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针锋相对，气氛不免尖锐。袁大少立即举起酒杯：“说来说去，都是中国太穷太弱。日俄战争后，日本不也继承了俄国在东北的利益吗？要想不受列强欺负，就得富强。个人也是这个道理。我看各位，还是多多发财吧。”

那时北京的风潮，已从挽留北大校长蔡元培，发展到要求罢免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而府院之争的裂缝则继续扩展：三人均未请辞，大总统徐世昌突然下令批准他们的辞呈，而段祺瑞则在报上怒斥此举为“命令造谣”。没过几天，政府又发布通告，慰勉三人公忠体国奉职勤恳。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也就在所难免。甚至上海的风尘女子，都组成“青楼救国团”上街散发传单，声称“我们花界，斯也卑贱，爱国则一”。

6月3日，道县二署贴出国府的明电通令，要求全力维持秩序，组织罢课的学生一律逮捕。还好，信阳的局面比较平静。靳云鹗派兵连哄带吓，就将他们全部赶回校园。

全国各地的实力派全都反对“三罢”，尤其是罢工。这种万马齐喑的局面，突然就让一个遥远而又普通的将军、第三师师长吴佩孚，在李玉亭眼中顶天立地。

当时吴佩孚尚与护法军对峙于湘南。他率先通电全国，强烈反对拘捕学生，要求惩办曹章陆。声称愿尽军人职责，抵御外侮。他并非随便发表一通言论作为姿态，然后就沦为沉默的大多数。那些日子里，报上无一日不见吴的慷慨激昂。那些文章令豫南四子叹服不已。说到底，此公虽是阵前中将，但终究有秀才的底子。当初十年寒窗，专门练习过策论史论，如今正好派上用场。字句老辣力透纸背，所谓杀人不见血。

标新立异二月花。那段时间，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无人不知“爱国将军”吴佩孚。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也丝毫不吝惜赞美之词，说吴“赤诚爱国，大义昭然”，有“为国御侮之决心”。《字林西报》深受吴佩孚鼓舞，声称“中国之治，为期或已不远”。

李玉亭不禁回想起辛亥故事。那时报上经常有黎元洪的署名文章，后来知道出自饶汉祥。它们虽然更加华美，但力度风骨不及。吴佩孚终究是从散兵线杀上拜将台的，通电又是自出机杼，并非倩人捉刀。论起文章，小长辈儿自视甚高，连刘景向都有点看不上，此次却也由衷赞叹。那些日子里，这个并未谋面的人物，极大地丰富了电灯映照下的信阳夜生活。

毫无疑问，此时的李玉亭已非辛亥年间的李玉亭。学生运动他并不陌生，东汉发生过，南宋也发生过，都是太学生。明末东林党的活动，也以书院为依托。对李玉亭影响最大的，当然是公车上书，参加者都是进京赴试的举子。再往跟前说，十年前李世登他们围堵张书绅，性质又有何区别？可尽管如此，李玉亭这回对学生的支持有个渐变过程。尽管吴佩孚的精彩通电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但他并未轻信。一同打动他的，还有那之后遍地开花的数百种白话文报刊。《新青年》与《学潮》全都攻击家族制度，傅斯年直言家族制度是万恶之源，因为所有的善都出自天然的个性，而家族制度又是个性的天敌。这一点李玉亭感同身受。童年的回忆就像已经长在肉中的刺，任谁也无法一笔抹去。可是转念再一想，如今他来掌舵，延福堂李家不也挺好嘛。可见此事不能一概而论。菜刀也能砍死人，但该负责的是行凶者，而非凶器本身。

置身庐山不行，坐井观天也不行。道尹的公子陶希圣，正就读于北大，是实际参与者。一个多月后，他放假回信阳省亲，李玉亭决定亲自会会他，让刘景向安排饭局。自然，刘景向召集，李玉亭付账。刘景向笑道：“钱鬼子，连道尹的公子都开始巴结了吗？”李玉亭点点他叹道：“邃真兄口下积德！我是那样的人吗？我请他吃饭，是想了解学生们的真实想法，以及事情的来龙去脉，免得以讹传讹。”刘景向道：“我在北京有旧，你难道忘了？所有的内幕都在我囊中。”李玉亭道：“真的？那你赶紧说说呀。”刘景向笑道：“那可不行。我的喉舌也需酒水滋润。酒席上再说吧，我看看菜好吃不好吃，酒好喝不好喝。”

李玉亭请陶希圣召集所有认识的信阳学子，到大旅社吃了顿饭，既是接风，也是庆功，同时更是观察。为排除干扰，使谈话尽兴，特意没请道尹大人。

陶希圣的表情不乏羞怯，甚至有点惶惑，老半天后才回归正常。他说当时并无老师参加，也没见新文化运动诸位主将的踪影。学生完全是自发行为。火烧赵家楼时，看到厚厚的精装法律书置身火海，学习政法专业的他颇为心痛，一度想去抢救。

刘景向微微笑道：“多数学生当然都不清楚详情。我有同事在八校学生联合会，他写信告诉我，5月1日前后，美国外交官便告诉清华学生，中国对日外交失败。社会民众如果有所表示，美国或许能够帮忙。于是清华的学生翻墙出去转告法政学堂的学生，再转到北大，这才发动起来。起初他们想到东交民巷的美国使馆呼吁，但被美国人挡住，因使馆区不得擅入，建议他们找中国的外交当局。外交当局是谁学生们哪里知道，临时从外国人口中获得曹汝霖的名字，可又不知道曹家的位置，找到第一家后已经贴上标语，却发现不是。三转两转，这才找到。此事傅斯年同学领头，他弟弟会武术，打断了曹家门前的栅栏。”

陶希圣微微张嘴，惊问道：“真的？”李玉亭也插口道：“哪个傅斯年，就是办《学潮》攻击家族制度的那一位？”

刘景向冲李玉亭点点头，然后又盯着陶希圣道：“事情一出，各方都想利用。当时有人支援你们，给你们送吃的，这你总知道吧？”

“我吃过他们送来的芝麻烧饼。”

“那是大总统徐世昌派人送的，这你恐怕更不知道了吧。”

闻听此言，最吃惊的不是陶希圣，而是李玉亭。他怎么也想不到，当年自己的手段，会被堂堂的大总统抄袭。

5

转过年来，靳云鹗升任第八混成旅少将旅长。司令部本在郑县，但他还是更喜欢信阳，确切地说是更喜欢鸡公山，故而长期盘桓于斯。那时不比前清，山上已经成立租地局，向外招租河南森林地。邮局和电报局也成常设机构，若有紧急军务，靳云鹗可以遥控指挥。

鸡公山吸引住的其实并非靳云鹗的腿，而是他的肺。山上的空气委实清新澄澈，尤其适合肺病患者。这个山东大汉全身上下都很刚强，唯独一处有漏洞，那就是肺。这是他的阿喀琉斯之踵。他的肺因何不好？这您问不得别人，恐怕只能去问鸦片。

那时李家在山上已无房产，靳司令享受不到李玉亭的方便，但有李立生的门路可走：很多教士建有别墅，但未必上山长驻，房屋多有空置。类似如今的地产市场。那空下来的某栋别墅，随即成为旅座的临时司令部。鸡公山离李家寨不远，寨子的海拔虽然不如鸡公山，但毕竟在半山腰中，还是比山下凉快。有时李玉亭也要做做东道，将靳司令邀请过来，连同胡泰运，凑桌打麻将。

李玉亭比靳云鹗大，但却对他口称二哥，靳也慨然笑纳。李玉亭如此高攀，既是有心，也是无意：有心是因为靳云鹗行二，他的山东老乡武松也行二，称他二哥至少不犯忌讳；说是无意，因为那是在酒后的牌桌上，大家都已喝高。李玉亭手气极好，清一色很快做成；靳云鹗点第一炮时，他没有和；再点一炮，他终于忍耐不住，立即推倒：“二哥，我已经放过你一马，这回可别怪我！”

靳云鹗在牌场向来作风硬朗。他哈哈一笑，看看确实如此，随即推倒自己的牌：“你咋不再等等？兴许能自摸呢。你瞧我冤不冤？这样的牌都上不来！”

“我还敢等！再等，二哥你不就自揭了嘛。”

那天的牌友除了李玉亭和靳云鹗，还有新任道尹杨承泽与袁大少，地点是城北的妓院。因在家打牌已不时尚，牌桌摆在妓院才有面子。闻听李玉亭一口一个二哥，杨承泽与袁大少都不免意外。如此亲昵，他们两个官员都未曾有过，何况区区钱鬼子？果然，靳云鹗冷不丁地侧身盯住李玉亭的眼睛：“李先生，你一口一个二哥，能不能借我一万块钱备办军粮？一个月后归还。”靳云鹗的两撇眉毛本来就不一般齐，右边的偏高。此时再看，两边的落差更大，里面全是风险。

借贷是和盛钱店的本行。真要做生意，哪还需要他们俩在牌桌上说，直接派军需到柜上办理即可。李玉亭本来也不具体过问钱店的经营。靳云鹗的意思无非是要无息贷款，而且没有抵押，这个风险说多大就有多大。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李纯还当过豫南剿匪总司令呢，如今安在？这信阳戒严司令，随时就能拍屁股走人的。

“没问题！只要二哥您一句话。不过呢，就此拿钱坏了钱店章程，我直接给你备办五万斤军粮如何？你明天不是要上鸡公山吗？走前你安排军需，后天过来接洽。一团人马半月军粮，五万斤应该足够。”

“军中无戏言？”

“兄弟无戏言！”

李玉亭觉得自己想了很久。但几年后，他们从樊钟秀军中保出杨承泽时，杨承泽说他当时答应得非常痛快，完全是不假思索。靳云鹗是山东人，士兵也以直隶为主。他所说的军粮是小麦。若要大米，次日就能办齐，小李家有粮库。但信阳毕竟在淮河流域，种小麦的少，得费点工夫。

这趟差事办得两面光滑。不到一月，军需过来还了欠款，李玉亭悬着的心这才放下。从那以后，双方的经济往来日多，靳军军需全部交由李玉亭办理。钱店肯定要赚钱，但赚得公道，粮价总略低于市价。等靳云鹗的胞兄靳云鹏出任国务总理，夏先生不禁对东家连连微笑颔首。

6

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手下的赵福汇旅要进驻信阳，李玉亭闻听莫名其妙。信阳地处淮河流域，跟长江浑身不搭界呀，这是何故？靳云鹗不看李玉亭，一把抓起上家打的牌，同时推出一张：“夹子！段总理主战，吴子玉偏偏主和，整天通电要求从衡阳北撤。段总理把妻舅的兵调到信阳，你说想干什么？”

靳云鹗也不欢迎赵福汇。统共只有一座城，过去他独宿，因袁大少的主力都在东边几个县，现在只怕要拼居。第八混成旅下辖两个团，一个团展开于郑县许昌沿线，另一团驻在信阳。本来全部驻在城内，如今要挪出去一个营。腾出来的地方，安置赵福汇的司令部与炮营。至于赵旅的另外四个步兵营，只能委屈一二，在城南的三里店以及双林寺一带栖身。

将军莅临，必须迎接。在车站迎接赵旅长时，李玉亭竟然从人群中发现了一张熟脸。起初他完全不敢相信，飞快地眨眨眼再看，依旧无法确认。他悄悄过去，一把抓住那人的胳膊：“世登！真是你吗？你从哪儿来的？”

李玉亭的声音微微发抖。李世登不再摘下眼镜，只抬手将之扶了扶：“八叔，肯定是我呀。你想不到吧？走走走，咱们回家再说！”

原来当年李世登虽被锁拿进了开封，但却侥幸捡得一条命，行刑时未中要害。后来同道前去收尸，发现他一息尚存，不敢惊动家人，悄悄送到郑县医治疗伤。这么多年过去，袁大总统已入黄土，他也再度现身家乡。

这样的喜事，肯定先由着大李家庆贺。他们请人玩了一场旱船，李玉亭也吩咐放炮舞狮。思量着他跟家人已经稀罕过，这才将他请来坐席。酒后深谈，原来这几年他一直在南方活动，还是老本行，革命。

李玉亭闻听多少有些后怕：“你已老大不小，该成家立业，怎么还像孩子似的，整日闹革命？”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推翻皇帝，还有军阀。不把他们打倒，国家还是没有希望。只能革命，革命！”

“革命革命，辛亥年间的信阳，去年的湖南，你知道遭过多少难吗？”去年李玉亭曾经读过一本小册子《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作者梁漱溟是刘景向的京师故交。他在湖南亲见北兵残暴肆虐，糜烂地方，义愤填膺但又无可奈何，便写下这篇文章自费印行，号召成立国民息兵会，制止战争。内中的暴行，几乎都是张敬尧所部的杰作，就是当年驻扎五里店的那个小团长。

“八叔，正因为他们残暴，我们才要革命啊。这个账，你只能记在军阀身上，怎么能归因于革命呢？”

人说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可那年月南方各自为政，北方府院争雄，何止二主呢。从李立生的角度观察，许多省份不仅独立征税发钞，甚至自办军队自主外交，个个都像欧洲封建制度下的半独立公国，因而他们依然不看好孙中山。可回头再说北京政府，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走马灯地换。要说他们是真龙天子，那的确也不像。

“谁坐朝，咱都是老百姓。辫子也剪了，清朝也亡了，见官也不跪了，你还闹啥革命呢？你看看你爷爷奶奶，临到死，长孙都没在跟前送终！还有你爸，头发都白成啥样了。”

“八叔，这话可不像我心目中的您。您怎么变得这么落后保守？你真是老了。”

“落后保守？还轮不到你小子说这话！宣统元年你们围堵张书绅，谁暗中提供的膳食？你八叔我！消息名义上是周家训散布的，可谁点拨的周家训？你八叔我！信阳是谁第一个给武昌捐款的？还是你八叔我！”

“行了八叔，我说错了还不行？我就知道，您观念新，脑子活，思想先进。咱们李家，我就是亲您！可是您看看您现在，鸦片抽得比我爷爷都厉害，成个啥样？”

“要不是你们闹革命，引来北兵，打伤我的胳膊，我何至于抽鸦片呢。”

那天李世登没有回家，在小李家住了一夜。他带有一摞书籍材料，其中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印有一篇《告军人》，敦促士兵们睁开双眼看清形势。还有一本书，名叫《苦军人》。最有意思的是《一个兵的说话》，以吴佩孚的第三师下属十二团之正兵李得胜的口吻，鼓励士兵起来反抗官长，勿做炮灰。说是士兵拼命长官升官，士兵欠饷长官发财。换句古诗，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李玉亭很是吃惊：“这不是鼓吹兵变吗？从古到今，这可都是杀头的大罪！”

“就得让他们积极兵变呀，减轻革命压力。再说他们这样稀里糊涂地送死，究竟是给谁卖命，难道不该想想清楚？”

李世登回来时，正好赶上春节。等过完年，还没出正月，他便再度神秘失踪。临走之前，他没跟家人打招呼，也没向李玉亭辞行。

7

四月的李家寨惠风和畅。靳二哥乘滑竿从鸡公山过来，由胡泰运和李玉亭陪同竹戏。靳旅长的习惯是挑灯夜战麻将鸦片，中午起床下午办公。从前警备队的什长邓东藩，此时已经就任巡缉营排长。那天下午，他突然派人赶来，告诉李玉亭一个惊人的消息：城内吴光新的人马不稳，要发动兵变。可能还与靳旅长的部队有点瓜葛。他已经警示过夏先生，特来知会一声，请他早做准备。

那种情势下的兵变，可谓家常便饭。在此之前，陆军部档案记载的兵变，已过三十起。小规模的兵变更是不计其数。年前袁大少驻扎在明港的淮盐缉私营就闹过一回。乱兵劫掠一通，逃到息县才被击溃。明港毕竟是明港，离信阳还有几十里地。这回可不同，是在信阳城内，那里有李家的生意。千钧一发，不能耽搁，必须马上禀报二哥。

那天的客人除了靳云鹗，还有省城督军署的科员方绍云。督军赵倜派他南下，名为探病，实为敦促靳云鹗北移，防止皖系威胁省城。赵福汇这不是已经进驻信阳了嘛。

靳云鹗闻听眉毛一扬，盯住使者两秒钟方才恢复常态，问道：“你们可曾禀报官府，知会洋人？”使者老老实实地说：“排长没有交代，我说不好。”靳云鹗道：“那你赶紧回去，通知教会提防。要是洋人出了差错，就得引起外交纠纷。赏他十块钱，叫他赶紧走。”

副官黄殿臣示意使者跟他出去。使者敬礼谢赏，边走边擦汗。他跟在黄殿臣后面，就像是皇帝的听差。因黄殿臣生得人高马大，体格健壮，面色红润，活力四射。虽然为人处世并不张牙舞爪，但依旧有咄咄逼人的气势，故而雅号“帝国主义”。那年月，身材高大健壮的的确不多。靳云鹗起初选他当传令兵和卫士，原因正在于此。他干得不赖，如今已晋升为少校副官。

李玉亭很是着急，差点没有跳脚。二哥的镇静虽将他局部感染，但焦虑依然未去：“二哥大将风度，处变不惊，可信阳城内终究有数万百姓的身家性命，要赶紧处置呀。”靳云鹗道：“八哥暂且宽心，着急也没用。我的部队应该不会有问题。我平素并不亏待弟兄们，他们怎么会牵扯进来？”

正迟疑间，外面又跑进来一人，是第八混成旅的排长。他证实了吴军即将兵变的消息。怎么回事呢？都是军饷闹的。

在此之前，靳云鹗的第八混成旅也好，赵福汇的暂编第三旅也罢，全都八个月没见着银钱。当时的薪饷标准，师长每月八百元，自师长以下，旅四团三营二连半百，排长二十四元，司务长二十元。副兵四块八，正兵再多四毛。连长以上还有数目不等的办公费。但这些理论数据经常悬于空中，就是够不着。

连年征战，大肆扩军，不事生产，哪来的钱呢？辛亥改元后并未加税，从1915年开始，百姓负担日益沉重，都以附加税的名义征收。这一点李玉亭体会深切。和盛炉房开张之初，核定税负每年仅需五两银子。现在可好，五百块能打住就算烧高香。炉房钱店生意好，这点税负不算啥，但问题是无论生意如何，城内商家全部按照这个标准在增加。

这次兵变，的确与第八混成旅有染。双方士兵代表曾在关帝庙歃血为盟，约定共同发动。可巧，兵变前夕，靳云鹗向督军赵倜商借五万应急，而赵倜又要倚重靳云鹗的一旅人马，因此答应得很痛快。这点钱虽不足以偿清欠饷，但终究可解燃眉之急，第八混成旅的士兵们随即悬崖勒马。赵旅那边闻听大为光火，决定提前发动以保成功。靳云鹗虽然抽烟打牌，但带兵还是有一套，临敌作战也总是身先士卒，在军中威信甚高。那些参与密谋的士兵于心不忍，随即前来坦白领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