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业内有种说法：不想上春晚的相声演员，就不是好相声演员。上了春晚的相声演员，肯定是好相声演员。

现在呢？又有了一种说法：不想上春晚的相声演员，也可能是好相声演员。上了春晚的相声演员，也可能不是好相声演员。

初入“春晚专用宾馆”

大概在2000年开春儿，我跟廉春明老师合作写了个相声叫《新夜行记》，在北京电视台播出，反响不错。十月份的某一天，廉老师给我打来了电话，用低沉的声音郑重地通知我，“春晚想用咱们这个节目。”

放下电话，我心潮澎湃。那个时候，上春晚是很多演员、编剧的梦想。我当演员的时候，对于上春晚连想都不敢想，知道自己这两下子离那儿太远。当了编剧之后，敢想了，但是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我还是激动不已。

约好下午两点在“春晚专用宾馆”念稿子，我一点就到了宾馆楼下，生怕去晚了，给人留下坏印象。太早上去怕没人搭理，先围着宾馆转悠了一圈儿，考察了一遍周边的环境，顺便胡思乱想了一通，想象着除夕之夜，自己的名字出现在电视屏幕的左下方的情景，提前体验一下儿胜利的喜悦。

到了一点半，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进入“春晚专用宾馆”一楼大厅。大厅挺简陋，类似办公楼的一层，但那是我心中的殿堂。想着每年亿万人瞩目的春晚作品就是在这个地方创作出炉的，我的心中就有一种莫名的忐忑。想着自己也能作为一名春晚的人员步入这个大厅，我的自豪感又油然而生。

是的，在这儿我还是孙子，但出去我就是爷爷啦。因为我是春晚的编剧！那个年代的人就是这个想法，上了春晚就一步登天。跟人家说我给春晚写过某某作品，吃饭都能打个九五折，上歌厅唱歌人家能送个果盘儿。

差十分钟两点的时候，我步入了春晚会议室。有几位老作者已经提前就座了，我规规矩矩地向众人鞠躬，坐到了角落的位置。讨论开始，我一念段子，现场笑声不断。念完段子，一片叫好声。

走出“春晚专用宾馆”，我有些飘飘然了。我感觉这个节目上春晚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而且肯定是今年春晚最成功的一段相声。我沿着公路走了很久，一直没有打车。我怕的哥没完没了地聊天，打破我的遐想。

后来才知道，我太乐观啦。导演组提出修改意见，要把二十五分钟的段子改到十分钟之内。演员不同意用删改稿，坚持用原来的稿子。想上春晚，不接受剧组的意见，那怎么可能呢？第一次冲击春晚，以失败告终。

后来多次参加春晚才知道，春晚有多少作品，念稿子的时候都是一片叫好声，经过不断地修改、删减、排练，再到直播大厅彩排，已经没一个人给它叫好儿啦。怪谁呢？谁都不怪。上春晚就跟到西天取经一样，要想修成正果，就得经历九九八十一难。

现在春晚的做法挺好，觉着一个作品可以了，就让演员和作者自己磨炼去了，不经过那么多次修改和审查。

春晚的魔力

到了二零零四年，我跟廉春明老师创作了一段相声《让一让，生活多美好》，被冯巩老师看中，我又一次来到春晚剧组。

这回跟上回的情况迥然不同。冯巩老师是春晚必上的演员之一，所以冯巩老师的编剧就是春晚的主创，有资格住到“春晚专用宾馆”。

您别瞧这家宾馆设施挺陈旧，服务员挺冷淡，伙食挺一般，但那是“春晚专用宾馆”。除了港台的演员，大陆的赵本山、冯巩、郭冬临这些春晚明星都在这里下榻，排练春晚作品。所以能入住这里，对于一个编剧来说，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可以跟别人炫耀的资本。

有几位春晚笑星的御用作者，每年的十月份刚过，就住到这家不大的宾馆里，每天按时到会议室开会，讨论作品，听取意见。然后回到自己那间不大的房间里，反复地修改。

有可能改来改去，改得脑袋都大了，最后这个作品被枪毙了。几个编剧在屋子里彻夜讨论，重新构思，再弄出一个新作品，接着听取意见，反复修改，直到三十那天，修改才宣告结束。

开作品研讨会的时候，编剧都在场。导演让相互提意见，但是说真话的少。一方面，别人辛辛苦苦创作出来的作品，我要说不好，人家能不恨我吗？另一方面，有好点子，我自己还留着呢，凭什么告诉别人呀？

春晚的编剧之间，见面客客气气，但是一提到作品，往往说话非常谨慎，对自己的节目守口如瓶。春晚作者还签署了保密协议，不许把春晚的情况告诉记者和外人。看着对编剧挺苛刻，其实更增加了编剧的神圣感，因为我们是知道绝密的人！

春晚最有特色的是饭菜，多少年保持品种不变，味道不变。这就意味着每天都要吃相同的几样菜，连着吃几个月。对于年年去春晚的编剧来讲，意味着每年都有几个月吃相同的菜。再好的菜也吃恶心了，何况不算多好那。

就这样还不是每个人都有在春晚吃饭的资格。除了像我们这样，御用的编剧持有春晚饭票儿，临时来的编剧要想在春晚吃饭，必须经过制片部门严格的审核，看你有没有在春晚吃饭的资格，怕你是来蹭饭吃的。

先开始是吃自助餐，有个制片部门的人在现场盯着，生怕有人盛多了饭菜浪费。你刚盛一勺子菜，他马上过去用铲子把菜恢复原样儿，怕影响菜品的卖相。

谁要是想打回去点儿当夜宵，那是绝对不可以的。想喝两口儿的，自己掏钱买酒。有谁不掏钱买，走的时候签单，那可非同小可，会遭到剧组的严厉批评，“占春晚剧组的便宜，你还想不想在这儿待啦？”

后来改成点餐了，每个人每顿饭几十块钱的标准。吃不了作废，吃多了自己掏钱。餐厅服务员保持着国营餐馆职工的优良传统，绝不看人下菜碟儿。您是平民百姓也好，您是大腕儿也好，绝对一视同仁，都没笑脸儿。

就这样一直熬到直播。按说作品通过了，作者就可以回家准备过年了，但是春晚的编剧不是这样。他们要跟着参加直播，为自己的作品鼓掌叫好。

上场的演员也会跟摄像师托付，直播的时候，给编剧一个镜头。在亿万电视观众面前露一小脸儿，也算是对这几个月辛苦工作的回报。

您别瞧露这一小脸儿，回家之后，有可能成为整个春节期间的话题。全国就一个央视，全世界就一家春晚，所有人都看。亲戚朋友见着您头一句话就是，“春晚上看见您啦！”

辛苦这么长时间，能挣多少钱呢？那时候一个作品的创作费大概五千块钱，可每个作品有好几个编剧呢。

一个编剧要想面对那么多提意见的人，应付那么多次修改，简直太辛苦了，所以只能使用人海战术。我们给冯巩老师创作的那个小品有五六个编剧，最后得了个春晚一等奖。上台领奖的时候，五六个编剧加上四五个演员，快把舞台站满啦。

这五六个编剧分五千块钱，一个人才分几百块钱。冯巩老师体会编剧的辛苦，自己的劳务也让编剧分，就这样一个人也就分几千块钱。

折腾几个月挣几千块钱，值吗？太值啦！只要上了春晚，各地电视台举办大型活动，都会慕名找你创作，那可就不是一段儿几千了。要是外地的编剧，上了春晚就是当地的名人啦，评级、分房都会优先考虑。我在南京前线歌舞团的时候，有一位编剧就因为跟几个人合作了一段春晚相声，享受了军级待遇，分了小楼。

这还是春晚的编剧那，要是春晚的演员回到当地，那就更了不得啦。虽说没有净水泼街、黄土垫道，反正我听说过，外地的演员大年初一回到当地，领导捧着鲜花在火车站迎接，站台上还铺了好几米的红地毯。

那年我除了参与冯巩老师这个作品，还参与了一段群口相声的创作，叫《十二生肖过大年》，是侯耀文、石富宽等十二个演员合说的。每个演员代表一个生肖，排练室的墙上贴着演员名单，写着：

猪——某某某

狗——某某某

鸡——某某某

……

节目的负责人是我们广播艺术团的相声演员刘全刚。他知道编剧的辛苦，带着我们出去喝酒。这时候接到导演组电话，“刚接到一个电话，说你们几个人嫖娼，让警察给抓住了。”

刘全刚当时就急了，“这是谁造的谣呀？”

我们一分析，肯定是其他春晚语言类节目的人干的。一台春晚就能上那么几个语言节目，把我们搅和下去，他的机会就多了一点儿！

当然了，这是我们胡乱分析的，也可能就是某个跟春晚没关系的人的恶作剧。

那年春晚还有两位相声演员，从建组就泡在宾馆，一遍遍地接受审查，一遍遍地修改作品。这期间推掉了所有的演出，经济损失可想而知。暂时的损失是为了以后身价倍增，经济上是绝对合算的。

一直到了腊月三十的上午，这两位演员被告知，“你们这个节目被毙啦！”两个演员都疯啦，家乡所有人都等着三十晚上看电视那，这时候回家，有何面目去见江东父老？

那位演员一怒之下，在房间的浴池里来了个“黛玉焚稿”，发誓永远不上春晚。

春晚才不怕这个呢，你不上，有得是人上！

辛苦地折腾

2004年之后连着好几年，我也成了春晚的常客。每年按时到“春晚专用宾馆”关几个月禁闭，吃几个月剧组饭。

这期间除了有一次是给姜昆老师创作节目，其他时间都是给冯巩老师写作。

冯巩老师对编剧非常好，知道我爱喝酒，春晚剧组又不提供酒，特意让司机搬一箱酒放到我的房间。怕我们总吃同一口味的饭菜反胃，隔三岔五地组织编剧出去吃回涮羊肉，换换口味。

冯巩老师是个对作品非常认真的人，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儿，他的每个作品都要修改上百次。除了导演组提了意见要修改，冯巩老师会带着作品四处演出，看现场效果。每次演出回来都找出不足，连夜修改，熬到三四点钟是常事。

他的脑子里随时想着作品，有时候在家睡到半夜，突然想起什么，马上给编剧打电话，“这块儿应该这么这么改……”

他的作品都是逐字逐句反复推敲，就连一个感叹词，用“啊”还是用“嗨”，他都要揣摩很多遍才最终敲定。

这个节目其他演员的词儿，冯巩老师全都倒背如流。有一次跟导演讨论作品，冯老师在我的房间内，一个人演几个角色，把整个小品演了一遍，一句词儿都不带错的，一个磕巴都没打。

要不人家成名那，确实付出了心血。

久在春晚混，难免被折腾。有可能费挺大劲弄出一个作品来，结果给毙了，让你再换一个。点灯熬油地重新写了一个，人家一瞧，“还不如第一个那，还用原来那个吧！”

慢慢地我也摸索出门道儿来了，对春晚导演说的话，千万别当真。人家会跟你说，“你写这个节目非常好，是春晚必保的节目。”这就是为了鼓励你，让你好好修改，兴许过两天告诉你，“这个作品不行，还得换。”

您谁也别埋怨，因为谁说了都不算。也可能语言类导演觉着这节目不错，总导演说不行。还可能总导演说不错，电视台领导看了不喜欢。又有可能电视台领导说挺好，上面的领导提出问题。

那外地的演员初到春晚，听导演说“这个节目必保”，恨不得连老家的单位都辞了，憋着上完春晚就能调到北京来。第二天被告知，“某某主任看了您这作品，说不行。”那就赶紧打铺盖卷儿回家吧，节目被毙了，剧组马上让您腾房，想多在宾馆住一天都不行。

上春晚

2010年参加相声大奖赛获得了二等奖，正赶上马东当春晚导演。我跟他合作过几回，帮他写晚会撰稿。他对我挺欣赏，对我发出了邀请，让我上个单口小段儿。

我也算是老在春晚混的人了，但是当事者迷，事情降临到自己头上，还是糊涂。推掉了不少演出，就等着上春晚啦！结果那？没上去。

马东老师是好心，但是他一个人说了不算呀！唱歌的大美女比我名气大多了，都是几个人唱小合唱。我一个大老爷们，想在春晚上来段单口相声，根本不可能！按理说我应该早就想到这个问题，可我就愣没想到。

虽说没上去，但是我感谢马东老师，感谢他对我的信任。

真正上春晚是2013年，我过去的战友孙涛排了个小品《你摊上事儿了》，里面缺个角色，孙涛想到了我。这次我等于是搭着孙涛的顺风车，所以没费什么劲，就在三十晚上让亿万人瞩目了一把。

我对孙涛是既感谢又愧疚。感谢他为这个小品付出了那么大的心血，愧疚的是，让他没少跟着我着急。我一个人说单口相声习惯了，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台词不固定。而春晚的小品时间精确到分钟，节奏很快，台词必须固定。

最后一次彩排的时候，我还记不住词儿那，不该说的时候插话，该说的时候不说。我不说话就空场，我瞪着俩眼睛看着孙涛，孙涛知道我想不起来了，赶紧接上。观众一瞧，以为是孙涛忘词儿啦那！

到了直播那天，我还笑场啦！那天孙涛妆化得挺浓，他的皮肤又特别好，一个褶子都没有。我上台跟他一对脸儿，感觉他是个蜡人，我“扑哧”就笑出来了，赶紧把头扭向一旁。

好不容易上了回春晚，还是戴着头套上去的，很多人都没认出我来。蔡明老师的母亲非常喜欢我的节目，跟蔡明老师说，“今年春晚应该让方清平上。”蔡明老师说，“孙涛那个小品里就有方清平。”老太太琢磨了半天，“我说看着眼熟那，是方清平呀！”

大年初一，网上还出现了不少帖子，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上春晚啦！”他们觉着我戴头套的形象特别像莫言！

大年初五，四川泸州请我过去演出。舞台设在露天广场，大条幅写着“欢迎春晚《你摊上事儿啦》演员方清平亲临现场”。我就在台边候场，没人搭理我，都不知道我就是春晚上戴头套那个人！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