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高更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人物确定是毕沙罗。

毕沙罗出生在一八三〇年，比高更年长十八岁。

他与高更有许多相似的背景，高更的童年是在南美秘鲁度过，有海洋与异域的记忆。

毕沙罗的先世是犹太人，但他出生在加勒比海当时丹麦的属地圣托马斯岛。

毕沙罗的家族在美洲、非洲、欧洲之间贩卖干粮，与高更一样，毕沙罗的童年至青少年时期，充满了中南美的海洋与异域风景的记忆。

毕沙罗十二岁才回到法国，接受欧洲的正统教育，而他此后的绘画中不断出现热带椰子树、土著女人与男子，和高更一样，他们的海洋与异域记忆似乎决定了他们一生的性格取向。

一八七四年左右高更认识了毕沙罗，当时印象派刚刚形成，毕沙罗是这个绘画团体的创始者，也是最热心的成员。

毕沙罗可以说是高更入门艺术最主要的指导者。

高更前期的作品有明显的毕沙罗的影响。

毕沙罗在一八八〇年前后居住在巴黎近郊，刻画出宁静的小镇风景，他在城市边缘的村落小市镇发展出似乎在对抗大都会工商业鼎盛繁华匆忙的另一种小市民美学。

当时印象派的画家大多以大都会的繁华为刻画对象，德加（Degas）画芭蕾舞表演，雷诺阿（Renoir）画中产阶级的士绅淑女，而毕沙罗却走向农业衰颓的小镇。

他像是在对抗工商业文明，隐居在农业手工业传统的小镇，想过另一种不介入现代资本消费的朴实生活。

毕沙罗在一八八〇年左右成为无政府主义者，起源于俄罗斯的无政府主义——以暴力与极端手段对抗当时极权的俄国皇帝，然而，法国蒲鲁东一派的无政府主义，提倡以和平与自由意志对抗统治者的压迫与钳制。

蒲鲁东曾经向高更赞美他的外祖母弗劳拉·特立斯坦，因为这位外祖母正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无政府主义中女权运动与工人革命的先锋。

许多相同的因素使毕沙罗与高更成为好友，是艺术创作上的良友，更是思想信仰上气味相投的伙伴。

一八七九年高更以“市集菜园”为主题的一件风景画作，非常像毕沙罗的风格。

浅绿带暗灰的色调，一方一方近景的菜圃，农人正在田中工作。中景是隐匿在树林间的小镇民居的屋顶。越过红瓦或灰瓦的屋顶，地平线远方是灰蓝色以小笔触画出的天空，翻腾着忧郁的低沉的云。

这件早年的高更作品与他后期色彩浓郁的犷烈风格大不相同。

这是高更“毕沙罗时期”的画风。

高更这一段时间写过许多给毕沙罗的信件，讨论艺术，也讨论现实生活。毕沙罗显然带领高更进入了艺术创作领域，可是，更重要的，可能也同时促使了高更一步一步走向对自己的反省与质疑。

一张一八八〇年左右的素描十分耐人寻味。

这张素描中毕沙罗画了高更，寥寥几笔，勾勒出充满询问的高更的困惑表情。

画面上高更望着纸张的另一边，上面是高更画的毕沙罗，秃头、大胡子、低垂着眉眼，若有所思。

两人深刻的友谊在画中不言而喻，而年轻的高更，似乎走到了人生的两难的关口，不知何去何从，充满疑惑，似乎要求助于毕沙罗的帮助。

当时正狂热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毕沙罗会给高更什么建议？

高更当时还是股票市场的专职人员，住在豪宅里，有出身教养良好的美貌妻子，有儿女，收入优渥，家庭幸福。

然而，无政府主义相信每一个个体的自我解放，无政府主义试图把人从阶级、种族、性别、家庭与婚姻制度中解放出来。

毕沙罗的信仰动摇了高更的稳定生活吗？

或者是，高更十年的婚姻与家庭生活已经累积着必须释放压力的需要？

一八八〇年，高更有七件作品参加第五届印象派大展；一八八一年，高更有八件绘画、两件雕刻品参加第六届印象派大展；一八八二年，高更有十二件绘画作品与两件雕刻品参加第七届印象派大展。

显然，高更在艺术创作上的投入越来越深，从一个玩票的业余画家一步一步要逼视自己内在全心创作的狂热意图。

也许现实生活与理想不可能两全。

也许艺术创作的孤独之旅必然要逼使高更做最后的决定。

选择股票市场高薪的工作呢，还是画画？

选择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呢，还是孤独走向艰难的创作之路？

一八八三年，高更毅然决然辞去了伯廷公司的股票市场工作，使家人与朋友都大吃一惊，连一直影响他的毕沙罗也一时错愕，他对高更这样的选择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高更比我想象的还要天真。

在与文明决裂的信仰上，高更要走得比毕沙罗更远了。

一八八二年年底，高更给毕沙罗的信中已透露了他对股票公司职业的厌倦，也由于法国股票市场陷于低潮，使高更看不到再工作下去的前景。

给毕沙罗的信中高更说：“到了某个年纪，不能同时保有两个目标。”

他显然到了背水一战的时刻，为了梦想中的艺术创作，高更必须破釜沉舟了。

一八八二年，就在高更离开股票市场之前，他的一件《花园中的一家人》留下了可能是高更家庭甜美回忆的最后画面：妻子梅娣戴着帽子，低头专心编织，儿女在旁边玩耍，摇篮车里躺着入睡的婴儿。花园中的树木扶疏，高高的院墙隔开外面纷扰的世界，院落一角有特别令人珍惜的宁静平和。

这些与高更后期截然不同风格的作品，是高更十年家庭生活的记录，这件收藏在哥本哈根嘉士伯美术馆（Ny Carlsberg Glyptotek）的画作，充满了浅灰的忧伤色调，一个幸福甜美的家庭，却如同将要逝去的幻象，高更意识到这一切存在的虚幻性吗？

一八八三年，从股票市场离职的高更，立刻面对家庭现实的压力，梅娣生了第五个孩子，家庭的负担迫在眉睫，为了解决这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十一月高更决定为了避免住在巴黎的高消费生活，全家搬到外省的鲁昂（Rouen）。

在鲁昂住了六个月，梅娣带着新生的婴儿与一个孩子到哥本哈根投靠娘家生活。

不多久，高更也带了三个孩子到哥本哈根依靠梅娣，却饱受亲戚白眼。一八八五年，高更不得已又回到巴黎，让妻子梅娣带着四个孩子留在哥本哈根，自己只带着次子克劳维。

他在经济上一筹莫展，变卖了许多前几年收藏的作品，生活困顿无头绪，然而更艰难的是如此巨大的转折并不是终点，高更已经预感到，没有更彻底的与家庭生活的决裂，没有更彻底地孤独出走，自己的创作不会有任何结局。

一八八六年，他毅然丢下家庭，只身前往法国西部偏远的布列塔尼省，在偏僻的阿凡桥镇（Pont-Aven）住了下来，开始他漂流生活的第一站，他的绘画创作立刻有了明显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