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肖洛姆·阿莱汉姆

上一次我向诸位说了我们那儿的火车“拖拉号”闹出的一件怪事,这一次我向诸位说说它闹出的另一件怪事，多亏了“拖拉号”,海森镇才免遭劫。

事情发生在宪政时期，就是到处对犹太人进行报复的时候。然而,我得向诸位声明，我们海森镇的犹太人从来没怕过大洗劫。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我们这儿没有人干得起来。当然，如果认真算算，也数得出个把两个一心想敲断我们肋骨、烧掉我们房子、给我们一点厉害看的人。例如,大洗劫的风声吹到镇上来时，有那么屈指可数的几个当地要人(全是我们的冤家对头)便给有关方面写密信，主张在海森也“采取行动”,但是苦于本地没有人肯干，他们要求派帮手，或者换个说法，就是尽快调遣一些“人”来。

过一天，回音来了,也是密信，说立即派“人”。从哪儿呢？从兹梅林科，从卡扎廷、拉兹迪尔洛、博贝尔诺一类扫荡犹太人有功的地方。你可能要问，我们怎么会知道这种绝密情报呢？原来,我们的消息全靠诺赫·唐克诺。上帝赐给了诺赫·唐克诺一双少见的长腿，这双腿要算没有白生。他从不闲着,很少待在家。要干的事成百上千件,天天忙得不可开交，而这么多件事大都与别人有关，与他自己无关。他干的是印刷业，由于在海森干印刷业的唯独有他，所以当地要人与警察他都熟悉,与官方常来常往,这些人的机密他全知道。

诺赫·唐克诺把这件喜讯传遍了全城。他每次把机密只透露给一个人。当然，是用最信任的语气，说这事我只告诉你，除了你对谁都不说。”就这样，满城无人不晓有一帮坏家伙要来,扫荡犹太人的大计已经定好,包括他们在何时出发,是何日何时何刻,怎么来，总之一切安排得十分周密。

这个消息在我们心中引起的恐慌诸位可想而知。顿时人人自危。首先害怕的你猜是什么人？当然是穷哥儿们。没钱人特别害怕。有钱人的害怕你一定理解,因为他担心大洗劫会把他变成穷光蛋。然而,已经是穷光蛋的人有什么值得发愁呢？这些人有什么可丢？这只怪你没有见过他们抱起孩子，卷起家当，四处奔跑找一个藏身之地的苦楚。什么地方能藏身呢？有的躲在好心的庄稼人的地窖里，有的躲在公证人的阁楼里，有的躲在工厂的厂长办公室,人人都有个避难所。

没有急急忙忙去躲的,全镇唯有我一个。我不是自夸有勇气，我有我的想法：害怕洗劫有什么用？我并不自称好汉。如果预料的那一刻果然到来，我十有八九会躲起来。但我首先考虑的是:“纵使我能躲进哪个好心的庄稼人的地窖,或者哪位公证人、哪位厂长把我蔵起来,一旦动刀杀，怎能肯定他们不会……”你不难想象。而且，像海森镇这样自由自在的地方你怎能丢得开？逃跑不是上策。你也不能坐等。可是,一个犹太人有什么能耐呢?他只能向官方哪位好心的大人求助。我们采取的正是这个办法。

无论在哪个城镇，总有哪位好心的大人你可以找。我们这儿就有一位,是警长,大好人,愿听听我们的苦衷,有时肯收点礼物。我们带了份合适的礼物见警长,求他庇护。他立即一口答应,叫我们回家安心睡大觉，保管平安无事。这太好了,不是么？可是，我们也从活报纸诺赫那儿听到了另外一说。经他一传,机密全镇无人不晓。原来,刚到了份电报,他赌咒发誓说亲眼见了。电报上写了什么呢？只一个字——yediem。一个不祥的字，意即“即来”。我们跑回警长那儿,对他说:“长官,大势不好!”他问道:“什么不好?”我们回答刚到了份电报。”“哪儿来的?”我们告诉了他。“电报上怎么说?”我们又告诉他:“yediem。”他一听大笑起来。“你们这群大笨蛋!”他说我刚好昨天请了托尔钦派一团哥萨克人来。”

听到这话我们松了口气。因为听说哥萨克人来,犹太人就有了勇气,能挺起腰杆。现在的问题是谁先赶到,是托尔钦的哥萨克人呢，还是兹梅林科的那群坏家伙？可想而知，坏家伙会先到，因为他们乘火车,哥萨克人骑马。但我们仍抱着希望,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拖拉号”这列火车上。上天有眼，一定会创造奇迹，让“拖拉号”至少晚点几小时。这样的希望并非不切实际，火车晚点的事几乎天天发生。然而,这一次似乎不会出现奇迹。列车准点到达一个又一个车站。我们从诺赫·唐克诺口中知道(当然他是悄悄说的）,最后一个站克里希托波弗克来了份电报，上面写着yediem。不仅写着yediem,而且在yediem前有个字hurrah。我们当时的心情你不难猜测。

自然而然，我们把刚听到的消息直接报告了警长，恳求他别指望来不来还很难说的哥萨克人,快派警察去车站，哪怕是装装样也好，让我们的冤家对头知道，我们不会让他们为所欲为。警长接受了我们的恳求，照办了,而且措施更得力。他全身披挂，把得来的勋章、奖章统统佩戴好，带领全部人马--名宪兵和他的副手,前往车站，等着列车来。

这时间我们的冤家也没睡大觉。他们也是全身披挂,绶带奖章倶全,带着两名牧师,前往车站，等着列车来。警长厉声问他们:“你们来这儿干什么?”他们回敬了同一个问题:“你来这儿干什么!”双方你一句我一句各不示弱。警长不含糊,告许他们捣不了乱。只要有他坐镇,海森别想搞什么洗劫。这些人听着，不以为然地一笑，傲慢地答道：“那就等着瞧吧!”

这时,远处传来一声火车的长鸣，叫得我们心惊肉跳。我们等着火车再长鸣一声,然后一阵狂呼“乌拉”,乌拉过后会闹出什么事来我们早听人说过，内心一清二楚。我们等着等着，可是没有再听到动静。怎么回事呢？故障一定是出在列车。

“拖拉号”进站了，司机把车头停下,从从容容走下来，直往小餐馆。我们拦住他。“喂,伙计,车厢呢?”“什么车厢?”“你开了个火车头来,没挂车厢,难道没发现?”

他瞪大眼看着我们。“我管它什么车厢不车厢！这是乘务员的事。”“那些人呢?”“我哪儿管他们！列车长准备好以后把哨子一吹，我接着一吹,告诉他我开车了，便一走了之。我后脑勺上没长眼，看不见脑后的事。”他是这样说的,听起来很有道理。有道理也罢，没道理也罢，反正“拖拉号”没有挂车厢，没有带乘客。换句话说，它是光杆司令。

后来我们才知道,一大帮坏家伙当真要往海森来，个个是棒小伙，全副武装，带着棍子、刀子等等武器。他们得意忘形，开怀畅饮。车到前一站,也就是克里希托波弗克,他们把列车长、消防员、宪兵等人员全请去喝酒。这些人兴高采烈时忘了件小事——把车厢挂上车头。就这样“拖拉号”的车头准点往海森开了，车身却留在克里希托波弗克。

那帮坏家伙、乘客、乘务员都没发现他们在原地没动。他们不停地喝呀喝,倒了一瓶又一瓶，好不痛快,后来还是站长偶然发现火车头开走了，把车厢留在车站。他拉响警报器，乘务员们这才跌跌撞撞从车里出来。接着吵翻了天，坏家伙埋怨乘务员，乘务员埋怨坏家伙,但又奈何？最后他们商定,只有一个办法——用两条腿走到海森。他们重整旗鼓,向海森挺进，一路上又唱又吆喝。

这些人到达时像往常一样神气,唱着,叫着,挥舞着棍棒,然而为时太晚。从托尔钦来的哥萨克人骑着马,执着鞭，在海森的街上来回巡逻。不出半小时,镇上不见了那帮坏家伙的踪影。他们像闹饥荒的耗子般散了,像夏天的冰块般化了。

你说说，“拖拉号”是不是该赏黄金万两？至少，要不要记上一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