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保德从小就向往到遥远的国家去旅行，从小就酷爱植物学和矿物学。他同福尔斯特结识后，便随他沿着莱茵河到荷兰，然后到英国和法国去旅行。福尔斯特对艺术、历史、工业和自然的广泛兴趣，使参加这次旅行的人看到沿途能看到的一切：各种矿场、工厂、科学机构、天文台、植物园、船坞等。无怪乎洪保德在几乎过了十年之后还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在五年之中旅行了拉丁美洲各国。他心目中的理想旅行家就是福尔斯特，时常呈现在他的脑海里的是福尔斯特对旅行所作的那些艺术性的描写，他把这些描写当作某种典范。但是自然科学在这个期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所以洪保德去旅行时与福尔斯特在虎克第二次旅行前的情况大不相同，这时他已经是一位很有造诣和很有学识的博物学家，一位富有学识的植物学家、矿物学家和地质学家了。此外，他还在意大利旅游过不少地方。因此，在他用法文写成的美洲旅行记中，他对各地风景、大自然、人物、事件所进行的艺术性描写，同他对许多科学问题的阐述，同其他许多国家和人民相比较，同对许多事物的阐明和概括等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年青的达尔文读了洪保德这部艺术性的旅行记的第一卷之后（他读的是英文版三卷本），感到非常高兴。人们阅读洪保德关于介绍加那利群岛的自然条件的描写，阅读他关于攀登高度超过维苏威火山两倍的火山特纳里夫峰的描写，的确是入迷的。

关于对特纳里夫峰的初步观感（在这个观感中混杂着幸免于难的念头）的描述是引人入胜的。洪保德乘坐的那艘西班牙船是在早晨的浓雾中驶向加那利群岛的，什么也看不见，即使距离很近。但是雾很快就消散了，于是在浓云上面立即展现出壮观的山峰和它那被第一线曙光照得光怪陆离的山巅。大家都奔向船头，观看出现的景色。这时在离船尾不远的地方出现了四艘游弋的英国军舰正在追赶西班牙的船只（当时西班牙正同英国作战）。如果洪保德乘坐的船只被俘，并被押送到英国去的话，那他的旅行一开始就可能遭到夭折。但是浓雾很快又遮住了山峰，遮住了很快就置身于港口炮火的保护之下的那只船。下面接着描述了他们登上东海岸那晒得极热的不毛之地，东海岸边圣克鲁斯市的那些白色小房子紧靠在黑色的峭壁边。然后洪保德描述了旅行家们曾经航行到的西海岸的景色，他们之所以航行到这里，是因为只有从这里才能登上山峰。据洪保德说，这个位于“热带入口”附近的特纳里夫岛的西岸有许许多多植物。

洪保德说：“植物在那里增加了一些热带自然界的种类，如芭蕉和棕榈。对大自然的美最敏感的人在这个岛上能够找到比气候更强的药物。这里的每个地方都使我觉得比特纳里夫和马德拉群岛更能解除烦闷……这些愉快的感觉绝不仅只是优美的地理位置和清新的空气引起的，之所以产生这种感觉还由于在这里不存在奴隶制度，因为奴隶制度的形式，无论在印度，还是在一切地方（欧洲殖民者在这些地方引进了所谓的光明和工业），都使人感到极其愤慨”。正如他的剑桥朋友们一致指出的，他的突出特点之一是仇视奴隶制度。这种高尚的人道主义的特点在他的先驱者洪保德和乔治·福尔斯特的一些记述中也曾表现出来（乔治·福尔斯特在晚年曾参加了法国革命，后来由于同自己的同胞和亲友发生意见分歧而离开了他们，最后过早地逝世于巴黎）。

但是达尔文这位“对大自然的美最敏感的人”也一定怀着非常高兴的心情来阅读对西岸景色的精彩记述的。西岸的岸边长满了海枣树和椰子树；稍微高一些的地方是一些龙血树种。洪保德用了好几页篇幅描写了其中的一株大树。这棵龙血树又高又粗：树干的圆围达十三米。树龄很长。它把它那长着一束束树叶的像烛台一样的树枝往上扬起，它真正“象征着大自然的青春永不消逝”，因为尽管它树龄很长，但它每年都开花结果。

这里的仙人掌和龙舌兰长得比较高，远处便是栽有北欧果树以及南方橙子树和海枣树的奥罗塔沃市。

在描述房屋和花园布局很美的西岸美景时，洪保德补充说：“不幸的是，这里居民的富裕程度，无论与他们的勤奋程度，还是与工业情况以及大自然向该地所提供的效益相比，都是不相适应的。农民一般都不是财产所有者。他们的劳动果实都归贵族所有，而那些长期使整个欧洲陷于贫困的封建机构，则阻碍着加那利群岛的人民过富裕的生活。”

达尔文跳过几行又谈到：“这座山的风景不仅以其巍巍壮观而引人注目，它还很快使人产生一个想法：登上那神秘莫测的火山爆发地。”

洪保德非常轻松地由发表美感的见解转到政治的和科学的结论，加上他那生动的语言和明确的思想，这一切都吸引住了达尔文。

洪保德在描述奥罗塔沃港附近的那个植物园时，以不赞成的口吻评论了林纳的植物人为分类法（接两性来分类），因为这个植物园的植物都是按这种方法来分类的。早在林纳时期，巴黎植物园就采用了“自然分类法”，这种分类法的创始人是别尔纳德·求修，他的继承者是他的侄儿安东尼·芬兰·求修。

达尔文大概是怀着很大的兴趣阅读了洪保德关于登上特纳里夫峰的记述和对那些不断变化的风景的描述（在描述过程中夹杂着各种各样的评语）。

他们登上海拔一千五百米高的地方时，天已黑了。他们就到山洞里避寒。透过蒸汽可以看见月亮，而山峰的影子却倒映在他们下面的云彩上。特纳里夫峰和其他邻近岛屿的顶峰在晨曦中就像一群岛屿似的突兀在把海洋和岛屿底部遮盖住的毛茸茸的白云之上。

“特纳里夫峰以其陡峭和地形而集各种高峰之大成。从其山巅之上不仅可以俯瞰比邻近岛屿的最高山还要高的辽阔海面的天际线，而且也能看得见特纳里夫岛的森林和有人烟的地方的景色，它们同附近的形状和颜色形成了极美妙的对比。火山好像要用自己的岩浆把作为自己根基的小岛压平。火山从水面逐渐往上升高，一直升到比夏天白云缭绕的地方还要高上两倍的高度”。

据达尔文说，无论是单独一本书，或者是几十本书加在一起，都没有像这两本书（即洪保德的《旅行记》和我上面提到的赫瑟尔的那本书）对他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此外，他从洪保德的描写中抄下了关于特纳里夫岛的很长一段话，并且在一次游览时，似乎给汉斯罗、拉姆塞和道兹读过，洪保德之所以对特纳里夫岛的奇迹作了描写，是因为较早的时候“有一些人……曾表示要到那里去一趟”。据达尔文说，他们的这种愿望也不过是说说而已。“而我却是十分认真地一心一意要到那里去的，因此我曾请求介绍我同一位伦敦商人认识，以便向他打听什么船开往那里”。

达尔文知道了到那里去的代价之后，便专攻西班牙文，用西班牙文称自己的朋友福克司为“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并写信告诉汉斯罗说他希望很快就能看到洪保德所描述的龙血树了。

但这次旅行未能实现，先是受地质学参观的干扰，后来则是为一项完全新的和意料不到的提议而改变了一切计划。

洪保德对巴西热带森林的描述也是使达尔文赞叹不已的。根据他在剑桥大学同一学院的一位同学沃特金斯回忆，达尔文同他就巴西风景和热带植物曾进行过长时间的、非常有趣的谈话。沃特金斯回忆说，达尔文当时是多么激动地摸着下巴，滔滔不绝地谈论藤本植物和兰科植物以及其他植物。

达尔文在暑假中仍然酷爱在梅尔和武德高兹，有时在埃通的新住处打猎。

虽然达尔文在一八三一年初就进行了毕业考试，但是由于他是在圣诞节前进入剑桥大学的，所以还必须在那里再呆上两个学期。

达尔文在汉斯罗的影响下决定研究地质学。他甚至绘制了一张施鲁斯伯里周围涂上各种颜色的各地的地质图，这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他研究了英国地质学方面的书籍之后得出了一些很有趣的结论。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我们对于我们地球结构的整个认识，很像一只老母鸡对于它在一个地角上用爪子刨的那块一百公顷的田野的认识……”汉斯罗请求地质学家塞治威克到北威尔士去旅行时把达尔文也带上。

塞治威克也像汉斯罗一样，是一位优秀的“野外”考察家。他同自己的朋友，即后来以俄罗斯地质学方面的著作而出名的麦启孙，一起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查明了各个时期沉积物的序列。当时他们正好转到在不列颠群岛研究他们称之为志留纪和寒武纪的古生代的沉积物。塞治威克和麦启孙对英国古生代所作的这些研究，后来（1839年）使他们又划分出了一个体系，即泥盆系。

塞治威克在带达尔文去旅行以前，于一八三一年八月三日来到芒特，并住在那里。这天晚上达尔文同塞治威克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谈话，给达尔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谈话的内容是：根据达尔文说，当地一个工人在附近一个沙坑里找到了一个古生热带贝壳。塞治威克听了达尔文告诉他的这件事后，想用这种发现使他吃惊，于是不假思索回答说，这个贝壳是有人扔进那个坑里的（这样的贝壳常常用来点缀英国小别墅的壁炉），可是马上又补充说，如果它真是属于冰河时期的表面地层，那将是地质学的真正不幸，因为这会推翻人们当时所不知道的关于中部各州表层沉积物的一切认识。这样的回答使达尔文感到惊讶。他在《自传》中写道：“在这以前，我虽然读了不少书，但我从来还没有这样清楚地认识到科学是由这么多的可以从中得出一般规律或结论的事实构成的”。

塞治威克在旅行中经常让达尔文去采集岩石标本，并让另一位达尔文传的作者吉夫里·威斯特在驳斥华尔德的见解时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说：“经过这一刹那间，达尔文从前的整命科学观点完全改变了。在此之前他只不过是一位收集家。现在，即在八月份的这天晚上科学家达尔文才真正诞生了”。

这当然是过分夸大的说法。不应把达尔文的一个明确的思想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科学家“是不能刹那间诞生的”，而是逐渐造就成的。他在地图上标出这些岩石标本的层理。这样，达尔文就学会了分析全国的地质情况。后来，他离开了塞治威克，穿过几座山，直接到了巴尔穆特，在那里他有几位剑桥朋友，然后从那里到了施鲁斯伯里，又到梅尔去打猎。他在日记中写道：“七月份我像一只贪婪的老虎似地钻研地质学”。

总之，我们看到，达尔文在剑桥时期过着双重生活：一方面，他并没有什么特殊举地参加了必修课的考试和学士学位的考试，另一方面，他一心扑在自然科学上和体育运动上。

同汉斯罗等人的结识，同昆虫学家们的交往，读书和旅行，同塞治威克一起进行的地质考察旅行，打猎和骑马旅行，这一切都日益把他锻炼成一个被自然科学家们称之为“野外工作者”式的博物学家。

一八五八年，《物种起源》一书出版的这一天，不只是在达尔文的个人生活中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也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大批有学问的人对生物界的观点和对人在生物界中的地位的观点开始转变的一天，这种转变就像哥白尼在十六世纪因指出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而实现的转变一样。

一八八二年四月十九日逝世，安葬在西敏寺。扶柩的人是：虎克、赫胥黎、华莱士、皇家学会主席拉卜克以及其他一些人。参加葬礼的人还有英国、法国、俄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的科学学会代表，以及达尔文的家属和达尔文的许多亲属。达尔文的妻子没有参加葬礼，因为葬礼太庄重，太隆重了。

达尔文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划时代贡献、为人类科学事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广阔前景，因此，1882年4月19日当他逝世以后，人们为了表达对他的敬仰，把他安葬在另一位科学界伟大人物牛顿的墓旁，享受着一个自然科学家的最高荣誉。

作为一个不求功名但具创造性气质的人，达尔文回避了对其理论的争议。当宗教狂热者攻击进化论与《圣经》的创世说相违背时，达尔文为科学家和心理学家写了另外几本书。《人类的由来和性选择》一书报告了人类自较低的生命形式进化而来的证据，报告了动物和人类心理过程相似性的证据，还报告了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证据。

心理学史家D．舒尔茨在1981年评论道：“在达尔文的理论中，物种进化的心理因素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他经常引证人类和动物的意识反应。由于心理学与进化论中的意识相一致，因此心理学不得不接受这一进化的观点。”

马克思说，《物种起源》本书实际上也为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提供了“自然科学根据”。

恩格斯则将达尔文的进化论与细胞学说和质量守恒定律并称为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学说，从而摧毁了各种唯心的神造论和物种不变论。除了生物学外，他的理论对人类学、心理学及哲学的发展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

没有人觉得把提出动摇了基督教世界的学说的人埋在大教堂里有何不妥。《时报》甚至评论说：“该大教堂需要这个葬礼甚于该葬礼需要大教堂。”进化论与基督教的冲突似乎已成为历史。英国基督教领袖们乘机在世人面前展示他们的宽容。

《旗帜报》宣称：“真正的基督徒能够像接受天文学和地质学一样接受进化论的主要科学事实，而不会对更古老和珍贵的信仰产生任何偏见。”高教会派的报纸《晨报》声称：“我们无法欣赏他的理论的全部，但是我们能够敬佩他的生活。”《教会时报》则干脆说达尔文是一名“基督教绅士”。几年之后，开始出现谣言声称达尔文临终忏悔放弃了进化论，这个谣言至今还能在传教宣传品中看到。

事实上达尔文死时不仅不信神，甚至对基督教极其反感。他生前不愿公开他的宗教立场，一方面是因为他不愿参与争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认为不信神的立场只适合于有教养的人，让普通大众接受无神论的时机还不成熟。但是在私下场合，达尔文并不隐瞒他反对基督教的立场。这有他晚年写的自传为证。在《自传》中，他用一章专门阐述自己的信仰，批驳各种有关上帝存在的证据，认为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上帝存在，并介绍了自己唾弃基督教的经过。他甚至抨击基督教的教义“真是一种可咒诅的教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