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身罹重症。我常陪他在黄昏中的校园里散步。

看到地上有落叶，他便随口吟道：“早秋惊落叶，飘零似客心。翻飞未肯下，犹言惜故林。”

我自幼就从父亲这里听妙语好词，至今半个世纪，父亲已经八十三岁，可是仍是听不完道不尽，总有我不知和未闻的佳作佳话。

赏此落叶，父女俩一路讨论起中国文化中的“客”字与“客文化”。

为了求学，寻官、寻友、寻山河之妙，文化人到京城和文化重镇流连为客。为了仕途，为了保土卫国，为了正义献身，人们又到边地和蛮荒中为客。而被多情女子所责备的“商人重利轻离别”，亦为了商品的流动登上客旅。

我和父亲亦半生为客。

因为家贫，他骑马走出山乡后，考取所有可考的大学而无钱去上，只能上师范与银行学校。父亲在两校都是高才生。他作为毕业生代表讲话时，被作为金融家的校长缪云台看重，随之到富滇银行做了职员。父亲并不受宠若惊，相反，全班人中他是唯一不入国民党的。至解放前夕，父亲爱国恋乡，不愿随缪去美，从此留下。

然而在一个不懂金融市场的时代里，父亲的直言和才能都受到了挫折。

在我系红领巾的时候，父亲就去了遥远的地方，到边地去办了银行学校，培养了无数的人。父亲回来探亲的时候，垫的鞋垫还是当地的女学生手纳的。

二十年后，我作为“老知青”考上大学的时候，父亲才从边地回来了。而我，又开始了新的“客居”京城的生涯，这是一种在古今都令文人可羡的“客”。

又是二十年后，我回到家乡，大侄则在这一年考到上海去念书。于是，我家的“客运”就不断延续着。小侄也是要“出去”的命。我们一代代为“客”，一代比一代的客运强。

父亲说，就怕一代不如一代。我看，这在我家不会。因为父亲的屈没，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淹没，而是一种潜沉。父亲将那青云之志，经纶之才，全心地传承给了我们。后代破土而出，有着年深月累的濡养，而非是“张狂柳絮因风舞”。

从我起，到我的小侄们，没进小学前，学的就是“天干地支”“二十四节气”以及中国朝代纪年表等等。更不用说唐诗宋词晋文章了。我六岁自读《聊斋》。《红楼梦》即是我的“家学”，敢与“红学”研究生为对手。

寒门自有天伦乐。从小，我们三姐弟就比赛“查字典”。父亲出字，我们标出“四角号码”。书架上那一本《王云五大辞典》，带来无穷乐趣。

我只知，父亲说的，发明者已到了台湾，这个人太聪明了！现在想，他的构想已经接近于电脑程序。

父亲给孩子的奖品是一块山楂糕，我是大的，自然常常吃糕。而弟弟将“牧童遥指杏花村”背成了“红头骡子戴钢盔”，则成了我家永久的笑料，直传至小侄。

自上小学，老师们几无发现我有错别字。及上大学，我也敢与人打赌问典，而几不失误。直到今年文章中“在晋董狐笔，在齐太史简”，竟被我误输为“太子简”，而为上海《咬文嚼字》杂志逮着。父亲即翻开书，指出原句，说：“为什么不打个电话来问？”

我那位“红学”研究生的男友发现，我这个女生较特别。等他陪我父亲逛了景山后，他说，父亲比我强多了，比他们有的老师还强，说我父亲是“杂家”。

那年，父亲走进故宫。宫中摆设，奇鸟异兽，他都能头头道来，何处何人何事历过，也都清楚，仿佛这里是他常来之地。去苏杭时也同样。这都是父亲的胸中丘壑，袖里乾坤。

自进京城后，我不断有幸与名师大儒结识。尊敬的长辈们总会问我：

“你父亲是谁？”我明白他们的意思，我的父亲也应当是他们一流中的人物。我的回答总是：“我父亲是无名布衣。”回家来一说，父亲说：“对，就是无名布衣。”父亲亦很高兴。因为在他的女儿身上，闪现出为人们器重的文化血缘。

在大学，我们班女生在一起吃饭，有人提出为某个为官的父亲干一杯。我也站了起来。我说，我要为我们在座的所有不为官的无名的父亲干一杯。愿他们因为有我们而有名。

我感到我出自寒士家世，也非常好，非常适合于我自强的天性。父亲常对我说：“富贵富贵，富不如贵。富贵虽然相连，其实，富者并不一定高贵。”这使得我一生中的追求定了方向。我追求的是清贵，是“生当作人杰”。

父亲希望塑造的是英气逼人的辛弃疾，是才压群雄的李清照，总之是搏击掀发的一类风云中人，而非是对镜理妆的红裙金衩。

因此，我才八岁，当我母亲要我扫地时，我会说出：“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屋乎？”令父亲的朋友们笑掬。

中学时代，我写过“愿将织素手，万里裁锦绣”这样的诗句。凡教过我的语文老师，对我都另眼相看。父亲因此将我的气质奠定。

什么叫“光宗耀祖”？父亲对我们的教育就是利国安邦。当我在外求学和求业的时候，父亲从来不曾打扰我和拖累于我什么。他并不要求我为“邻里称道”，他要求的是“一唱雄鸡天下白”。

自幼背的就是：“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

父亲一生酷爱书法，有着出众的清骨。如果他稍有势力或虚名，必会被封为一“大家”的，但他从不为此而争于世。

就在父亲已知其病症时，写了一副韩退之的《龙说》给我。他说， ，就应该如龙吐气成云，云又显示出龙的灵。我发现我闯世界的运作方式，正是“龙”的方式，即：“其所凭依，乃其所自为也。”

不知是父亲随时能为我的行为方式找到历史的依据，还是我的行为潜在地被他规范过，假如不是有他“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这样的告诫，以我这样的热情过盛，不知要搅和出多少事情。而“饱以五车书，行以万里路”，则从童年就指引我。我想象我当是昂首“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李白与徐霞客。父亲告诉我，凡大文学家，都必须如此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