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国肇基远古，那时的古庸人对生命充满好奇，对春蚕充满崇敬，渐渐地，他们不能满足于祖先在云贵高原元谋、巫山一带的原始采集生活，于是，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一路探寻，来到被后人称作云贵高原与湖广盆地交界之地澧水河滨定居下来。他们筚路蓝缕，沿着溪岸河堤搭起亮脚悬棚（吊脚楼的雏形）并且广植桑林，养蚕制丝，学会了织丝制衣，以丝蔽身，以丝御寒的本领。他们还仿蛛结网，仿虎狩猎，仿鸟饲雏，仿燕筑巢，仿鸦造字，在雄伟的崇山下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人类文明的一线曙光从这里冉冉升起。

　　随着农耕文化的不断进步和桑蚕技术的不断成熟，崇山脚下的庸国成为称霸一方的帝国。他们当中一些人或者不满足眼前生活，或者由于人口骤增带来新的生存危机，不得不离开故土，四面探寻，开拓更广阔的生存空间。首先是向着南方温暖的东南方向大踏步推进，在到达海边只能望洋兴叹时，庸国人的东南疆域已无法拓展。一批精英只好改投西、北方向，向后人称为巴蜀和中原的相对易行和温暖的地域迈进。留守故土的庸国女人们凭着勤劳和智慧在家乡播谷植桑，在屋角设案养蚕，在吊脚楼绣织望归。这里产生了中华最慈祥的母亲“慈姑”，出现了中华文明史上最聪慧的姑娘“嫘祖”。

　　古庸国开始的时候根本无法管理，他的疆土，比早期的秦国还有周宗姬封侯国、巴国等国家都要大很多，与当时南方崛起的楚国的疆土不相上下，古庸国是一个横跨长江至汗水的一个疆土辽阔、资源富饶的国家。过去的人们对庸国不怎么了解，都不清楚其实庸国是楚国的附属国。实际上，庸国包裹麇、儵、鱼、夔等很多附属的小国，东部还有麇属地，南部还包括像今天重庆的东北地区，包括万州、开县、梁平以北的各个县。西部地区包括现在的陕西汉中大部分地区。北部就是今天湖北的郧西县、陕西旬阳县以及商洛等地。庸国是在春秋时期很少有的辽阔疆土的大国。

　　疆域广大的庸国并非是徒有其表，其国力也非常强大，地位、声望都很高。

　　作为群蛮之首的庸国，在商朝时期，麾下就聚集着湖南北部、湖北西南部的“百濮”。可见，当时的庸国，政治、军事实力、威望绝对是非同凡响。在春秋时期，它称雄于楚、巴、秦之间，曾打败楚国几次入侵，并给楚国造成过迁都的威胁。最后的庸楚之战，虽然败下阵来，但楚如果单靠自己的军力，不联合巴、秦诸侯国，想灭掉庸国，也称得上骄傲妄为了。

　　庸国在那个时期，不仅是国家的力量很强大，而且其地位也是非常之高的。《礼记•王制》载：“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仪礼》说：“同姓大国则曰伯父，其异姓则曰伯舅。同姓小邦则曰叔父，其异姓小邦则曰叔舅。”庸国的国王世世代代为侯伯，其他的诸侯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周王朝的时候分封制度是非常的严格的，非伯者则不能称之为诸侯，因此楚子威逼迫周王室给他封号。“欲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庸就是伯，充分证明当时庸国的强盛，也说明那时候庸国有这很高的地位。

　　从史料来看，庸人还是当时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夏商时期，庸国的科学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这一点，从“庸人”二字的变化上，就可以得出。古庸国人掌握着先进的青铜技术，国内又盛产金属，是铸钟大国，因此又被称为“镛人”，夏商时期许多鼎器都是庸人的杰作；同时，庸人又因善于筑城建房而被称为“墉人”，周朝统治者就曾请庸人在洛邑建造都城，竹山县古庸方城遗址的城墙历经3000余年风雨侵蚀，仍然屹立不倒，这些足以证明庸人的建筑艺术确实高超，庸人的生活水平有相当的水准，庸人的军事实力也相当强大，《古代战事考》说“惟庸人善战，秦楚不敌也”。

　　一些学者认为，当时的庸国文学、艺术水平也领一时之风骚，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主要采集者，被尊为中华诗祖的伊吉甫，晚年就居住在上庸境内的房陵，并葬于青峰山。诗经中的很多内容如《鄘风》、《周南》、《召南》都产生在这里，因而当时周边的部落方国都注重向庸国学习，以能够“附庸”为时尚，“附庸风雅”一词由此产生。中华第一奇书《山海经》也有学者认为它是上庸国的史书。此外，我国的第一部天文历法《容成历》也诞生在这里（《尚书大传》说“容成作历”，而“容成氏”就是“庸城氏”）。史书中记载“茶风源于巴山楚水间”，庸人是最早饮茶的先民；庸人还追求生活的艺术，注重娱乐，历史典籍还告诉我们，庸人是围棋的发明者，堵河流域的上庸是尧统治时期尧长子丹朱的封地，丹朱在此发明了棋类博弈游戏，史称“尧时庸人善弈，性狂放狡黠”。

　　从上面我们可以发现，盛极一时的泱泱庸国，可以说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国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