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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补上一个道歉

补上一个道歉

庞 旸

原山东济南一中初二四班学生刘伯勤因“文革”中打自己的老师,在今年《炎黄春秋》杂志第六期刊登“道歉广告”。读后,我不由想起自己四十七年前的一件往事。

1966年,我十岁。那年春夏,“文革”已经让全社会沸腾了。宿舍大院里那些叱咤风云的中学生——六中的男生、师大女附中的女生们,都身着绿军装,腰系武装带,威风凛凛地在学校斗校长,斗老师。我还记得,为了显示出“做最最忠于伟大领袖的红卫兵”,一个女附中的大姑娘,竟剃了个光溜溜的大秃头;而一个六中的半大小子,竟把几个红像章生生别在胸前的肉里!就在这火热的、疯狂的年代,我们这些小学生也在家里待不住了。模仿大哥哥大姐姐去造反吧,似乎还没那个资格,而且,造谁的反呢?“走资派”、“地富反坏右”,还轮不到我们斗。于是,男孩子就把造反的热情倾泻到了小动物身上。我亲眼看到几个像我们这么大的男孩儿,是怎么杀死一只猫的——石头砸,棍子打,铁锹拍,都折磨不死。于是,男孩们轮流把那奄奄一息的猫往天上抛,这招儿也没用,那“猫坚强”愣是摔不死,反而趁着一次“上天”的机会赖在树枝上不下来了。这下男孩们可恼了,用大竹竿把那只伤猫捅下来,回家烧来一壶壶滚烫的开水,轮番浇在猫身上。这下,那可怜的猫终于咽了气。我还记得最后漂在大水池里的那具可怕的猫尸体——身上的毛已经全没了,白惨惨的,在脏水里一起一伏。这一幕成了噩梦,时不时就会浮现在我以后四十七年的生活里。

人们说“文革”充分调动了人们心中原始的恶,这让我亲眼看到了。

我们几个女孩,原是各家的乖乖女,受这种时代风气感染,也觉得不能成天玩“过家家”了,也要干点革命的事。干什么呢?机会来了——我们中的一个女孩,因父母是“反动资本家”被抄家了。抄家那天女孩没处去,站在院子里哭。我们平时很要好,觉得应该“挽救”她,于是就把她接到其中一个同学家里,对她说,虽然你爸妈是坏人,但你还是我们的好“战友”!别回家了,和他们划清界限!于是,我们几人分工,从家里拿来米、面和菜,给她做饭,晚上轮流陪她睡觉。可那孩子毕竟只有十岁,成天哭哭啼啼的,想家。有一天,竟留了个纸条,回到她那“反动”的家里去了。

当时我们心里真是气不忿儿:“反动资本家”竟然比我们“革命小战友”的感召力还大!不行,这事不能就这么完了,得给他们一点儿教训!怎么办呢?一个女孩看到他们家门口炉子上烧着一锅稀饭。于是,我们一人抓了一把脏土,排着队,轮流跑过去撒在她家的粥锅里。

过了一会儿,藏在暗处观察动静的我们,看到她的妈妈从屋里出来,铁青着脸,端着一锅又黑又脏的“粥”去街道办告状了。我们知道自己做了亏心事,心里害怕,就作鸟兽散。这件事当然不了了之,以后也从没人再提起过。

但是,此事真的从我心里翻过去了吗?没有!这件事成了我的一个心结,几十年了并不敢将它忘记。它是我十年中做过的唯一一件恶事,但它发生在一群原本天真可爱、阳光活泼的小女孩儿身上。

我也应该就四十七年前的这件错事,补上一个忏悔、一个道歉。

《杂文选刊》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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