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父亲的战争一直打了十几年。

在最开始的战争中，写满了我的屈服。那时的我被他那双像练过举重的手，狠狠地举起来、长满肌肉疙瘩的胳膊把我架起来，我被打得呼天喊地。我被父亲打的事情在我们那条街，可是令人闻风丧胆，晚上隔好几栋楼也能听见我的哭喊声，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上饶集中营搬过来了。

父亲本着“不打不成材”的指导思想，问心无愧地殴打着他唯一的亲生儿子。我估摸着如果当时有现场摄像的话，那一定会被列入不可公映的限制级。在我的记忆中，衣架、电缆、皮鞋、皮带、竹竿、球拍……都和我的臀部亲密接触过。而获罪的名目也很多：考试没有考好要挨打，练球不认真要挨打，连吃饭插句话脑门上也要挨一筷子。我整天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当时还广为流传一个段子，说我到医院看眼科，医生说看书的时候要隔一尺远，我说没法量，我家的尺子是用来打我的。

当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曾经用毛笔在报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了“打倒法西斯”贴在父亲的办公室。这体现了我自幼就有谦谦君子的风度，动口———不，动笔不动手，那时我还没有胆大到敢当面动口的地步。最让我感到屈辱的还不是皮肉之苦，这源于从小父亲就给我讲《红岩》的故事。最窝火的是每次行刑完毕，父亲都要瞪眼呵斥：“知道错了没有？”我只得声如蚊蝇地回答：“知，知道了。”父亲还给我讲过韩信受胯下之辱和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让我佩服不已。于是乎，我每挨一次打就在日历上画一个圈，大有结绳记事之意。毛主席说世界归根到底是我们的，我从小就会用辩证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料定了战争的最终结局。

我上初中以后战局开始有了转机，虽然挨打，但我方气势十足已是输阵不输人。每每开战，必是我先断喝一声：“不准打人！”常常是话音未落就先吃了一耳光———我挨打是有经验的，巴掌下来时顺势将头一甩，拿捏得就好像指甲在脸上挠痒痒。我不喜欢上课，不喜欢做作业，但这并不代表我不爱学习。王朔在《动物凶猛》里面说：“我们心安理得地在学校学习那些将来注定要忘记的东西。”我就比较幸运，我初中学的东西至今以至将来都不会忘记。语文教师时常拿我的空白作业本和上课时偷看的《诗词格律》去父亲那里告我的恶状，这时父亲是很开明的，回来又把书还给我。但是，每到考试结束，父亲就觉得脸上挂不住，少不了一顿饱打，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自然是动辄得咎。我在初中的时候已经长得腰圆膀粗，严刑拷打视若等闲，棒子培养了我棒子一样直通通的臭脾气，父亲大人有时心情不顺施刑于我，我一脸大义凛然，自以为没有错就绝不认错，常常气得父亲吃头痛药。

印象中上高中以后就没有挨过打了，也许是因为父亲要仰起头打我不很方便；也许是因为我还能一把抓住他扇过来的巴掌———我常做此遐想，过瘾得很。

我们采用了实力较为均衡的较量，就是吵架。在吵架方面，父亲的优势是嗓门大，而且有一种毫无根由的居高临下感；我的武器则是三段论。

譬如高二选择文理科，父亲一直坚持要我读理科，理由是莫须有的。我的反驳推论如下：

大前提：聪明而且感兴趣的人读文科绝对可以在人文领域开疆拓土，其成就绝不比读理科差。

小前提：我符合聪明和感兴趣的条件（这一点父亲不能推翻）。

结论：我当然可以而且必须读文科。

我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在或大或小的战役中一点点地收复失地。当然，父亲的抵抗从来没有退缩过，他是中文系的研究生，读过圣贤或非圣贤的书，这使我们之间的战争有了些文化含量。我们常常在吃饭的时候争得脸红脖子粗，然后两人一起丢下饭碗各自冲进自己的寝室。我和父亲各有两个书橱，一阵哗啦哗啦拉开玻璃门的声音之后，我俩各持一卷冲杀过来。

我在历史方面不如父亲，不过有些东西我个人偏执地认为不知亦不为耻。

父亲的劣势在于知识构成过于单一，对方位上偏西方和年代上偏当代的东西近于无知，而且理论基础薄弱，这让我有了耀武扬威的天地。有一次，父亲在饭桌上说起余杰骂余雨秋的文章，一边摇头作惋惜状一边感叹：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父亲是喜欢余秋雨的，但他不知道他的儿子当时是余杰狂热的崇拜者。我问：“你有没有看过余杰的书？”父亲说没有。我说：“没有看过就不要乱说！”得胜的感觉至今想来不胜快哉。

吵架之后，以笔为枪以笔为矛的战斗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最有戏剧色彩的战役是我和父亲问题相竞，结果两篇文章发表在同一报纸的同一版面上；拿着同一天寄到的同一数目的稿费，我们互相得意地对望一眼。以至我现在在外求学，父亲常寄他发表的文章给我以示挑衅。

我是暑假到家才知道父亲原来已经病重卧床多日。父亲见我劈头就是：“这半年读了什么书？稿件全部拿出来！”我一边打开包摸出厚厚的一沓稿件递给他，一边说：“凶啥子凶！你现在这个样子还能打赢我？”父亲说：“来嘛！你还嫩得很！我当年练举重的时候……”母亲在一旁默默地看着血压计，笑了。

我端着可口的午饭坐在父亲的床边，父亲趁母亲不在悄悄地对我说：

“我吃口辣椒。”我用勺子把盘子里的辣椒舀出来，扔掉，盛起一个嫩肉丸子塞到父亲的嘴里，说：“你也有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