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1749—1832），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德国和欧洲最重要的剧 、诗人、思想家，德国古典文学和民族文学杰出代表，除此之外，他还在文艺理论、哲学、历史学、造型设计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早年学习法律，深受卢梭、斯宾诺莎等人著作影响。1771年结识狂飙运动领导人赫尔德，投身于反对封建割据，呼唤民族统一，提倡创作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文学运动。1775年应魏玛公爵邀请，出任枢密顾问，提出由上而下社会改革方案，每每无法实现，逐渐对官场感到厌倦。歌德在魏玛市的最初十年，歌德埋头事务，很少创作。1786年旅居意大利，钻研古代艺术，萌发“古典主义”文艺思想，归国后一度潜心创作。1794年与席勒结为知己，双双为促进古典文学的繁荣作出贡献。一生著述甚丰，尤其是晚年的创作极其丰富，其中，《浮士德》《威廉·迈斯特》《少年维特之烦恼》、长诗《列那狐》、自传《诗与真》、剧本《哀格蒙特》和《塔索》等，堪称世界文学之瑰宝。歌德是德国民族文学的最杰出的代表，他的创作把德国文学提高到全欧的先进水平，并对欧洲乃至世界文学的发展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们希望，在命运好像已把我们带回乌有之乡时，还能留芳世间，这种希望，据我看来，是我们一种最崇高的情绪。诸位先生，人世生命，对我们灵魂的期望说来，实在是太短促，它证实，所有的人，无论最卑贱或最高贵，最庸碌或最有才能，宁可对其他一切感到厌倦，而不会厌倦生命；它证实，没有一人到达他当初向往的目标——因为无论他经历了多长的中途，最后还是倒下，而且往往在期待的目标已经在望的时候，他倒在天知道谁替他挖掘的墓穴里，从此归于乌有。

归于乌有！我！对我自己说来，我是一切，通过我自己我才认识一切！每个意识到自己的人会像上面这样喊着，他跨着巨大的步伐越过生命，而这个生命为了彼岸无限旅程做着准备。当然每人的步伐大小有所不同。有人以漫游者最快速的步伐出发，可是别人却穿上七里靴越过了他，后者的两步标志了前者一天的路程。不管事情怎样，这个勤奋的漫游者还是我们的朋友和同伴，而那个人的无比巨大的步伐引起我们的惊讶和尊敬，我们追寻他的足迹，把我们的和他的步伐相比。

诸位先生，让我们动身上路吧！只要观看一下这样的步伐，会使我们的灵魂，比注视千足蠕动的王妃仪仗队伍，还感到更大的兴奋激昂呢！我们今天对最伟大的漫游者表示景仰的怀念，同时这也是对我们自己的一种尊敬。我们懂得去尊重的业绩，那些业绩在我们胸中也已有了萌芽。请不要期待我写下很多很有头绪的话来，和平安静的心绪不是节日的服装。到现在为止我关于莎士比亚想得还是很少，我所能达到的最高境地，至多是一种预感，一种感觉而已。我初次看了一页他的著作之后，就使我终身折服；当我读完他的第一个剧本时，我好像一个生来盲目的人，由于神手一指而突然获见天光。我认识到，我极其强烈地感到我的生存得到了无限度扩展。对我说来一切都是新奇的，前所未闻的，不习惯的光辉使我眼睛酸痛。我渐渐学到了怎样去用视力，感谢赐我智慧的神灵，我现在还亲切地感到，我获得了些什么。

我没有片刻犹豫地拒绝了有规则的舞台。我觉得地点的统一好像牢狱般的狭隘，行动和时间的统一是我们想象力的讨厌的枷锁。我跳向自由的空间，这时我才觉得有了手和脚。现在我知道了这些讲规律的先生们在他们的洞穴里对我加了多少摧残，并且还有多少自由的心灵在里边蜷曲着，因此，要是我不向他们宣战，不每日寻思着去攻破他们的牢狱，那我的心要激怒得爆裂。法国人奉为规范的希腊戏剧有着这样的素质和外形，以至若使让高乃依去效法索福克勒斯的话，那要比一个法国伯爵模仿阿尔克比亚德斯还要难。

悲剧原先是祭神典礼中的插曲，后来有了庄严的政治的意义，它把祖先们个别的伟大行动显示给人民看，它有着完善事物所具有的纯洁的朴素性，它在心灵中激起了完整的、宏伟的感情，因为它本身也是完整和宏伟的。在哪一种心灵中（激起这样的感情）呢！

在希腊人的心灵中！这话是怎么讲呢？我不能给以解释，但我感觉得到它的意识；我简单扼要地请荷马、索福克勒斯、忒奥克瑞特作我的证人，因为他们教给我这样的感觉。

我要赶紧追加一句话：微小的法国人，你拿了希腊人的盔甲做什么呢，它对你说来是太庞大太沉重了。因此所有法国悲剧也都是对自己的嘲弄而已。

它们的情节这样有规则地进行着，它们像一双鞋那样地相似，有时也很无聊，一般说来特别在第四幕中，这些事情先生们都不幸地经历过，我就不再谈了。

我不知道究竟是谁第一个想起把政治历史大事搬上舞台的，感兴趣的爱好者可以就此题写一篇分析性的论文。我怀疑是否创始此事的荣誉应该归于莎士比亚，至少他使这类戏剧达到迄今为止看来还是极致的高度，很少人的目力能望到这样高，也更难希望有人能眺望得更远或者超越这个高度。我的朋友莎士比亚，你如果还活在我们中间，那我一定要跟你在一起生活，假如你是俄瑞斯忒斯那我多么愿意做他的配角皮拉得斯，这要比做得尔福神庙里的祭司长——这个尊严的人物还要强。

诸位先生，我要中断一下，明天再继续写下去，因为我现在的语调虽然是从我的心底发出，可是对于你们说也许不太有益。莎士比亚的舞台是一个美丽的百象镜，在镜箱里世界的历史挂在一根看不见的时间的线索上从我们眼前掠过。他的布局，按照普通的措辞来说，不像什么布局，但他的剧本全部围绕着秘密的一个点旋转（这个点还没有哲学家看见和确定过），我们自我的特殊性，僭拟的自由意志，与整体的必然的进程在这一个点上发生冲突。可是我们败坏了的趣味使我们眼睛周围升起了一阵这样的迷雾，以致若要使我们从黑暗中解放出来，几乎需要把世界重新创造。

所有法国人和受到传染的德国人，甚至魏兰也在内，在这一事情上，正如在好些别的事情上，没有使自己增添光荣。从来以毁谤一切至尊为他的职业的伏尔泰，在这一方面也证明是一个真正的特尔西脱，假如我是乌里斯的话，他要在我的杖下把背部扭歪了。

这些先生们的大多数对他的人物性格特别感到不满。而我却喊道：这是自然！是自然！没有比莎士比亚的人物更自然的了。

于是大家都来围攻我了。

让我透过气来，使我能把话说出。

他跟普罗米修斯比赛，一点一画地学习他去塑造人类，只是这些人类有着无比巨大的身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不出自己弟兄的原因了。随后他用自己的精神呵了一口气，使他们都变成活人，从他们的口中可以听到他自己的语言，人们可以认出这些人物的血统渊源来。

而我们这一世纪，却胆敢在自然的问题上做出判断吗？我们这些人从童年起在自己身上所感到和别人身上所看到的都是些束身的带子和矫揉造作的打扮，我们能从哪儿获得对自然的认识呢！我时常在莎士比亚面前感到羞惭，因为有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起先一看，觉得某一点我不会那样写的。但后来我认识到，我是一个可怜虫，自然借莎士比亚的嘴说出真理，而我的人物却是些传奇小说里的怪诞幻想所吹成的肥皂泡而已。

现在要说几句结束语，虽然我还没有开始呢。

高尚的哲学家们关于我们的世界所说的话，同样也适用于莎士比亚：我们称为罪恶的东西，只是善良的另一面，这一面对于后者的存在是必要的，而且必然是整体的一部分，正如要有一片温和的地带，就必须有炎热的赤道和冰冻的拉普兰一样。

他带领我们游览全世界，而我们这些娇生惯养，没有经历的人遇见任何一种奇异的蝗虫时，便喊道：天啊，它要把我们吃掉了。

起来吧，诸位先生！吹起号角，把所有高贵的心灵从所谓文雅趣味的乐园中唤醒，他们倦眼惺忪，在无聊的蒙眬中过着半死不活的生活，心底里有着热情，骨子里却没有精髓，既不是太困要去睡眠，却又是太懒不能活动，在桃金娘和月桂树丛之间游荡，打着呵欠消磨他们影子似的生存。

送一个朋友从滑铁卢到沃克思霍尔，那很简单。但从来没有人请我们去表演这样一个微末小技。只是当朋友要去远一点的地方，要离开一段长一点的时间时，我们才会在火车站出现。朋友越亲密，去的地方越远，可能分开的时间越长，我们就会越早出现，也就越会可悲地遭到失败。我们失败的程度，恰恰跟场面的严肃以及我们感情的深度成正比。在屋子里，或者甚至在门口台阶上，我们可以告别得很得体。我们可以在面容上表露出真心的难过来，也不会无话可说。彼此既不感到别扭，也不感到拘束。那条亲密的线还没有绷断。这种告别是理想的。那么，为什么不让它就到此为止呢？通常，要走的朋友总是恳求我们第二天不必劳神去火车站了。通常我们都对这种恳求充耳不闻，因为知道这种话不是出自真心。要离开的朋友会认为我们很古怪，如果我们把他们的话当真。而且，他们真心希望再见见我们。而这种愿望得到了热诚的回报。我们按时到场。然后哩，瞧，出现了多大的鸿沟！我们徒劳地从两边伸出手来，却完全够不着。我们一无可说，互相注视着，就像哑口无言的动物呆呆地望着人一样。我们谈起话来——可这是什么样的谈话呀！我们知道这些朋友就是前一天晚上才离开的朋友，他们也知道我们没有变。然而，从外表看来，什么都不同了。场面如此紧张，我们只期望路警早一点吹哨，好让火车开行，结束这一场滑稽戏。

在上星期一个寒冷阴暗的早晨，我按时到了尤斯敦车站，给一位动身去美国的老朋友送行。

前一天晚上，我们为他饯了行。在宴会上，悲喜之情水乳交融。很可能要好几年他才会回来，我们当中有的人也许再见不到他了。我们既看到这未来的阴影，又为过去称庆。我们为结识了这位朋友感到欣慰，正如为见不到他而难过。这两种感情都表达出来了。这是一次完满的告别。

而现在，我们在月台上相见了，拘束尴尬。在火车车窗里出现的是那位朋友的面孔、然而那却是一张陌生人的面孔，一张急于讨好，有所恳求，很不自然的陌生人的面孔。

“东西都齐了吗？”我们当中一个人为了打破沉寂问道。 ．

“是的，齐了，”我们的朋友愉快地点点头说。“齐了”，他又呆里呆气地着重重复了一遍。

“你能在火车上吃中饭，”我说。尽管这个预言已经作过不止一次了。

“啊，是的，”他蛮有把握地说。他还说火车将直达利物浦。

这却有点使我们感到奇怪。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它不在克雷威停吗？”我们当中有个人问道。“不，”我们的朋友简短地回答说，似乎有点不快。

有许久谁也没有说话。我们当中又有一个人点了点头，带着一副勉强做出来的笑容，对车上的人说：“噢。”这点头，这微笑和这个没有意义的单音节词，受到了认真的对待。我们当中另一个人发出一阵咳嗽，打破了又一次的沉寂。这咳嗽明显的是做出来的。但它也算消磨了一点时间。月台上依然还是一片繁忙。火车还没有开出的迹象。我们从自身以及那位朋友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为时尚早。

我随意张望的目光，一下停留在一个相当魁梧的中年人身上。他正热切地从月台上跟一位在我们隔壁的第二个窗口里的年轻女士交谈。他那漂亮的侧影，我模糊地觉得有点熟。那位女士显然是一个美国人，而他显然是一个英国人；要不然，我就会从他那给人印象深刻的神态里揣想到他是她的父亲了。我要能听到他在说些什么就好了。可以肯定他是在给她以金玉良言。他的目光中那种脉脉的柔情是很动人的。在他向她滔滔不绝地作最后的叮咛时，他似乎很有魅力。甚至从我站的地方，我也能感到这种魅力，而这种魅力，像他的侧影一样，我模糊地觉得有点熟。我曾在哪里感受过呢？

一下子我想起来了。这个人是休贝特·勒·罗斯。但从我上次见到他以来，他变化多大呀，那是在七八年前，在斯特兰德大街上。他那时（像平常那样地）失了业，曾向我借了半个克朗。能够借点什么给他，在我似乎是件很荣幸的事。他总是很有魅力，可是为什么他的魅力从未使他在伦敦的舞台上获得成功，这对我一直是个谜。他是一个出色的演员，而且是一个举止庄重的人。但是像很多他这类的人一样，休贝特·勒·罗斯（我当然不会说出人们所知的他的真名来），流落到外地去了。而我则和别的人一样，不再记得他了。

在这么些年之后，在这休斯敦的月台上，见到他这样阔绰壮实，很有点觉得奇怪。他不仅是身体发福，而且衣冠楚楚，使人很难认出来。那时，一件赝品的狐皮袍子，就像那胡子巴碴的尖下巴一样，成了他身上不可分的一部分。而今，他的装束却是十分精致，又色调素雅，考究适度。它本身具有吸引力，而不是炫耀气派。他看上去像是一个银行家。谁得他来送行，都会感到自豪的。

“请靠后站。”火车就要开了，我跟那位朋友挥手告别。勒·罗斯并不往后站。他伫立在那里，双手紧握着那位年轻的美国人的手。“先生，请往后站。”他听从了，但很快又冲上前去，小声地说几句最后的告别话。我觉得此时他眼里正噙着泪水。最后，在他眼望着火车开出视线之外转过身来的时候，他的眼里无疑已经是热泪盈盈了。然而他似乎很高兴见到我。他问我这些年躲到哪里去了。同时，还给我那半个克朗，就像是昨天借的似的。他用手臂挽着我，让我和他一起缓步月台，说他很高兴每星期六读我的戏剧评论。

我也对他说，人们由于见不到他在舞台上出现，非常惦念他。“啊，是的，”他说，“我现在再也不上舞台表演了。”他着重说了“舞台”这个词。于是我问他，他在哪里表演。“就在台上。”他回答说。

“你的意思是说，”我说，“你是在音乐会上朗诵是吗？”

他笑了笑，用手杖点了点地，小声地说：“这就是我说的台。”难道是他神秘的走运使他失去常态了么？他看上去倒是神智清楚的。我请他说得明白点。

“我想，”他先递给我一支烟，又给我点上，然后回答说，“你刚才是在给一个朋友送行，是吗？”我说是的。他又问我，我以为他刚才在做什么。我说，我看见他和我做的是一样的事。“不，”他声音低沉地说，“那位女士不是我的朋友，我今天早上，不到半小时之前，才跟她头一次见面，地点就在这里。”说着他再一次用手杖点了点月台。

我承认我有点莫名其妙。他笑了笑说：“你或许听说过‘英美社交所’这个组织吧？”我没有听说过。他对我解释说，每年途经英国的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中，有好几百人没有英国朋友。过去他们常常带了亲友的介绍信来。但英国人很不好客，这些信抵不上信纸的价值。“因此，”勒·罗斯说，“‘英美社交所’就来满足一种长期存在的需要。美国人很爱交际，他们大多又有的是钱。‘英美社交所’就向他们提供英国朋友。收入百分之五十归这些‘朋友’，其余的百分之五十归社交所。可惜我不是一个经理。如果我是，那我就大发其财了。我不过是一名雇员，但就是我也很不坏。我就是一个专门送行的人。”

我再次请求他把话说清楚。“很多美国人，”他说，“出不起那么多钱在英国交朋友，但他们全都出得起钱请人送行。一个单独的旅游者的送行费，只不过5英镑（25美元）。二人或二人以上，8英镑（40美元）。他们把钱送到‘所’里，说明动身的日期，以及送行的人如何在月台上辨认他们。这样，这样吧，就有人来给他们送行了。”

“这值得吗？”我惊叹道。

“当然值得喽。”勒·罗斯说，“这使他们不至于产生孤独之感，能赢得月台上值勤人员的尊敬，可以免遭同路人——那些将跟他一同乘船渡海的人——的白眼，也使他们一路之上有了一定地位。而且这本身就有一种很大的乐趣。你见到了我给那位女士送行，你不认为我干得很好么？”

“很漂亮，”我承认，“我真佩服你，而我——”

“是的，我想象得出，你那会儿，你动动头，挪挪脚，浑身不自然，呆呆地望着你的朋友，搜索枯肠找话说。我知道，过去在没有研究这门学问并且以此为业深入探索之前，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我不能说我现在已经炉火纯青了。一到月台上我仍然有点发憷。火车站在所有的场合中，是最难做戏的地方。这一点你自己已经体会到了。”

“不过，”我有点愤慨地说，“我可不是在做戏，我是真心诚意的。”

“老兄，我也是这样的。”勒·罗斯说，“做戏也不能没有感情。那个法国人，叫什么来着——对啦，狄德罗，他倒说可以，但这方面他知道什么呢？当火车开动的时候，你没有见到我眼里的泪水吗？这可不是硬挤出来的。我告诉你，我真的动了感情，我敢说，你也是这样的。但是你勾不出一滴眼泪来证明这一点。你不会表达你的感情。换句话说，你不会演戏。”他又和颜悦色地说：“无论如何，不会在火车站演戏。”

“教教我吧，”我大声说。

他若有所思地望着我。“行啊，”最后他说，“送行的季节实际上已经过去了。是的，我可以给你上上课。眼下我已经有了许多学生，但是——”他说，翻开一个装潢华美的笔记本来看。“我可以每星期二、五给你一个钟头的时间。”

我承认，要求的条件是相当高的。但我是不会吝惜这项投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