰人离开中国管辖多年的澎湖岛以外的地方，双方才有商可通。
因此僵住了，彼此都没有退让的意思。
剑拔弩张的时候，接下去一场战争往往就紧随而来了。
明天启四年（1624年）正月，新到任不久的福建巡抚南居益决心用兵，福建水师40艘舰船运着2000多将士在澎湖北部的吉贝屿登陆，突入镇海港，筑城自守。六月，抗倭名将俞大猷之子、福建总兵俞咨皋率水师的增援部队又登上澎湖岛，对荷兰施加更大的压力，终于使退守风柜尾的荷兰人无法再坚守下去。双方议和，荷兰人从澎湖退走，退往台湾大员（即现在的安平）。
据说李旦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很大作用。
年初时他的义子郑芝龙离开日本平户抵澎湖，而他在这一年八月也来到这里。因为通荷语，闽南话又是他的母语，荷兰人竟让李旦作为他们的代表，与清政府进行谈判。李旦很卖力地在海峡上驶来驶去，经过调解，这一年8月22日，双方达成协议。4天后荷兰人开始撤往台湾，而郑芝龙也与他们一同动身。
荷兰人在大员登陆后，欣喜地发现，这里并非荒芜一片，比他们想象的好，好很多，不仅有生机，还有资源。1625年2月19日，荷兰首任台湾长官宋克给上司的报告就这样描绘道：“……土地肥沃，出产非常丰饶，有鹿、山羊、猪等野兽，野鸭、野兔亦悠游其间……”
那个春天，20岁的郑芝龙离开日本长崎，到澎湖给占据岛上的荷兰人当翻译，因为聪颖好学，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青年，在与外国人经商贸易的几年中，竟学会了数种外语。但他肯定志不在此。无论如何，小小的通事之职，都不可能与他踌躇满志的内心契合起来。那期间，并没有太多需要他出面翻译的机会，荷兰人反而数次派他到台湾海峡上，参与对往来的商船进行截击抢夺之举。相信这种活对郑芝龙来说肯定比当翻译更充满刺激。但抢了半天、夺得半死，一切财物却并不在他手中停留，转眼间已经全部归属了荷兰人。这个过程估计也令他颇为感慨并浮想联翩。
德韦特是荷兰第二任台湾长官，他还在澎湖任职时，曾在一封信中写道：“经过雷约兹司令的批准，我们每天都期望能够在这里集中二三十艘中国帆船，通事一官被派往北方去截击与俘获一些船只。”
这里所说的“一官”，就是郑芝龙。
台湾面积约3.6万平方公里，包括台湾岛、澎湖列岛、绿岛、钓鱼岛、兰屿、彭佳屿和赤尾屿等，隔着一个台湾海峡，与福建相望，两岸最窄处仅130千米。
据说早在6亿年前的古生代晚期造山运动开始，台湾海峡地区出现了一个“台湾滩”，这是海峡中的最高处，深度仅20米，但海峡两岸间许多地区仍然连为一体。到1.9亿多年前的中生代侏罗纪和白垩纪之间，两岸间发生剧烈的地壳运动，台湾才开始成为陆地。此时，在两岸间分别出现喜马拉雅山脉和中央山脉，但是两岸间还是相连的。白垩纪和古新世时期，也就是在约5400万年前，水逐渐漫上来，中间成为浅海，开始形成海峡。
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台湾海峡之间曾有一条浅滩，从福建东山岛向东偏南延伸，经台湾海峡至澎湖列岛，然后再到台南。在1200万年前，它曾是连接两岸的桥梁，台湾的早期哺乳动物、早期少数民族及其文化，就是通过它，从祖国大陆的华南地区渐渐东迁入台，直到8500年前它才被海水最后吞没。1981年，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系林观得教授在美国世界海平面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第一次提出“东山陆桥”的概念。
1970年，台南县左镇菜寮乡发现了一个20岁左右青年男子的顶骨化石，被称为“左镇人”。考古学家认为，左镇人是在3万年前从中国大陆到台湾的，与福建考古发现的“清流人”、“东山人”同属中国旧石器时代南部地区的晚期智人，有着共同的起源。
被定为台湾一级文物古迹的圆山遗址，位于基隆河下游的台北盆地，距今已经4000年左右。这里出土的有段石锛和有肩石斧，也曾在福建和广东发现过。
《临海水土志》这本书留下了世界上对台湾最早的记述。书的作者叫沈莹，三国时期吴国丹阳的太守。黄龙二年（230年）春，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率一万名官兵浮海东渡，首航台湾。据说此次台湾之行历时一年，风高浪涌，礁石林立，好不容易抵达彼岸，最后却因为疾病流行，水土不服，官兵死伤十之八九，最后回来时并不是空着双手，而是将数千名台湾人顺便带到大陆。如此千难万险的一次行程，回来后总会向人反复说道。应该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几十年后，吴国临海郡太守沈莹就是根据这些从台湾返回的吴国官兵以及他们带回来的台湾人所介绍的情况，在264~280年间写下了《临海水土志》一书。
那时台湾被称为“夷洲”。（小注：台湾的名称由来）
《临海水土志》中称，“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此夷各号为王，分划土地人民，各自别异”，“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
过了数百年，至隋朝时，台湾的名称又有了变化，被称为“流求”。史载，隋炀帝曾三次派人赴流求。第一次是607年，去流求是为“求访异俗”，就是了解风土人情；第二次是608年，派人去是为了“慰抚”；第三次是610年，据说这次去了一万多名官兵，由武贲郎将陈稜及朝请大夫张镇州率领，从广东义安，即现在的潮州起航。船抵达时，当地人起初以为来的不过是中原的商船，彼此颇为友好。后来的气氛却恶劣了，传说是因为陈稜与当地酋长谈判，最终没谈成，双方刀枪相向。关于隋军的3次台湾之行，留下来的文字记录其实并不太多，但彰化市有一条街，至今仍与陈稜的名字连在一起，街名就叫“陈稜街”。
泉州德化县浔中乡宝美村《德化星坊南市族谱》里，记载着关于当地苏姓家族的迁移：“苏氏一族于南宋绍兴年章节分支仙游南门、兴化、涵江、泉州晋江……台湾，散居各处。”很显然这份族谱是后人所著，因为那时的台湾其实还被称为“琉求”。
而到了明中叶，漳州人林道乾以及出生于广东省潮州饶平县的林凤等数个海盗集团，又以台澎为据点，呼啸在海上，风里浪里驾船驰骋。他们的随从，从几百至上万人不等。以澎湖为基地的林凤，最盛时据说曾拥有船舰300多艘，人员40000以上。
如果时光往前追溯，会看到另一种景象。
早在13世纪时，因为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写的那本《马可•波罗游记》，而使东方的富裕与神秘深为欧洲人所眼热。15世纪初期，欧洲国家开始了对外的扩张，通往印度新航路被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被发现了，欧洲与亚洲的距离刹时缩短，世界进入了海权时代，原为欧洲大陆边陆的几个大西洋沿岸国家，借此登上世界舞台。而远东海面，至17世纪初，则已成为欧洲三国角逐的形势：葡萄牙租下明帝国的澳门，西班牙殖民菲律宾吕宋岛，荷兰盘踞爪哇。重商、攫取财富，他们各自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在远东海面展开商业和殖民的竞争。而台湾，因为恰好处于三角争斗的范围之内，于是成了几大帝国角逐的猎场。（马可•波罗）（马可波罗简介）
相对于西班牙与葡萄牙，荷兰人是最晚来东亚的。但此时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人，已经在跨越重洋的征战中养成了强大的势力与胃口。1602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成立，它首先是一个殖民与军事组织，其次才是一个经济组织。1603年8月，东印度公司在荷兰出售了1200大捆来自中国的生丝，获利250万荷兰盾，实际上，这批货物是同年2月25日船长希姆斯柯克在柔佛（即今新加坡）海面的一艘葡萄牙轮船上抢来的。同年7月，韦麻朗船队在澳门附近又截获了一艘驶往日本的葡萄牙船，船上的中国生丝后卖得140万荷兰盾。这两次抢劫事件所获利润相当于东印度公司原始资本的56%。更重要的，中国物资居然可以获如此厚利，也让他们目瞪口呆，胃口跟着也膨胀起来了，然后更急切地要把手伸出去抢夺。（海上马车夫油画）（东印度公司简介）
荷兰人在爪哇岛的落脚点是巴达维亚城（现在的印尼雅加达）。最初几年，贸易的发展没有预想的顺利。为了更方便地开展东方贸易，他们认为必须在中国本土或附近的岛屿建立一个据点。中国沿海几个地方进入他们筛选的视线：第一是已经被葡萄牙人占据的澳门，第二是九龙江河口、围头湾内的厦门岛与金门岛，第三是澎湖，第四才是台湾。
按照这个序列，他们首先对澳门下手了。
1622年6月24日，荷兰出动千余人，发动了与葡萄牙争夺澳门的战争。衔在葡萄牙人嘴里的那块肥肉，荷兰也想抢啊。显然荷兰人高估了自己的实力，葡萄牙人也不是软主，一番交手，荷兰人以失败而告终。
就是这之后，澎湖岛进入荷兰人的视线里。
澎湖居于台湾海峡中央，由64个岛屿组成，西面距厦门75海里，东面距台湾岛最近处仅24海里，是东亚海运的咽喉部位。据史籍记载，隋大业六年（610年），汉人开始移居澎湖地区。到宋元时期，即960~1368年之间，汉族百姓在澎湖地区已有相当数量。汉人开拓澎湖后，又开始向台湾发展，带去了当时先进的生产技术。南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泉州知府汪大猷派水军造屋200间屯守澎湖，并把澎湖划入泉州府辖下的“编户”管辖，这是大陆封建政权首次在澎湖地区常年驻军，进行有效统治。从此台湾开始开式纳入中国封建王朝的势力范围。
到了1290年，元朝正式在澎湖设立巡检司。巡检司，级别不高，属九品，管辖澎湖、台湾等岛屿，负责巡逻、查缉罪犯，并兼办盐课，隶属于泉州路的晋江县，是大陆封建政权第一次在澎湖地区设立行政机构。
茫茫大海间的一座孤岛上，天高云淡，黄发垂髫都怡然自乐，本来并无须为之耗费多少精力，就能够永保平安无事了，但人算不如天算，事情还是来了。
1604年，正是郑芝龙在泉州安南石井村出生的那一年农历七月，荷兰东方舰队副司令官韦麻朗率三艘战舰向这里驶来了。当时，明朝军队守卫澎湖分春、冬二汛，春汛之后、冬汛之前的夏季，恰好是明驻军撤回大陆期间，所以韦麻朗到来时没有遭到任何抵抗。这么顺利地拥有一个荷兰据点，让韦麻朗喜不自禁，他马上号令伐木筑舍。
占领澎湖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澎湖不过是一块跳板，他们真正要窥视的是中国大地丰沛的物产。韦麻朗派先前结识的李锦、郭震、潘秀3位华商去跟福建官员谈通商一事，遭拒，又派通事林玉往福州贿赂税监高宷。
高宷是宦官，从朝廷里摇摇摆摆而来，不觉间就认为自己头上顶有光环，看人睹事便有了居高临下的俯视姿态。不知是不是真有谁给他撑腰，总之福州人看到他胃口非常大，胆子更大，只要有钱，一切好说，不行也马上变行。见荷兰人来求，高宷钱眼又开了，一开口就是三万金。这件事眼看就要成了，不料福建巡抚徐学聚却不乐意，脸一黑，拒绝了。
这一年11月18日，参将施德政与都司沈有容被徐学聚派去澎湖。
沈有容是万历七年（1579年）的武举人，他出行的目的倒并非交战，而是打算以语言的力量谕退荷兰人。一边文绉绉地去，另一边施德政则已经集结了50艘战船，并做好了火攻的准备。12月15日，韦麻朗见局势不好，稍有犹豫，最终还是带着舰队离开了澎湖。韦麻朗肯走，据说是因为沈有容气势如虹，他没想到明朝有这样的武将。临行前，韦麻朗特地找来画师为沈有容画了一张像，并将铜铳、铳弹以及一些特产当成礼物，送给沈有容。
没有找到如何“谕退”场面的记录，你来我往的角力，针尖锋芒的角逐都凝结到一块石碑上了。碑如今嵌在澎湖天后宫后殿柱壁间，已经陈旧斑驳，上刻“沈有容谕退红毛番韦麻郎等”，被称为“台湾历史第一碑”，是目前台湾发现的最古老的一块石碑。碑何人所立已经不详，或许真是神佑，1919年澎湖的这座天后宫进行维修时，有人无意间在祭坛下发现了它，一段历史浓缩其上。
柔软之舌，竟成为锐利武器，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退强悍之兵。一个文人在古碑前多看了几眼，一恍惚，突然有了个奇怪的联想：它应该是沈有容那个不烂之舌的雕塑吧？
有勇有谋，能言善辩，这个叫沈有容的人在澎湖便有了自己的地位。
就这样半点利益未得就悻悻退出澎湖，荷兰人还是不甘心的。1622年7月，另一个叫雷耶斯佐恩的荷兰舰队司令，又率领7艘战舰近千士兵再登陆澎湖。与18年前一样，这时也是夏季，恰好又是明朝驻军撤回大陆的空白期。而此时的荷兰，因为东印度公司的舰队在马六甲海峡击败西班牙、葡萄牙联合舰队而气势如虹，已经掌握了远东大部分海域的制海权，实力非同一般。当时有人统计，荷兰船舶总吨位已经相当于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四国之和了。
大约是将18年前那次无功而返当做了前车之鉴，这一次他们摆出来的架势明显不一样了。从登上澎湖的第二个月开始，荷兰人就开始在澎湖兴建红木埕要塞，后来又在白砂、八罩附近兴建类似的堡垒。这些堡垒多为每边56米的方形城堡，每堡安置火炮29门。红木埕要塞历时3个月完工，1150名华人劳工在期间一半病死累死饿死，幸存的571名被贩卖到巴达维亚，最终抵达的也只有65名，其余均死于途中。
外人打上门来，并且理直气壮地在你的地盘上筑窝建巢，这样的一桩事可谓大了，应该足以吸引朝廷的目光了吧？偏偏此时北方战事吃紧，后金势不可挡地攻城拔寨，努尔哈赤几乎兵临北京的门户山海关了，而各地揭竿而起者也此起彼伏，已经持续了200多年的大明江山岌岌可危。不过据明史记载，福建巡抚商周祚还是派人去巴达维亚找荷兰人谈判，请荷兰人立即从澎湖退走，理由是：“因为这岛是中国皇帝的财产。”但荷兰人不肯接受，他们提出的要求大致有二：一要跟中国通商，二要中国禁止与马尼拉的西班牙人通商。
谈判后来又来来往往谈了几回，却是越谈，荷兰人越是增兵添将。而福建巡抚的口气也一直未改变，坚持只有荷兰人离开中国管辖多年的澎湖岛以外的地方，双方才有商可通。
因此僵住了，彼此都没有退让的意思。
剑拔弩张的时候，接下去一场战争往往就紧随而来了。
明天启四年（1624年）正月，新到任不久的福建巡抚南居益决心用兵，福建水师40艘舰船运着2000多将士在澎湖北部的吉贝屿登陆，突入镇海港，筑城自守。六月，抗倭名将俞大猷之子、福建总兵俞咨皋率水师的增援部队又登上澎湖岛，对荷兰施加更大的压力，终于使退守风柜尾的荷兰人无法再坚守下去。双方议和，荷兰人从澎湖退走，退往台湾大员（即现在的安平）。
据说李旦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很大作用。
年初时他的义子郑芝龙离开日本平户抵澎湖，而他在这一年八月也来到这里。因为通荷语，闽南话又是他的母语，荷兰人竟让李旦作为他们的代表，与清政府进行谈判。李旦很卖力地在海峡上驶来驶去，经过调解，这一年8月22日，双方达成协议。4天后荷兰人开始撤往台湾，而郑芝龙也与他们一同动身。
荷兰人在大员登陆后，欣喜地发现，这里并非荒芜一片，比他们想象的好，好很多，不仅有生机，还有资源。1625年2月19日，荷兰首任台湾长官宋克给上司的报告就这样描绘道：“……土地肥沃，出产非常丰饶，有鹿、山羊、猪等野兽，野鸭、野兔亦悠游其间……”
那个春天，20岁的郑芝龙离开日本长崎，到澎湖给占据岛上的荷兰人当翻译，因为聪颖好学，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青年，在与外国人经商贸易的几年中，竟学会了数种外语。但他肯定志不在此。无论如何，小小的通事之职，都不可能与他踌躇满志的内心契合起来。那期间，并没有太多需要他出面翻译的机会，荷兰人反而数次派他到台湾海峡上，参与对往来的商船进行截击抢夺之举。相信这种活对郑芝龙来说肯定比当翻译更充满刺激。但抢了半天、夺得半死，一切财物却并不在他手中停留，转眼间已经全部归属了荷兰人。这个过程估计也令他颇为感慨并浮想联翩。
德韦特是荷兰第二任台湾长官，他还在澎湖任职时，曾在一封信中写道：“经过雷约兹司令的批准，我们每天都期望能够在这里集中二三十艘中国帆船，通事一官被派往北方去截击与俘获一些船只。”
这里所说的“一官”，就是郑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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