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叙田猎实讽离

杨雄早年极其崇拜司马相如，曾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作《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为已处于崩溃前夕的汉王朝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故后世有“扬马”之称。

《长杨赋》以写田猎为构架，实讽汉成帝的荒淫奢丽。先以序文略叙长杨之猎，而在赋辞之中就完全以议论出之。以高祖的为民请命，文帝的节俭守成，武帝的解除边患，概述历史，树立楷模，颂古鉴今，处处显出成帝背离祖宗，不顾养民之道。对先代颂得愈高，对当今讽得愈深。

赋辞议论凌厉，气势逼人，以正言出微词，泼辣而有节，显示了辞赋家词采风发的才能，又表现出议论家逻辑缜密、无懈可击的特色。其中一些长句，尤可见出作者的功力。

其后熏鬻作虐，东夷横畔，羌戎睚眥，闽越相乱，遐为之不安，中国蒙被其难。于是圣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骠卫，汾法沸渭，云合电发，焱腾波流，机骇蠭轶，疾如奔星，击如震霆。碎轒辒，破穹庐，脑沙幕，髓余吾。遂躐乎王庭，驱橐驼，烧熐蠡，分剓单于，磔裂属国。夷阬谷，拔卤莽，刊山石，蹂尸舆厮，系累老弱。铤瘢耆，金镞淫夷者数十万人。皆稽颡树颌，扶服蛾伏，二十余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临，幽都先加，回戈邪指，南越相夷，靡节西征，羌焚东驰。是以遐方疏俗，殊邻绝党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绥，莫不？足抗首，请献厥珍。使海内澹然，永亡边城之灾，金革之患。

杨雄当然没亲眼见过卫、霍西征的场面，他所写的只是文学上的想象。但这一段描写武帝时期的武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卫、霍征匈奴的战争场面，杀伐之气跃然纸上。同时，《长杨赋》也借天子于长杨宫射猎为题，从侧面揭露了封建帝王为了满足一己之淫乐而滥用民力，荒误农工的荒唐行为，反映了作者思想上进步正直的一面。但是作为封建时代的御用文人，他作这篇赋的主旨在于歌颂汉皇朝的声威和皇帝的功德，又要起到讽谏的作用，在表意上就采用了隐晦曲折的手法。赋中借子墨客卿之口揭露了君王动用农民、军队，大肆围猎，影响生产的事实，并提出君王应以“养民”为准则，“动不为身”、“玄默为神，淡泊为德”在当时这样提是十分尖锐的。而作者于后面借翰林主人之口，假驳斥子墨客卿为名，以历代君王的行为为论据，说明治国要以文武之道，则是采用另一手法，含蓄地对汉成帝荒淫畋猎表示不满。他举出汉高祖的以武功创立基业，又叙述汉文帝的守成和与民休息、宁俭勿奢，以及汉武帝以兵服远，为民捍灾除患，以此说明崇武也是必需的，君王应该做到居安思危。在这儿作者推出汉高祖及文帝武帝，一方面是要说明应法祖而治国，另一方面是说明当时之运用武功是在特定环境中才应用的。而对眼前，作者表面上也颂扬武功，甚至打出“胡人获我禽兽，竟不知我亦获其王侯”的招牌，而其实质还是非难而进行讽谏。只是手法上巧妙婉转一点，文意上也显得曲折起伏，耐人寻味。

作者于赋的序言中就揭露君王狩猎而“农不得收敛”的事实，表明了作者立意讽谏的本意。这种论点明确、意在辞先的写作方法，在赋中是罕见的。

《长杨赋》是作者的前作《羽猎赋》的姐妹篇。《羽猎赋》序以议论，赋用叙事；《长杨赋》序用叙事，赋用议论。另外，本文通篇仿效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不仅在结构上，而且在遣词用句上，也无不则其步趋，祖其音节，可谓是神形俱是，然而在命意、文章的气势，意境上又大不相同。这种脱胎而出，自成新意的创作方法，正是杨雄创作中的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