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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从“优孟衣冠”到“角抵百戏”

这里要说说,唐以前时期的中国戏曲

由于战乱与朝廷的更换,人民未能安居乐业,因此尽管从优人到九部伎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好的民间艺术也未能发扬光大。就如像《东海黄公》这样有人物、有故事的表演未能深入发展下去,大大推迟了中国戏曲形成的时间。

还有,由于各种歌舞伎艺大多为君主服务,都是为庆典、祭祀活动所用,所以,人们仍未形成戏剧意识。

但是,无论如何,隋以前的各种艺术形式都为中国戏曲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可称之为戏曲的源头,没有它们,就没有戏曲文化。

优孟衣冠

西周时期,贵族或诸侯开始豢养一种叫“优”的职业艺人,专供他们声色之娱。当时,优人有“倡优”和“俳优”之分,倡优由女性担任,以歌舞表演为主,俳优由男性担任,大致以调笑、滑稽为主。后来,二者混用,泛指艺人。

最早见于记载的优人叫优施,在约公元前676至公元前651年间的晋献公时代。优施专为晋献公娱乐,他因能歌善舞而格外得宠,后来还参与到了晋献公的政治活动中。

“优孟衣冠”是关于“优”最为著名的一则故事。

楚国的优孟,是一个很有名的优人,他善长辩论,能说会道,常在谈笑间讽刺政事。楚国宰相孙叔敖深知优孟是个贤人,在病危时嘱咐其子:“等我死后,你的生活必会穷困,那时可找优孟。”

几年后,孙叔敖去世,他儿子果然贫穷潦倒,终日靠打柴为生。某日,他偶遇优孟,将父亲的话告之,优孟道:“你等等,容我想想办法。”于是,优孟便穿戴上孙叔敖的衣帽,模仿其语言动作。一年后,庄王设宴,优孟假扮孙叔敖上前敬酒,庄王大惊,以为孙叔敖死而复活,后知是优孟,要其做宰相。优孟谢道:“请允许我和妻子商量一下,三天以后给您答复。”三天后,优孟觐见庄王,答复道:“我妻子说,楚国的宰相是不能当的。孙叔敖做了楚相,忠诚、廉洁、尽心处理政事,辅佐楚王称霸于诸侯。而他死后,他儿子却穷得靠打柴度日,你若学孙叔敖当宰相,还不如拔剑自刎。”楚庄王听后自知有理,便召见孙叔敖的儿子,封赐其宅邸土地。

《史记》中还记载着一位秦时的著名优人,名为“优旃”。他身材矮小,能言善辩,善于风趣地说笑,且话中含有深刻的道理。

一次,秦始皇打算修建一片大围场,东至幽谷关,西至雍陈仓。优旃说:“妙啊!多放些野兽在里面,等边寇从东边袭击我们,就让麋鹿用角去顶住他们!”秦始皇听后,便打消了自己筑大围场的念头。秦始皇死后,秦二世继位,有一次他想用漆来漆城,优旃说:“妙啊!就算陛下不说,我也会请求这样做,因为漆城墙,虽然劳命伤财,但漆了城,墙面又光又滑,敌寇来了也爬不上来,就是爬上来,也会被黏住。但只怕说来容易,真要想把漆阴干,恐怕太难了吧。”秦二世听后,笑了起来,随即放弃了这个想法。

其实,优与巫有着密切的联系,巫当时是娱神,而优却是娱人。

但是,因当时的愚昧与迷信,巫的职能范围较广,他管卜、管医、管阴阳、管天象、管歌舞,到一定时期以后,巫便成为了官职的一种。由于社会分工愈来越明细,原由巫管的事转而由师、瞽、医、史、优等人来担任了。

在当时,优人表演大多是以即兴表演为特点,独自创作动作,调笑或模拟他人形象,往往是将对方行为中不合理的因素加以重复和夸张,以达到诙谐与讽刺的效果。所以,优被认为是早期滑稽艺术的创造者,他们的表演成为了后来戏剧人物创造的基础与条件

优人大多来自奴隶,出身低贱,他们拥有着劳动者普遍的思想感情,敢于为百姓说话,关心劳苦大众的疾苦,敢于直面不合理的现象,用其灵活、机智和带有艺术性的方式来揭露与反抗。他们能歌善舞,语言表达生动隐晦,真实简洁,具有很高的技巧,这些手法都为后来的戏曲所继承、发展与运用。

因此,优人表演为中国戏曲的产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角抵百戏

古代乐舞杂技表演总称为“百戏”,秦汉时已有,汉代称“角抵戏”。

角抵戏,表演形式包括装扮人物的乐舞;装扮动物的“鱼龙曼延”;找鼎、寻橦、吞刀、吐火等各种杂技幻术及带有简单故事的戏剧等,汉武帝时鼎盛发展,种类繁多,气象万千。南北朝后称之为“散乐”,唐和北宋时期亦十分流行,北宋汴梁(今河南开封)每时逢佳节,各地都会举行歌舞百戏盛会。元代以后,百戏节目进一步发展,内容形式更为丰富多彩,而后“百戏”一词逐渐少用。

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朝代之一,繁荣的经济为汉代乐舞百戏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国家的统一进一步推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因此,汉代百戏艺术在这样的基础上迅速发展,逐步进入到之后的兴盛繁荣阶段。

角抵戏在汉代的规模盛况空前,它是在政府支持下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大型文艺体育活动,同时也是朝廷宴请宾客的主要表演项目,故《汉书·西域记》记载,武帝时“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曼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当时,角抵戏的内容非常丰富,不仅有射箭、驾车、角力等项目,而且还有大量的杂技表演,从东汉李尤的《平乐观赋》,张衡的《西京赋》以及反映汉代角抵戏的大量汉代画像石(砖)及陶俑中,便可看出其生动的形象与精彩的表演技艺。

山东沂南汉晋墓出土的百戏画像被视作描绘百戏表演的精品之作,其场面尤为壮观。画像右边画有两匹奔驰的骏马,其下为一辆用三头鹿拉的车,车上立三橦(高竿),中间的带有建鼓,一幼童在之上做着各种惊险的表演;下面的车厢里有奏乐者四人,一人奏茄、一人手执鼓槌、两人吹萧(排萧),这个节目便是李尤所说的“戏车高橦”。它的左边,为“鱼龙曼延”,该节目由五人手拿鞀鼓引逗一条化装的鱼和一条龙,并有一幼童在龙身上做着各种表演。鞀鼓主要起敲击节奏的作用,又名鼗鼓,故谓“节以鞀鼓”。“鱼龙曼延” 其右便是由化装象人的演员表演的“凤凰戏”和“畏兽戏”,其上为“陵高履索”,有三人在绳上做种种惊险动作,绳下还立有数把尖刀。

在凤凰戏之上,有三人席地而坐,这可能就是畏兽戏与凤凰戏的伴奏乐队,其中一人吹笛(即今竖吹的萧),一人拊掌高歌,一人袖手而坐。画面的右处有一人头顶一木架,架上有三个幼童做各种表演,这就是所谓“缘竿”或东汉张衡《西京赋》中提到的“都卢(今缅甸境)寻橦”。其左便是“飞丸跳剑”,一人拿着几把尖刀与圆珠在一起轮番抛掷。另外,还有一个盛大的歌舞表演的场面在“缘竿”的右边,一男子挥舞着长长的衣袖,在地面的七个盘鼓之中唱歌跳舞。其舞姿与舞具大致和东汉张衡《舞赋》中讲的“盘鼓焕以骈罗,抗修袖以翳面,展清声而长歌”的“盘鼓舞”相同。

盘鼓舞,是汉代盛行的一种歌舞形式,亦称七盘舞。其演员或男或女,表演形式或单人或多人,伴奏乐队或大或小,均无定式。

百戏画像图中所绘的乐队应是规模较大的一种,是汉晋盛行的一种钟鼓乐队。第一席坐着五个女乐工,面前放有四个节鼓,中间三人一边手拍鼓面,一边形似歌唱,第一人拂袖而坐,只有最里面一人一手执有鼓槌,另一手在拍击鼓面。第二席有五个男乐工,里面一人击铙,外面两人吹笙,中间二人吹萧(排萧)。末席为四个男乐工,由外至里第一人吹竽,一人袖手端坐,一人击筑,一人弹瑟。移目三席之上,还置有一人单敲编磬,一人演奏编钟,一人击奏建鼓。

中国戏曲的第一个剧目-------《东海黄公》

百戏里有一种由“俳倡”或“俳优”表演的节目,即带有一定故事情节、使人发笑的滑稽性表演。

百戏中还有一种象人之戏,就是由人来装扮一些难以驯化或根本不存在的动物和神仙进行表演,这些表演者就叫“象人”。

在徐州铜山出土的洪楼百戏图中,有一条大鱼尾随在仙车后,底下露出四条人腿,这鱼显然是由两位象人装扮的,就像现在的舞狮子也是由人装扮的一样。这种象人之戏,是早期歌舞的萌芽,对后世的戏剧艺术有着深远的影响。

《东海黄公》是角抵戏的代表作,它被视为中国戏曲第一个剧目。

《东海黄公》的故事发生在秦朝末年,有一个通法术的人名叫黄公,一日到东海去降服白虎,法术却意外失灵,自己遭虎所杀。表演中的两个人,都有与扮演对象相对应的装扮:一人装扮黄公,红绸裹头,身佩赤金刀;一人装扮白虎,身着白衣,装成虎形。在表演中,不乏人虎相斗、人被虎杀的固定情节。

《东海黄公》戏里人物的造型、冲突的情境、胜负的结局都是预先规定好的,人物开始服从故事发展,其间还有举刀祝祷、人虎相搏等舞蹈化的动作。它初步把戏曲表演的几种因素融合起来,奠定了戏曲形成的初步基础,首次打破了古代倡优即兴随意的讽刺与逗乐,但这已是根据特定的人物故事演出的一段情节,显然不属于两两相角、以力的强弱裁定胜负的角抵竞技。

据此,有戏剧史家把百戏视为孕育中国戏曲的摇篮的同时也把《东海黄公》视为中国戏曲的雏形。

由于在同一地方有许多伎艺演出,《总会仙倡》以歌舞表演为主,《东海黄公》以角抵表演为主,这使各种伎艺融汇交流,后来便使戏曲逐步形成了一门融唱、念、做、打、舞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总而言之,汉代百戏对中国戏曲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九部伎

魏晋时期的文学艺术发展受到了朝代更替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的严重影响,一直到南北朝时期才走向相对稳定。此间,像“黄公”那样有人物、有故事的表演也还没有出现,有的君主对“百戏”中的一些杂技有所增修,但这除了使民间艺术得以流行外,并没有对戏剧的形成作过什么有意义的事。北朝的后周宇文时代,出现了男扮女妆的《辽东妖妇》,即所谓的“广召杂技……令城市少年有容貌者妇人服而歌舞”之说。

据《魏书·齐王纪》中记载,某日,齐王和俳优郭怀、袁信等在建始的芙蓉殿上举行宴会,并命他们赤裸着身子在殿前做戏,且在观下扮作辽东的妖艳妇女来戏耍、表演,这过分猥亵的嬉戏使得过往的路人都不堪入目,纷纷用手遮眼。《辽东妖妇》的演出不过是歌舞百戏一类的节目,但也有了新的发展,如男扮女妆,这对于后来的戏曲中男扮女妆戏的源头。

“九部伎”和散乐的集中,是中国戏曲形成的转折点。至隋朝统一后,朝廷设“九部伎”,下令把外国引进的乐舞以及各封建割据势力的宫廷乐舞集中起来,并邀集四方“散乐”到洛阳来表演,统一归入。

所谓“九部伎” ,即请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等。九部乐到唐代发展成为十部伎,十部伎分别是:燕东、清商、西凉、扶南、高丽、龟兹、安国、疏勒、康国、高昌,合在一起被称作“燕乐”,其含义是因为十部伎多用于宴会。

同时,又因用于宴会的“燕乐”有坐着与站着之分,即分为“坐部”与“立部”两类。坐部为坐着演奏乐曲,立部则包括歌舞杂耍,这种分工则被认为是日后演员与乐队的源头,但演员和乐队到了戏曲成形后就有了严格的区别,发展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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