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路。

走出麦田的少年。

高粱、玉米、麦子、父老乡亲农家子弟在军中遥望读者们一直渴望寻找麦田啊麦田。

我有好些日子没有回乡下了。

这些个夜晚，思念总像恼人的蚊子隐匿在黑漆漆的孤枕边，狠狠地吞噬着我枝枝杈杈的血管。大凡怀旧之人，都比较脆弱，无论你怎样用心良苦，最终却斗不过一只渺小的蚊子。有时，它会在你熟睡的钢筋丛林里飞来飞去，在某个寂静的夜晚，猛然把你吸引到一片竹林掩映的小院—也许，那就是离家的孩子常念及的地方吧！

我的乡下从来不流行普通话

一条枯瘦如柴的小路蹁跹到炊烟升起又落下的地方

我的乡下拒绝叮咚的高跟鞋

一双陈旧的千层底无声地踩出那么多梦和黄金，上了年纪的父亲和母亲至今仍然居住在乡下。残年，累月，他们毫无规律地主宰着躲在时光背后的生活，反之又被时光抛出的生活有条不紊地牢牢套住。记不清是哪一天，我突然问父亲：生活像什么？父亲抓抓脑袋无能为力地应道：等你长大了才知道！现在，我所看到的乡土生活就像斩不断的金丝绳永远套着一头牛，一头猪，一条狗，一只羊……日子只能叫它们眼巴巴地望着这条大绳渐渐老去。

我从西藏回来探亲的时候，乡亲们常常天不见亮就起床奏响锅碗瓢盆曲。而我翻山越岭渴望在乡下好梦一场的愿望就在这些乡间的声音里一天一点地飘逝了。有一天，我说，早晨吃干饭是不科学的。母亲说，乡下从不管那一套，只要吃饱算数。我说，这是营养问题，与乡下无关。母亲怄了一肚子气，久久望着我说不出一句话。

父亲瞟了我一眼，话到嘴边但始终没说出口，然后扔下碗筷就上他的田野去了。

第二天，公鸡才打鸣，那台常年搁置在废电器箱中的录音机却忽然唱起了歌。睡梦中，我听见一首老掉牙的《刘三姐》吼破了嗓子，挤出生锈的音响。那声音显然在催我起床吃饭。也许，母亲对我的要求依然停留在对一个小孩子的标准上，只是她不愿意直唤我乳名罢了，而是通过录音机的歌声来叫醒我。当然，这种办法比起她过去一而再地唤“小六起床 ”实在奏效得多。我不得不起床，只要看见红油油的辣椒拌酸菜，这顿饭准吃得喷香。我想，许多20世纪70年代生的乡下孩子都是像我一样吃酸菜长大的。应该说，现在吃什么都比不上那种酸菜饭香的日子了。自从我说了早晨吃干饭不科学后，母亲便将干饭改成了红豆粥，香喷喷的，很稠。

饭香肚饱，再无军营那种流动的心绪。曲里拐弯，走到一家贴有走出麦田的少年被风霜洗白的对联门楣下欲敲门，母亲却在身后大喊一声：敲啥呢？都到广州打工去了的。于是，我便原地不动想上好一阵子，像一个走错路的异乡人。那一刻，我是多么渴望能遇见小时候常在一块摸鱼儿的伙伴啊！时间长了，碰不到一张熟知的面孔，心里总感觉空空的，有时空得可怕，有时空得发虚；有时越想越空，越空的时候就越无聊，越无聊就越恐惧……我惧怕，有一天，我的乡下只剩下一个没长胡子的老头，我惧怕，有一天，我的乡下会剩下一片杂草在我的心灵深处荒芜。所以就连一团肮脏的废墟也吸引了我当时的目光。废墟上积满了鸡粪，鸡粪周围生长着许多泥鳅蒜和叫不出名字的花草。猪、狗、鸡、鸭，连苍蝇也都看重这个所在。它们翩翩起舞，寻欢作乐，从不抬头看一眼站在一旁观望它们的我。

我清楚记得废墟曾是表哥的家。当兵在外，我总是不经意想起这个表哥，想起这个管我父亲叫舅舅的表哥四十多岁了，怎么还找不到对象？几年前，我回来的时候，废墟上还有几间土木结构的瓦房，岁月这么快便将它化成废墟。我问母亲：他去了哪儿？母亲说：以前当杀猪匠只知道赊别人的猪赚钱，从不付款。有一天山那边的讨债户雇来了一车地痞找他算账，他四处躲藏，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跑了。后来几间无人照看的土房也就慢慢地塌了下来。我说，他会去哪儿呢？母亲说，还不是广州哇。不久前，还回来过一次，听人说他得了一种很丢人的怪病，来到咱家门口，说现在只有亲戚帮他了。他还说，现在他走到哪家亲戚就在哪家混口饭。总之，他说了很多很多，可母亲只记住他从南方那个城市捡回来的一句有点像文化人说的话：来回一趟挺不容易，专程前来拜望久违的舅舅、舅娘……母亲见他两手空空的，还提什么拜望，所以也就没有搭理。

其实，我深知母亲没搭理他的真正原因主要还是表哥年轻时候的作恶多端。每当提起往事，母亲一百个不原谅。那时，农村包产地还没承包到户，我和哥姐们都小得没啥力气。队里分粮，表哥是队里的头。父亲挑着大箩筐，却只分到少得可怜的口粮（顶多够全家吃半年），父亲正往家走，表哥狠心地踩住父亲的箩筐，骂骂咧咧地说我家分的粮多了，便拿着木斗使劲往外掏了大半斗谷子。面对外侄如此绝情，父亲弯下腰，低着头，牙齿合得紧紧，好半天才抬起眼向前走。尽管这样，母亲忆起那段寒苦的日子，依然兴高采烈。因为她的六个儿女并没有就此饿死。

现在，我才明白小时候大姨(表哥的母亲)为什么要用围腰布偷偷给我家送粮食。如今望着表哥这丢下的废墟，甚至想到更遥远的往事。也许我没有足够的记忆力来叙述它，那大概是八岁以前的事—一天，表哥不在家，大姨生拉硬扯把我拉去吃白米饭和带毛的肥肉皮。吃罢，她用围腰布把我油亮的嘴巴用力地擦得不见一点油星，然后悄悄打开门，听听巷子里有没有脚步声，又悄悄将我送出门。她惊慌失措的神色，使我心里产生了无限的恐惧。

从军后，我坐在平静的书桌前想到大姨时，可惜她老人家却无法再与人间对话了。

我和母亲走人户 ①回来时，天黑了。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月海

①　即串门，走亲戚。

我的乡下年轻人流行南下。

不出门者聚在家里搓麻将。

冲一杯茶五毛。

打一方牌一块。

卡拉OK免费唱。

走出麦田的少年。

头（家乡人所说的漆黑的夜），伸手不见五指。我问母亲，快过年了咋还停电？殊不知跟在身后的小侄儿说，没有停电，是人家节约电。我不敢想，此时的城市将是怎样的万家灯火，人潮汹涌呢。是不是因为乡下人太节约才有城市的铺张浪费？我始终认为，城市是从乡下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可又有多少城里人能回头望望这乡下呢？不管咋说，乡下是城市人的根。

与母亲走到一家商店门前，路遇一个倒垃圾的小妇人。母亲探进脑袋就问：是不是又停电了？小妇人纳闷道：没有哇！我顺着她的声音从门缝里看见一缕暗淡的光。小侄儿说，那是八瓦的灯泡。这时，我巴不得望见城市的灯火。但我又不得不承认：走出苦难的孩子终究懂得苦难，谋生在外的心灵永远盘桓着一幕星星点点的乡村夜色。那时的乡下，总有一支火苗在燃烧，既欢乐又凄惨，我嬉戏的童年，我做梦的少年都是在那支欢欢乐乐、凄凄惨惨的火苗里烤着没有盐味的大肚皮鱼度过的……

而今的夜色，方圆十里见不到一盏灯或一个人。想起过去，我默不作声地低下头来……飞鸟与野兽已经走远，蛙声与鸟鸣就要绝迹，河流、干涸了的河流你还能还我月亮落在水面的涟漪吗？

如果你真的以为我空落落的乡下只剩下一个没有胡子没有白发的老头那就错了。我也没有想到，小时候上学常经过的谢家凹居然还有一位三十多岁的老处女。谢家凹打我记事起，就是一个人们不常去的是非之地。那儿有好几个四十出头的单身汉。我还记得，那时放学路过此地，他们一个个窝在低矮的屋檐下炒菜，老远就闻到香喷喷的菜油味。我们几个伙伴总想伸手尝尝青菜的味道，可那些讨不到老婆的家伙总要拿出火棍将我们驱赶得远远的，于是我们就捣蛋地抓起沙子撒到他们的铁锅里，心里不禁乐滋滋地跑出好远好远。当我重新看见他们一如当年活着的时候，却再难乐了。总之，我看见他们就像村里那口长满青苔的老井，水，是越来越少了……

因为有个老处女，谢家凹便热闹起来。据说，前前后后向老处女说媒的不下八桌人，可她从不为自己的幸福生活考虑，一心想用自己“换包蛋”（两家都有嫁不出去的女人和娶不到老婆的男人）做新娘。可如今，谁还瞧得起这种封建的婚恋观念？于是，老处女一下就“搁浅”到了三十多。无论对方条件多么优越，她立下誓言，只要她哥哥找不到对象，说什么也不出嫁。许多说媒的人踏破门槛，也没能说服她。成批的说媒者恼怒地摔下一句话：鬼才来找你这嫁不出去的老娘儿。绯闻在她身上延续，遭遇门庭冷落，无人问津。她心中郁闷得发慌。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正满头大汗，挑一担大粪往菜苗里灌。我装着没看见她，她却一声不吭地瞟我一眼，然后勉强地笑了笑。我也笑了笑。她将桶里的大粪一瓢一瓢狠狠地泼向菜地，发泄心中积蓄太多太久的苦水，从不抬头望一眼蓝蓝的天。

也许她压根就不相信天会是蓝的。可村里又有几人能理解她的心事呢？我想，她这样闲着也没什么不好，总比乡下一些女子跑到别人的城市出卖肉身要干净得多吧。确实，她对那些从城市回来的风尘女子，还不一定瞧得起呐。她狠狠吐一口唾沫，啧啧骂道：吃青春饭的，怎么还有脸回来？！

有好几天，我都闷在家里。母亲生怕我闷出什么毛病来，便建议我多走走看看。我想也是，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出去走走，说不准能碰上打工回来的伙伴彼此神聊一番呢。于是，我大胆地走出村邻叫惯了的潮水屋基，可突然想起一件什么事又被风吹了回来。我看见母亲对我的回来竟一时嗫嚅得没有反应。她像冬天里的一棵树，站着，总是站着。当我再次出门的时候，她却悄悄对父亲说：反正你这乡下他是待不稳的了。事实上，我在乡下也没真正待稳过一天，脑海里总是思绪纷飞，而且我还想走了这么久，乡下一定又发生了许多鲜得冒烟的故事等着我去点火、燃烧。如果我不去，一些事就可能停止在萌芽状态，无法过火，只能渐行渐远地随风飘散。

我站在几家商店挤成团的山口旁，这里多少有点年关的气氛。茶铺，录像，卡拉ＯＫ，麻将，吸引了来来往往的男女老少。许多走人户的人家路过此地都要停脚买这买那。几个染了头发的男孩端着悠闲的架势，走东家串西家，谁家的麻将声大就往谁家钻。天黑了，他们就给店主家交上两块钱凑在一起吃饭，然后继续搓麻将。他们搓麻将一般都是五角钱点一炮，一块钱封顶。喝茶的往往是自带茶叶冲五毛钱白开水，输了钱的想捞回来，捞回来的又想再赢钱；赢钱的总想法子开溜，或者到另一家茶铺买一块钱的龙都毛峰显显赢家本色，神气活现地换一种更刺激的玩法—“焖鸡”（下大注），嘴里念念有词：手气好，准赢。

他们就这样神思不定地过着侥幸的日子……

有一回，与一位“麻友”聊天，我问她今天收入多少，她数了好阵子才冒出一句—扯平。她在扯平的同时，我就感觉脸上有唾沫飞溅，于是离她远了一点，我又问她：你打麻将的最初动机是啥子？她想了一会儿说：赚钱，活得更洒脱嘛。我一惊，这玩意有好大的诱惑啊。她面无表情，又说：人家都到广州打工赚钱，我“码砖”，照样赚钱。的确，她早就把包产地全丢了，几年工夫，她成了全村有名的女赌神。许多从外面回来的大、小老板，都要找她切磋。一天，我亲眼看见她赢了五百元整。她真走运，架着二郎腿，点燃香烟，吞云吐雾……不一会，店主叫她接电话。她站起身子朝我说：凉峰坳的操哥（有点钱、讲究穿着的年轻男人）找我到那边焖鸡咧。果然，一个骑摩托的伙子忽地出现在眼前，她利落地跨上后座，神态风光地向我招招手，一溜烟便消失了……

还有一次，我在这个山口听人唱卡拉OK。到头来也没听懂他们唱了些啥。有一点可以肯定，乡下的空气比起城里实在是鲜活得多，但我仍感觉有种说不出的沉闷。在我的乡下，年轻人都很热爱唱歌，特别爱唱迟志强的那首《铁窗泪》。我看见三个男子为同唱这首歌将一只麦克风扭成一团。先抢到麦克风的人张开大嘴就吼“月儿弯弯照我心，我在狱中想伊人”，他不认识歌词中“伊”字，唱成了“女”人，像是在呼喊离他而去的爱人名字，心中不免悔恨难当。再后来，他们争着要唱《杜十娘》和《追求》。有个快乐的单身汉拿着麦克风，甩甩头，走起太空步，故意制造些矫情的哭腔，结果鬼哭狼嚎，那嗓音，就像干得没有一丝水分的青城山的老腊肉。即便这样，从没出过远门的大老爷们还夸他唱得好，说什么声音越大唱得就越好，这就是他们的审美。于是，唱歌的人还自诩道：我在广州大型露天卡拉ＯＫ唱得更风火，好多靓女给老子递鲜花咧。

一个浓妆艳抹的女子嚷着要唱《祈祷》。但她给店老板说的并不是“祈祷”两个字，而是“斤寿”。店老板翻遍碟库也没找到她要唱的“斤寿”。我在一旁忍不住笑出声来。你想想看，“祈祷”从她嘴里变成“斤寿”，不成了天大的笑话么？再说中国内地歌手又有哪一位唱过《斤寿》这首通俗歌曲？她扫兴地叹了一声，对着我说：在海南的时候，我唱得最好的就是《斤寿》这首歌，每次唱完都有人鼓掌。她换了一首歌，音响刚开始，她一动不动地盯着电视屏幕，屏幕上的字跑得飞快，她踩不准调子，嗓子坚硬得没有女人应有的柔软性，更不懂得怎样在关键的地方处理高难度的抒情音调，只会尽全力地干吼，好像只要吼上去就有人夸。

诗人们常说，诗在诗外。在我看来，这个一天学堂也没进过的女人其功夫全在歌之外了。这是不是乡下女孩目光短浅的表现呢？不过谁也管不着，包括她的父母。也许这是她自我表现的最好机会吧。她后来唱了些什么，我记不起了。反正我听累了，夕阳也羞得蒙上了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