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是什么？所有关于禅宗的困惑最终仍然会回归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永恒答案则是“禅不可说”。很多人指望从典籍中悟到禅的“本来面目”，然而往往会被多姿多彩争妍斗艳的指阵所迷，或者陷入文字障中不能自拔而又不自知。

摩诃迦叶面向佛祖，微微一笑，自此得悟禅机至理，继承了佛陀的衣钵，这相对无言中满含的禅机并非凡尘俗子所能领悟；以无言得来机缘的也并非摩诃迦叶一人，中国禅宗二祖慧可也是如此。536年，达摩祖师觉得应该离去了，便召集弟子准备从中选出合适的人选继承自己的衣钵。达摩祖师说：“你们谈谈自己的悟境吧！”

道副说：“依我的见解，不要执著于文字，但也不离于文字，这便是道的妙用。”

达摩说：“你得到我的皮毛了。”

总持比丘：“依我现在的见解，犹如庆喜看见了佛国，一见便不需再见。”

达摩说：“你得到我的肉了。”

道育说：“四大皆空，五蕴非有，依我所见，并无一法可得。”

达摩说：“你得到我的骨了。”

最后轮到神光，他只是作礼叩拜，然后仍回到原位，并未说话。

达摩说：“你得到我的真髓了！”

于是，神光慧可成为了禅宗二祖，接续了达摩祖师广度众生的事业。

仿若拈花一笑刹那间的灵光，并非刻意故弄玄虚。此中道，只有道中人能懂。圣严法师曾经说：“在禅的传统里，究竟真理，也就是第一义谛，有时候会被比喻为月亮，而人们所熟知的一般真理，则被喻为指向月亮的手指。有人看到月亮，于是用手指指给其他还没有看到月亮的人看。如果那些人看的是手指，而不是月亮，那么他们还是没有搞清楚‘手指不是月亮’。文字、语言、思想以及概念就像手指，只能表达第二层次的真理，但却能指向究竟真理。最究竟的真理叫作心、本性或是佛性，那是每个人必须去亲自体验、无法言说的。”

所以，历代禅师们都只能尽量突破语言的极限来向世人说明究竟何为“禅”，但就如人饮水一般，冷暖尚须自察。可是，还是有一些人，刻意追求禅的本义，以至于方向大大偏离。 “道”总是能笑到最后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

——老子

有悟性的人听说“道”后深信不疑，它就是这么回事，并且勤勤恳恳、坚持不懈地去习练它、运用它。悟性不高的人听说“道”则有时将它放在心上，有时却忘得无影无踪。并且相信它和怀疑它的存在各占一半，也就是半信半疑。既不全信又有些信，既不否定又心怀一定的疑问。完全没有悟性的人，一听说“道”就大笑不止，认为荒诞无稽。之所以大笑，表现出鄙视、讥笑的语态，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是因为“道”理论高深，本来就难以理解。如果人人都能那么轻易地理解的话，那就不足以称之为“道”了。

13世纪，日本一代宗师道元禅师到中国求法。苦读多年，学成回国。同道中人争相请教，问他都学到了什么。道元禅师想了想，坚定地说道：“当下认得眼横鼻直，不被人瞒，便乃空手还乡。”众人闻听，莫不捧腹大笑起来。但是顷刻间，大家便停住了笑声。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笑得很无知、很空洞。眼横鼻直，这一并不玄奥复杂的常识，不经过一番深入修炼的人，是无法领悟其中的真谛的。有些禅师，甚至还要经过“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境界，才能达到“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只是这山、这水与那山、那水有着本质的不同。真理往往是简单明了的，但人们认识真理和掌握真理的过程却是复杂甚至是艰难的。

光的波动说的奠基人托马斯·杨在完成“双缝干涉”实验后，将其成果发表，结果受尽了权威们的嘲笑和讽刺，被攻击为“荒唐”和“不合逻辑”，在近20年间竟然无人问津。杨为了反驳他们专门撰写了论文，却无处发表，只好印成小册子，但是据说发行后“只卖出了一本”。

真理往往要经历诸多磨难之后，才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人类思想发展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如自然科学领域的进化论、相对论，社会学领域的民主思想、法治思想在产生之初，都是很少有人能够接受的，普遍被视为笑谈。

大浪淘沙，被实践检验出的“道”，总是能笑到最后。

轮扁论言

用分析方法来研究对象就好像剥葱一样，将葱皮一层又一层地剥掉，但原来的葱已经不在了。

——（德）黑格尔

语言是人类表达思想的一种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也不是绝对的方式。事实上，有许多的思想、方式是语言传播不了的，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有些思想写在书上便死了，不拿出来用是永远不会明白的。《庄子·天道》中曾经讲过一个“轮扁论言”的寓言：

齐桓公在堂上读书，轮扁在堂下砍削车轮，他放下锥子和凿子走上朝堂，问齐桓公说：“冒昧地请问，您所读的书说的是些什么呢？”

齐桓公说：“是圣人的话语。”

轮扁说：“圣人还在世吗？”

齐桓公说：“已经死了。”

轮扁说：“那么国君所读的书，全是古人的糟粕啊！”

齐桓公大怒，说：“寡人读书，制作车轮的人怎么敢妄加评议呢！有什么道理说出来那还可以原谅，没有道理可说那就得处死。”

轮扁说：“我用我所从事的工作观察到这个道理。砍削车轮，动作松缓而不 坚固，动作快了涩滞而不入木。不慢不快，而且应合于心，口里虽然不能言说，却有技巧存在其间。我不能使我的儿子明白其中的奥妙，我的儿子也不能从我这里接受这一奥妙的技巧，所以我活了70岁如今老了还在砍削车轮。古时候的人跟他们不可言传的道理一块儿死亡了，那么国君所读的书，正是古人的糟粕啊！”

齐桓公读古书，得到的仅仅是落在语言里的思想。而思想一旦落到语言里，就变成了脱离具体情境的抽象教条和空洞理论。而制作车轮的道理和技巧，同样无法用言语说明，所以无法传授。不相信，你可以试着把游泳的理论传授给那些不会游泳的人，看看他们能不能学会游泳。

在这里，庄子借这个寓言暗示人们：不要迷信语言所表达出来的东西。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我们所熟悉的卖油翁的故事从另一面说明了这一点：陈康肃公尧咨善射，当世无双，公亦以此自矜。尝射于家圃，有卖油翁释担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见其发矢十中八九，但微颔之。康肃问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无他，但手熟尔。”康肃忿然曰：“尔安敢轻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因曰：“我亦无他，惟手熟尔。”康肃笑而遣之。

“我亦无他，惟手熟尔”，意思是说我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只不过是熟练罢了。这是中国人和西方人明显区别的地方。中国人往往在实践方面有很高的水平和技术，却往往难于落到字面上。中国人的智慧更多的是一种言传身教式的。而在西方哲学中，语言本身就是真理。一个不能被说出来的东西，无论如何玄妙，都不能算是真理，因为我们的思维达不到它。在西方哲学家看来，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把真理说得更清楚、更明白、更缜密，而不是抛弃语言本身。苏格拉底的“对话”，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教我们如何去说的方法。这也是西方人为什么难以理解“中国哲学”精髓的原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庄子

语言是手段，不是目的。当我们在探寻真理的时候，往往离不开语言的帮助，但是当我们得到或者接近真理的时候，也要适时地从语言中脱离出来，不要为语言所累。庄子讲过一个“得鱼忘筌”的故事：

古代一渔夫到河边捕鱼，他把竹器筌投进水里，全神贯注地观看浮标，终于一条红鲢鱼上筌了。他十分高兴，取下鱼把筌抛在一边，快步回家吹嘘自己的功劳。妻子说这是筌的功劳，问他筌到哪里去了，渔夫这才想起忘记带筌回家了。

筌，捕鱼用的竹器。捕到了鱼，忘掉了筌，比喻事情成功以后就忘了本来依靠的东西。这是在批评渔夫的粗心大意，然而庄子却反其道而用之，认为这才是真智慧的境界。庄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所谓“知者不言”，并不是说那些智者都闭着嘴不说话，而是说他们其实已经“得意志言”；而“言者不知”，也并不是说那些夸夸其谈的人都是傻子，而是说他们仍然在语言中还没有抽身而出。既然如此，如何才能做到借助语言，而又不被语言所俘虏呢？庄子又举了大鹏鸟的例子来说明：

北方的大海里有一条鱼，它的名字叫做鲲。鲲的体积，真不知道大到几千里！鲲化成鸟，就叫鹏。鹏的脊背，真不知道长到几千里！当它如愿飞起的时候，展开的双翅就像天边的云。这只鹏鸟，随着海上汹涌的波涛迁徙到南方的大海。南方的大海是个天然的大池。《齐谐》这本书上记载说，鹏鸟迁徙到南方的大海，翅膀拍击水面激起水花，高达三千里，然后拍击大翼，凭借旋风直上高空 九万里。风聚积的力量不雄厚，它托负巨大的翅膀力量便不够。聪明的鹏鸟为了可以轻松一点地托起自己庞大的身躯，便高飞至九万里，这样，呼啸的狂风就在它的身下托着它，然后它便可以凭借风力飞行。一路上，鹏鸟遇到百般挫折，但它为了可以早点到达南海，不顾一切，飞了六月之久，方才停歇下来。

鲲鹏之大，到了一个难以描述的程度，应该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东西了吧，然而庄子认为不是，因为无论鲲鹏再大，它仍因“有所待”而不够强大。也就是说，这只鸟即使再大，也要有所凭借。比如，它必须依赖海才能邀游，必须依赖空气才能扶摇直上。只要有“所待”，能与外物相区别，它就是可以经验的。尽管它很大，以至于我们只能以夸张的手法来言说它，但它仍然是可以言说的。比如，它毕竟生活在海中，没有海大，它生活在天空下，不能充塞整个宇宙，仍然会受到外物的牵制，不是真正的“逍遥游”。真正的“逍遥游”是完整圆满的，是不损不益、本来具足的，它“无待”“自在”，这也就是“道”的存在。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表达哲学的方式不是概念化的，而是隐喻式的。正因为此，中国文化形成了一个主“悟”的传统，而没有像西方那样形成一个主“智”的传统。中国哲学通常是用格言来表达的，内容在于形式之外，需要超越语言的领会。而西方哲学强调语言的承载性，甚至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哲学。

醉翁之意不在酒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欧阳修

《论语·宪问》中曾记载着这样一件事：说有一天，孔子向公明贾打听公叔文子的为人。他说：“听说公叔文子不说话，不笑，不拿东西，是这样吗？”公明贾回答说：“这完全是传话人说错了。”“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意思是说，公叔文子是该说时才说，所以人们不讨厌他的话；高兴时才笑，所以人们不讨厌他的笑；该拿的才拿，所以人们不讨厌他的取。孔子听了很为赞赏地连连问：“真是这样吗？真是这样吗？”

公叔文子之所以得到了孔子的赞赏，在于他的言、笑、取，都合乎了“时中”原则。所谓“时中”，就是在合适的时间去做合适的事情，不能偏左、也不能偏右，而是要恰好落在那里。同样一件事情，发生的时间点不同，性质和效果也大相径庭。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讲过一个类似的故事。说是战国时期，韩国（都城在今新郑市）的国君韩昭侯非要修建一个高大的门楼。他的谋士屈宜臼奉劝他不要这么做，警告韩昭侯说：“如果你非要修建这么个高门，恐怕你等不到这个高楼修建完，你就要死了。为什么呢？因为时机不对。”

屈宜臼说，“国君在自己家修建一个高一点的门楼，搞得气派一些，有错吗？没有错。可惜的是，当年我们国强民富的时候，你如果修建一个高楼，肯走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今天的情况就不一样了，秦国去年刚刚攻占了我们的宜阳城，韩国元气大伤，你在这个时候偏偏要修建高楼，就是大错特错了，势必会使百姓离心，将士散德，韩国的败落就不可避免了。”结果，韩昭侯没有听屈宜臼的劝告。而屈宜臼的预言也恰恰应验了，高楼还没有修好，韩昭侯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