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昱的奏折据说与两广总督张树声有关。张树声（1824—1884），安徽合肥人，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在家乡办团练，后投入李鸿章的淮军，屡立军功，光绪五年（1879年）任两广总督，是淮系中坚之一。八年三月，李鸿章因母亲病逝，回籍奔丧，张树声奉调北上接替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自忖声望远不能与李鸿章相比，难堪直隶总督重任，便想援引清流党人以自固。他看中了左副都御史张佩纶，便派自己的儿子先与张佩纶联系，在得到张的首肯后，他上了一道奏折，请派张佩纶到天津帮办北洋军务。不料陈宝琛针对此事上奏参劾，他批评张树声身为疆臣不该奏调京僚，既属越权，又有内外勾结的嫌疑。张佩纶对张树声也很不满意，认为他损害了自己清流党人的名声。而张树声也因此对北清流不满，便转而拉拢南清流来打击北清流。张本来与南清流有些关系，他的坐京（为之通报京中消息者）王仁堪就属于南清流。南北清流在政见和私人关系上素有矛盾，王仁堪受张树声父子之托，找祭酒盛昱商量，请盛昱参劾张佩纶。盛昱认为要打击张佩纶就必须打击其后台李鸿藻，而李鸿藻是军机大臣，要弹劾军机大臣，必须有合适的机会。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

　　光绪十年正月，清军在越南战场上对法军作战失利，前军将领徐延旭和唐炯被革职拿问。三月初八日，盛昱上奏，要求追查有关廷臣的责任。他指出：越南战场失利，由云南巡抚唐炯和广西巡抚徐延旭负责，而这两人两年前不过是道员，因得到张佩纶和李鸿藻的保荐才得以升迁。张佩纶资浅分疏，误采虚声，犹可言也。而李鸿藻内参进退之权，外顾安危之局，义当博访，务极真知，乃以轻信滥保，使越事败坏至此，即非阿好循私，律以失人偾事，何说之辞？恭亲王、宝鋆久值枢廷，更事不少，非无知人之明，与景廉、翁同龢之才识凡下者不同，乃亦俯仰徘徊，坐观成败，其咎实与李鸿藻同科。在奏折中，盛昱对前线的新任命也提出批评，他说，由湖南巡抚潘鼎新接任广西巡抚，由贵州巡抚张凯嵩接任云南巡抚，这两人一则粗庸，一则畏葸，恭亲王和李鸿藻并非不知，但对此不敢明言，有推诿之过。奏折最后要求将军机处和张佩纶均交部严加议处。这道弹章从边疆巡抚到军机大臣一并弹劾，5名军机大臣奕��、李鸿藻、宝鋆、翁同龢、景廉无一幸免。由此可见言臣的厉害。无怪身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张树声等都加意笼络清流党人。

　　盛昱的奏折呈上后，慈禧太后暗自欢喜，她正打算找机会将奕��赶出军机处呢。

　　慈禧和奕��的矛盾由来已久。辛酉政变后，慈禧太后、慈安太后和奕��三人联合掌权。慈安为人宽厚，言语木讷，遇事很少拿主意。慈禧则有强烈的权力欲，而且有手腕，但起初她缺乏政治经验，不能不依靠恭亲王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慈禧太后的政治经验愈益丰富，她不必依靠不太驯顺的恭亲王了，冲突也就不断发生。

　　慈禧与奕��的第一次大冲突发生在同治四年（1865年），慈禧以同治皇帝名义下谕，革去奕��一切职务。这道错字连篇的谕旨是慈禧所拟，照录如下：

　　“谕在廷王大臣等同看：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种种情形等弊。嗣（似）此重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是（事）出有因，究属暧昧知（之）事，难以悬揣。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依）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暗）始（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满口胡说乱道。嗣（似）此情形，以后何以能办国事？若不即（及）早宣示，朕归（亲）政之时，何以能用人行正（政）？嗣（似）此种种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方知朕宽大之恩。恭亲王着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方是朕保全之至意。特谕。”

　　这道谕旨是以蔡寿祺的一道弹章为由头发下的。蔡寿祺任日讲起居注官，容易得到宫中内部消息，他在探知慈禧太后和奕��之间因太监安德海而产生矛盾后，便上奏弹劾奕��。安德海是慈禧太后宠信的一个内监，经常弄权生事，恣意求索。一次，奕��告诫他：“国方艰难，宫中不宜求取。”他很不服气，说：“所取为何？”奕��一时语塞，继而说：“如瓷器杯盘，照例每月供一份，计存者亦不少，何以更索？”安德海说：“以后不取矣。”第二天，慈禧太后进膳时，所用尽是粗劣的瓷器，太后责问安德海，安德海即以恭亲王所言应对。慈禧恼怒，说：“竟约束及我的日常饮食了！”蔡寿祺的弹章是在这个事件之后递上的，慈禧见了之后，召来奕��，说：“有人弹劾你。”奕��追问是何人所为，慈禧告以“蔡寿祺”。奕��失口说：“蔡寿祺非好人！”这种失态的应对，更加激怒慈禧，便下了革职谕旨。

　　表面看，奕��被革职是因为“宫中细故”，实际是因为权力分配。奕��当政后，在中央依靠军机大臣文祥（后为沈桂芬），在地方依靠曾国藩、李鸿章等督抚，平定“内乱”，应付外患，实行新政，使局势稳定下来，并有了些新气象。在这个过程中，奕��虽然没有结党营私，却结成一股足以左右朝政的势力，这股势力被后人称作“洋务派”。以这股势力做后盾，奕��在慈禧太后面前才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甚至“妄自尊大”。慈禧对此当然不能容忍。

　　蔡寿祺对于慈禧太后和奕��间矛盾的由来是比较清楚的，所以在弹劾奕��之前，先上一道“请振纪纲以尊朝廷”的奏折，弹劾封疆大吏曾国藩等人捏报战功，并将他们的过错归咎于奕��的重用汉人，要奕��“虚衷省过，以弭天变，以服人心”。按例，如果奏折内容不实，上奏人将受到申斥，甚至降职，但是这道奏折递上后，慈禧没有表态。蔡寿祺由此推测已得到太后的支持，于是在十天后又上一折，直接攻击奕��，说他贪贿和揽权，要他“归政朝廷，退居藩邸”。这道奏折正是慈禧太后所需要的。

　　处罚奕��的谕旨发下后，举朝震惊。惇亲王奕、醇郡王奕、通政使王丞等纷纷上奏为奕��求情，说他“素为中外所仰重，又为夷人所信服”，请太后不要“轻弃亲贤”。慈禧见舆情难违，只好改变主意，只革去奕��的议政王，仍留任军机处和总理衙门。

　　朝中的动向一向为外省督抚所关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地方实力派对奕��很有好感，听到奕��又复职的消息后，他们颇感欣慰。李鸿章致信曾国藩说：“恭邸近事，轩然大波，悠忽转幻。朝廷听谗可畏，从谏亦可喜也。”

　　经此事变之后，奕��变得谨慎多了，但他没有完全屈服。四年以后，他终于借山东巡抚丁宝桢之手杀掉了安德海，报了一箭之仇。同治八年秋天，安德海奉慈禧太后之命出京，顺运河南下，为宫中置办龙衣锦缎。他行至山东泰安，被丁宝桢派人捕获，押解济南审问。依照清朝祖制，“宦官级不过四品，非奉差遣，不许擅出皇城”，违者处死。耿介强悍的丁宝桢早知安德海是慈禧太后的宠宦，但他还是依据祖制，处死了安德海，然后向朝廷上奏，只说拿获安德海，请示处置办法。奕��得到奏报，他先晋见慈安太后，极力主张将违制的安德海就地正法，取得慈安太后同意后，立即拟旨，发下山东。待慈禧得知，已经无可奈何，只能表示赞同，但却因此得了一场大病，“肝气上逆，喉痛面肿”，卧床二十多日。

　　慈禧病愈之后，心情仍然不好，再加上每天看着紫禁城中红墙黄瓦青砖地，更平添几分郁闷，这使她愈发怀念美丽的圆明园。安德海未伏诛时，曾多次怂恿她重修圆明园，她也有此愿望，但是她知道刚经战乱，财政困难，不便亲自开口提重修之事，思虑再三，要安德海找人上奏，试探朝中反应。安德海授意御史德泰奏请重修圆明园，用按户亩收捐的办法来解决经费问题。这项建议遭到奕��等人强烈反对，他们指斥德泰的建议将招致“民怨沸腾”，“动摇邦本”。慈禧见状，也只好表态，谕令将德泰革职，“以为莠言乱政者戒”。修复之事就搁下了。但慈禧仍在暗中筹划。安德海死了，慈禧无法再通过他活动了，便将修园的愿望告诉给同治皇帝。同治生性喜欢嬉戏游冶，自然同意。同治十二年，同治亲政后，即谕令重修圆明园，以“娱两宫皇太后之圣心”。谕令一下，早有准备的有关方面立即行动起来，慈禧太后也格外忙碌，多次找内务府人员，具体指示修复式样等事。奕��对修复一事仍持反对态度，然而看到上奏反对者不是遭到同治皇帝的严斥就是被革职，只好缄默。

　　重修圆明园的计划遭到广泛反对。御史沈淮、游百川，帝师李鸿藻等，都谏请缓修或停修。陕甘总督左宗棠、直隶总督李鸿章等都心存不满。左宗棠当时正率军西征，平定新疆之乱，在肃州大捷之后，竟迟迟不向中央报捷，他担心报捷会导致朝廷大兴土木以庆升平。但是同治皇帝没有接到他的捷报之前就已发下重修之旨，他接旨之后，深为诧异，他正为军饷而呼天吁地呢！李鸿章对重修圆明园一事没有公开发表议论，但是他查处了与此事有重大关系的李光昭诈骗案，最终导致停工。

　　李光昭本是个小商贩，捐了个候补知府，在北京经商时，结识了内务府大臣诚明等，他欺骗诚明说他在外省有价值十数万的木材可以报效园工。经内务府奏请，他谋得一个“奉旨采办”的差使。但实际上他没有木材，几经周折，他擅自以“圆明园监督李代大清皇帝”的身份与法国商人博威利订立一项合同，向法商购买价值5万余两的木材，先付定洋10元，等木材用船运到天津后再付款。然而木材运到后，他却付不了款。结果引起外交纠纷。李鸿章调查此案后，向同治皇帝奏报，同治大怒，令将李光昭逮捕审问。李光昭诈骗案的揭露，大长了反对派的气势。奕��、奕等联衔上奏，谏请停工，并婉劝同治皇帝不应“便服微行”（据说同治皇帝有时在内府人员引领下出宫游冶），闹得同治很不高兴，竟甩出一句：“此位让尔，何如？”吓得文祥伏地大哭。而奕��等仍坚请停工。最后同治作出让步，“言园工一事，未能遽止，为承太后欢，故不敢自擅，但允为转奏”。可是过了几天，同治皇帝却发出一道朱谕，命将奕��革去一切差使，降为庶人，交宗人府严行管束。文祥等接旨后，力请收回成命，修改朱谕。次日，同治皇帝又发下一道“加恩”修改的谕旨，将奕��降为郡王，留任军机处。但同时又处分了其他反对重修圆明园的王公、大臣十多人。

　　慈禧太后对反对重修圆明园的王公、大臣们也是非常厌恶的，但是对于同治皇帝处分十几个王公、大臣，却也觉得过头了，更担心因此引起朝局震动，于是和慈安太后一起，亲御弘德殿，要同治皇帝向奕��认错，并垂泪说：“十年以来，无恭邸何以有今日，皇上少未更事，昨谕着即撤销。”随后同治皇帝下谕，撤销前谕，但同时指出“恭亲王召对时，言语失仪，原属罪有应得”，要他“仰体朝廷训诫之意，嗣后益加勤慎，宏济艰难，用副委任”。

　　奕��在与慈禧太后的斗争中，从来不是孤立的，常常得到某些中央大员和地方督抚的援助，有时还有慈安太后的支持，所以也有取胜的时候，但是每一次冲突和斗争之后，无论胜负，奕��的锐气都不同程度地受挫，他真真确确地感受到慈禧太后的厉害，于是尽量顺从她，甚至连改革内政外交的勇气也没有了。他以为这样可以保住自己的地位，岂不知，如此一来，他既未能讨得慈禧太后的欢心，也失去了那些尚有几分进取心的内外大员的支持。事实上，到80年代，奕��不仅失欢于慈禧太后，而且也引起各派不满。倭仁等从顽固派的立场攻击奕��主持的洋务运动是“师事夷人”，而李鸿章等从洋务派的立场攻击他“庸鄙无远识”；主战派对他的主和外交深为不满，而主和派对他有时主战则不以为然。

　　光绪十年三月盛昱所上弹劾军机处的奏折，反映了中央和地方对不思进取的奕��的不满情绪，但盛昱的目的不是要把奕��搞下台，而是要他振作起来，刷新政治。然而慈禧太后另有打算。

　　辛酉政变后，同治皇帝年幼，由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垂帘听政。同治十二年同治帝十八岁开始亲政，两宫太后撤帘归政。两年后同治皇帝病死，两宫太后决定由醇郡王（后为醇亲王）奕之子载湉即位。载湉（光绪皇帝）年仅四岁，所以仍由两宫垂帘听政。光绪七年慈安太后暴死，只有慈禧太后一人听政了，真正是大权独揽。这时慈禧已不把奕��放在眼中，打算让奕接替奕��。奕和奕��是兄弟，奕排行第八，其妻是慈禧太后的妹妹，慈禧和他的关系要比和奕��亲近多了，而且他也更好驾驭。奕也有意掌权。此事已酝酿很久，盛昱的奏折正好提供了一个机会。

　　慈禧接到盛昱的奏折后，留中不发。她先将奕��调开，令他去东陵祭奠慈安太后，然后找奕和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密商，确定行动步骤。当奕��从东陵回京时，革职的谕旨已发下来，军机处大臣奕��、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一律被赶出军机处。同时任命军机处的新班子，由礼亲王世铎领衔。奕未进入军机处，因为他是光绪皇帝的父亲，须避揽权的嫌疑，但有一道谕旨令“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着同醇亲王奕商办”。军机处的大权实际掌握在奕及其亲信孙毓汶手中。

　　盛昱没有想到因为他的一道奏折而使军机处大臣全部被罢免，他随后又上一折，申明他的本意是让军机处振作起来，并指出新入军机的礼亲王世铎不如恭亲王奕��，张之万不如李鸿藻，希望将奕��和李鸿藻留任。这道奏折被慈禧太后撕得粉碎，掷于地上。御史丁振铎也上奏请留任奕��等，奏折被留中不发。奕��曾先后三次被罢职，前两次都有重臣为他说情、抗争，这一次却只有盛昱和丁振铎两个御史，中央大员和地方督抚无一人为他辩护。

　　奕��既然已渐趋保守，其被罢免也就不足为惜，但是继任者奕、世铎等远不如奕��，因此时人评论这次事变是“易中驷以驽产，代芦服以柴胡”。后来的事实表明，在奕��之后，没有哪一个满族亲贵比他更有才干了，这从一个方面预示了清廷走向灭亡的命运。

　　通过甲申易枢，慈禧太后更加牢固地掌握了中央政权，接着又企图通过“书生典戎”来加强中央对地方军权的控制。

　　改组军机处的诏旨是三月十三日发下的，一个月之后，四月十四日又发下一道谕旨，令吴大澂、陈宝琛、张佩纶分别任北洋、南洋、福建海疆会办。四月二十八日又旨令张之洞署理两广总督。如此一来，四名清流干将奔赴抗法前沿担任要职，打破了60年代形成的湘淮两系把持地方军事要职的局面。

　　吴大澂（1835—1902），江苏吴县人，同治朝进士，授编修，后出为陕甘学政。曾上疏请停修圆明园，光绪四年授河北道，七年会办北洋军务。他和张之洞都有些治事经验。张佩纶和陈宝琛则没有实际的治事经验。他们四人都没带过兵打过仗，但他们在中法冲突时都坚决主战，并都议论过边防海防事务，所以同时被派往海疆、陆疆防务前沿。

　　当时在两广任职的是淮系的张树声和湘系的彭玉麟，前者为两广总督，后者为钦差大臣、兵部尚书，两人因派系不同，意见不合，严重影响了抗法战争。此时由非淮非湘的张之洞署理两广总督，便于团结和指挥前军将士。他又是个著名的主战派，所以到任后大大鼓舞了前军将士。他请出闲居在家七十多岁的老将冯子材，又做好各军的协调和后勤保障，为越南战场的胜利做出重大贡献。他也因此名声大震，后调任湖广总督，成为晚清的一位重臣。

　　但是另外三项任命却未能达到目的。吴大澂、张佩纶、陈宝琛都受命会办海疆事务。当时新式海军刚刚练成，有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福建水师和广东水师，分别由北洋大臣、南洋大臣、福建船政大臣和两广总督节制，各自独立，不相统属，而清廷又没有统一管理水师的部门，这就使各支水师成为地方控制的军事力量。为了统一事权，清廷拟设海军衙门，最先提出这项主张的是张佩纶，因此他也最为清廷看重，被派往重要的水师基地福建马尾。在海军衙门成立之前，派出三个会办海疆事务大臣，并给他们专折奏事的权力，这是中央直接控制海军的一项重要举措。同年九月，清廷设立海军衙门，由奕负责，随后又任命李鸿章为会办、曾纪泽为帮办，实际权力为李鸿章所掌握。

　　三个海疆会办任命之初，很受地方欢迎。左宗棠就指出：“沿海各省设防有年，早有准备。近复奉谕旨，命吴大澂会办北洋、陈宝琛会办南洋、张佩纶会办福建，布置更为周密，诸大臣才智均足以当之。”但是这三人既缺乏实际的军事经验，又受到清廷妥协外交路线的制约，都没有什么好表现。张佩纶负责的福建水师遭受法国海军的重创，几乎全军覆没，他也因此获罪，被革职充军。陈宝琛因所保举的云南巡抚唐炯、广西巡抚徐延旭在越南战场失利，在中法战后遭到追究，降五级调用。吴大澂在战后被派往吉林与俄使会勘边界，十年后在中日战争中率湘军在牛庄等地与日军作战惨遭失败。

　　经过光绪十年的“易枢”和“书生典戎”，晚清政坛发生了重大变化：慈禧太后加强了对中央政权的控制，但是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声望却进一步下降了。清流派风流云散，虽然不久又出现了以翁同龢为首的“后清流”，但其影响远不能同前清流相比。左宗棠在这一时期去世，湘系的势力更加衰落，淮系李鸿章的地位更加突出，而迅速崛起的张之洞则常被清廷用来抑制淮系。随后光绪皇帝亲政，出现了帝党和后党两个政治集团。晚清的政坛更趋复杂了。

　　春帆楼的耻辱

　　光绪十年夏天，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时，清军在越南战场正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淮系将领广西巡抚潘鼎新将军队撤至镇南关内，法军已逼近中国边界。张之洞决定请原广西提督冯子材出山。李鸿章对此有异议，他认为冯子材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不能担当重任。他实际上仍想让潘鼎新掌握前线的军权，以便更好地贯彻他的意图。但是张之洞坚持起用冯子材，他在奏请起用冯子材之前，已先致函冯子材，并送去5万两饷银，请冯募勇成军，速赴前敌。冯子材以广西关外军务帮办的身份率军抗法，先后取得镇南关大捷和谅山大捷，使清军在陆路战场上反败为胜。张之洞、冯子材等计划乘胜追击，将法军赶出越南北方。但此时他们接到朝廷谕旨，要前线军队“稳扎稳守”，“不得恃胜轻进”。张之洞接旨后，认定这是李鸿章的主意，便致电质问李鸿章，李鸿章回复说这是英国人赫德的主张。但是没有人相信李鸿章的话，认为这不过是他推脱责任而已。舆论一致指责李鸿章，认为他像南宋破坏岳飞抗金大业的秦桧一样，使抗法战争功败垂成。

　　其实李鸿章的话也并非都是推诿，赫德确实插手了中法和谈。赫德是英国人，咸丰八年任广州领事馆助理，同治二年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对清朝内政外交有重要影响。在中法战争期间，他为了维护英国的在华利益，不断怂恿李鸿章与法国议和。中法战争究竟对英国利益有些什么影响，一位英国外交史家这样分析说：“首先，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对所有外国人都危险的地方。光绪九年在广州、光绪十年在汉口和温州先后发生了骇人的暴动；报告纷至沓来，说芜湖出现了煽动性的揭帖，镇江城内外情况不稳，汕头爆发了反对天主教的骚乱。其次，法国驻华官员正在扬言，到春天要封锁直隶湾，以切断首都的食米供应。巴夏礼认为，这样做并不会使北京、而只会使英国对华北的贸易陷于瘫痪……香港总督写道，那里所有的商人都欢迎英国调停，因为这些战事‘极其有害于巨额的商业利益，而英国在其中又占绝大的份额’。有一个在中国军队服务的英国人夏福礼上校——他曾发明过一种鱼雷——写信给国内的一个朋友说：‘如果同法国的争斗再继续下去，商业将被毁掉，民众会起来造反，先反洋人，再反官吏，采取可怕的行动。上海几乎被毁掉。德国人得到了全部军备定货，因为他们厚颜无耻地向中国官员行贿。”其他国家，俄国、美国等也认为中法战争可能损害它们的利益，也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清政府议和。李鸿章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以夷制夷”的好机会，就在中法战争的后期通过赫德与法国谈判。赫德派税务司英国人金登干代表清政府赴巴黎与法国茹费理内阁秘商，在镇南关大捷前已商订了停战条款。在李鸿章看来，《中法停战条件》的签订是他的“以夷制夷”外交方针的成功。

　　“以夷制夷”是中国历代中央政权统治少数民族的传统政策之一，鸦片战争以来则用来对付东西方列强。所谓“以夷制夷”就是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它作为一种外交策略，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如何运用它，达到怎样的目的和效果。李鸿章非常自诩的“以夷制夷”，有成功的时候，更多的却是失败。

　　在中法战争之前，李鸿章曾在处理“马嘉理事件”时运用“以夷制夷”的方略，争回了某些权益。马嘉理事件发生于光绪元年。当时英国人柏郎率领一支“探险队”从英属缅甸进入中国云南，在曼允与当地人民发生冲突，翻译官马嘉理被打死。英国就此向清政府提出抗议，驻华公使威妥玛并向总理衙门提出赔款、减免英商税收、处罚云南地方官等要求。李鸿章负责与威妥玛会谈，他认为威妥玛的要求太过分了，就一面设法拖延，一面请各国驻华公使出面干涉。光绪二年，他在烟台再次与威妥玛会谈时宣称：鉴于英方提出了减免税收问题，所以谈判要同时讨论修改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签订的《天津条约》，这就需要法、德、俄、美等国公使参加。会谈的范围扩大了，李鸿章频繁与各国公使往来，又是拜访，又是宴请，唯独冷落威妥玛。法、俄等国公使不愿英国在华获得过多利益，便向威妥玛施加压力，威妥玛只好放弃在租界免收厘金、处罚云南地方官等要求。但是中英《烟台条约》仍是一个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它使英国获得了入侵中国西南边疆的某些特权。

　　马嘉理事件十年后，在中法战争期间英国人又充当了中法之间的调停人，致使中法签订《越南条款》（又称《中法会订越南条约》）。这项条约为法国进入中国西南打开了方便之门。

　　有了签订《烟台条约》和《越南条款》的经验，李鸿章更加迷信他的“以夷制夷”了。再过十年，到中日战争时期，当他再袭用这个老谱时，遭到惨败。

　　光绪二十年正月（1894年2月）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应朝鲜政府请求派兵入朝，帮助镇压起义，而日本政府则以中国政府出兵为理由也同时派兵入朝，并蓄意攻击中国军队，扩大事端，以便进而侵略中国。李鸿章在得知日本的意图之后，一面训令驻朝清军加强戒备，一面与英国、俄国的驻华公使接触，希望他们出面“调停”。俄国因其地理位置的关系对日本在朝鲜的动向极为关注，并希望利用“调停”的机会扩大在远东的势力。俄国公使喀西尼在致俄国外交部的一份电报中说：“我认为我国决不应该错过目前中国要求我们担任调停者的机会，况且此时对于我方既无任何牺牲，又能大大增加我国在朝鲜以及整个远东的势力。”他并且向李鸿章保证进行“调停”，决不容许日本干涉朝鲜事务。俄使的态度加深了李鸿章对“调停”的幻想，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一份电报中欣喜地通报情况：“俄皇已电谕驻日俄使转致日廷，勒令与中国商同撤兵，俟撤后再会议善后办法。如日不遵办，电报俄廷，恐须用压服之法。”俄国为了自身的利益，起初确实积极“调停”，但当日本向它保证不危及它的利益后，它便放弃了“调停”，又致电李鸿章说：“倭韩事，明系倭无理，俄只能以友谊力劝倭撤兵……但未便用兵力强勒倭人。”英国人赫德看到俄国戏剧般的变化，幸灾乐祸地说：“俄国人在天津挑逗了一番，过了两星期，忽然又推却了。李鸿章讨了偌大一场无趣。”

　　英国对中日冲突也十分关注，它担心日本对中国发动战争会影响它在中国的贸易，所以起初也向李鸿章表示愿意进行调停，但在日本与它重新订立《通商航海条约》在商业方面向它做出重大让步之后，它又改变了主意，它照会日本政府说：“今后中日两国若发生战争，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中心，希望取得日本政府不在该地区及其附近作战的保证。”这就是说只要日本不危及英国在中国南方的利益，便可以向中国开战。

　　除俄国、英国外，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也进行“调停”，但美国明显偏袒日本，法国、德国等则口头喊“维持东亚和平”，暗中却也支持日本，法、德两国驻日使节在私下对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说：“为使中国从过去的迷梦中觉醒过来，到底非有人给以当头一棒不可。”

　　李鸿章请求列强干涉，虽未能阻止日本发动战争，但多少延缓了战争爆发的时间。然而遗憾的是李鸿章未能利用这可贵的时间加强战备，反而散布和平幻想，直到日军发动突袭前夕，他还训令驻朝清军指挥人员说：“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谁即理诎。切记勿忘。汝勿性急。”

　　日本在取得列强的谅解或默许之后，于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九日（1894年7月25日）在朝鲜丰岛海面向清北洋舰只发起突袭，同日日军向清军在朝鲜的驻地牙山进犯，中日战争爆发。由于日本已有充分准备，而清军准备不足，清军在海陆战场连遭失败。在海上，北洋海军在丰岛战败之后，在黄海又遭惨败。李鸿章为了保存实力，下令北洋海军舰只集中到山东威海卫军港，这样一来完全失去了制海权。在陆上，继朝鲜战场失败之后，清军在辽东战场又接连失利。

　　日本虽然在海上陆上都获得重大军事胜利，但它毕竟是个小国，无力支持长期战争，在它进攻威海卫之前，已准备乘胜“议和”。恰在这时美国出面“调停”。美国政府训令驻日公使谭恩照会日本政府，说：“若战争延长，无法节制日本海陆军进攻时，与东方局势有利害关系的欧洲列强，难免不向日本提出不利于日本将来安宁和幸福之要求，以促成战争的结束。美国总统对日本一向怀有最深笃的善意。若为东方和平，在不损害中日两国双方的名誉下尽力调停时，未悉日本政府是否同意，请予答复。”美国实际担心的是：如果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就可能引起欧洲列强瓜分中国，那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希望对华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而不是瓜分。

　　在美国的斡旋下，中日准备谈判。清政府派出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谈判，两人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六（1895年1月31日）抵达谈判地点广岛。日本方面任命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为全权办理大臣，参加会谈。但是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等认为和谈的时机尚不成熟，他们想等日军在威海卫全歼清北洋海军后再谈判，以便攫取更多的权益，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寻找借口，破坏谈判。当时清廷颁给张荫桓和邵友濂的敕书是：“着前赴日本，与日本所派议和全权大臣妥商一切事件，电达总理衙门转奏裁决。”伊藤博文等抓住其中的“转奏裁决”字样，说张荫桓和邵友濂不具有全权身份。其实日本天皇给伊藤博文等的敕书也是一样的，其中也说“其所议定各条项，候朕亲加检阅，果真妥善，即便批准”。由于伊藤博文等坚持不与张荫桓等会谈，张等只好返国。

　　正月二十三日（2月17日），日军攻占威海卫的刘公岛，俘获北洋水师的全部舰船。二十五日（19日），日本政府通知清政府，要求派出全权大臣，就朝鲜“独立”、赔款、割地、通商等进行谈判。此前，日本曾要求清政府派出有名望的全权大臣谈判。清政府知道这个“有名望”的大臣就是李鸿章。二月十七日（3月13日），李鸿章奉命出使日本，主要随员有他的儿子李经方以及罗丰禄、马建忠、伍廷芳等。

　　中日会谈地点在日本马关的春帆楼。日方代表是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二月二十四日（3月20日），双方举行第一次谈判，李鸿章发表长篇谈话：

　　“贵我两国乃东洋之两大国，同种同文，利害攸关。贵国近年进步极速，侪身泰西各邦之列，实令人钦羡不止。然如贵大臣所深知，我国虽待革除之弊甚多，然实行之中不如意事常居八九。我国与贵国提携，共图进步，借以与泰西争衡，防止白色人种之东侵，此乃两国之共同愿望。今虽一时交战，终不可不恢复和平，且冀更进而为亲睦之友邻。切望贵我两国将为东亚之两大强国，以与欧美持久对抗。庶几变今日之不幸为两国深交厚谊之基础也。

　　“此次战争，实获两个良好的结果：其一，证明欧洲式之陆海军组织及作战方法，并非白种之民所独擅，黄种之民亦可应用取得成功；其二，贵国之长足进步，使我国从长夜之迷梦中觉醒，得益匪浅，此实为贵国促成其发奋图强，帮助其将来之进步。我曾审时度势，上疏论列，然未能如贵国之收到实效，殊以为憾。今我国有识之士，鉴于今日之大败，必有所觉悟。倘能恢复两国之和平，以其唇齿相依之关系，促进国家之兴盛，永保东亚之和平，则足以实现两国之宿愿。贵我两国之外，东亚尚有何国耶？我国虽属老大，诚能完备其海陆军，开发其无尽之宝藏，并与贵国相互合作，则与欧洲列强分庭抗礼亦非至难之事。”

　　李鸿章在谈判桌上，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表示感激之情，希图以此博得日本方面的好感，从而减轻战争赔偿，以至言词卑下得令人作呕。但是日本方面毫不领情，仍然提出三项苛刻的停战条件：日军占守大沽、天津、山海关，天津山海关间之铁路当由日本国军务官管理，停战限期内日本军队之军费由清政府支补。李鸿章见此条件，连呼“过苛，过苛”，不肯接受。

　　二月二十八日（3月24日）举行第三次谈判，仍无结果。会谈结束后，李鸿章乘轿回住所引接寺，行至一条街的拐角处，被拥挤的人群挡住了，人们都想看看这位清朝的全权大臣。忽然有一个年轻人挤到前面来，手按轿夫肩膀，对准李鸿章开枪，弹中左眼下部。李鸿章“以手掩创口，血出驾轿，而还引接寺旅馆，神色自若，徒步登阶入内”。

　　行刺的年轻人叫小山丰太郎，无业人员，似无背景。后来日本法庭的判词说：“被告丰太郎，因我帝国与中国启衅，致动干戈，皆中国现任钦差头等全权大臣李暗为主持，思非绝其生命，则我国不能得志，难保东方之和平。适闻其奉命来我帝国山口县赤间关议和，遂决意行刺……”丰太郎的行刺虽属个人行为，却是当时日本国内战争歇斯底里的产物。当时日本军方坚持要将战争进行下去，扬言要占领北京。报纸上也是一片战争叫嚣，有一个诗人写道：“三军万里向天津，正是东风桃李辰。星使乞和和未就，燕京将属手中春。”丰太郎行刺的目的就是破坏谈判，使战争继续下去。

　　但是行刺事件使日本政府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日本的几位有影响的政治家则担心列强借口干涉。陆奥宗光写道：“我观察内外人心所向，认为如不乘此时机采取善后措施，即有发生不测之危机，亦难预料。内外形势，已至不许继续交战的时机。若李鸿章以负伤作借口，中途归国，对日本国民的行为痛加非难，巧诱欧美各国，要求它们再度居中周旋，至少不难博得欧洲二三强国的同情。而在此时，如一度引出欧洲列强的干涉，我国对中国的要求亦将陷于不得不大为让步的地步……而况位高望重之李鸿章，以古稀高龄初次出使异国而遭此凶变，显然容易引起世界的同情。故若某一强国想乘机进行干涉，固可以李氏负伤为最好的借口。”陆奥宗光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西方列强不希望日本在东亚急剧扩张，侵犯它们在这一地区的利益，特别是俄国，它一直有控制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的野心。

　　日本政府内部各派经过磋商，决定同意停战议和。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中日双方谈判代表在春帆楼签订《中日讲和条约》（又称《马关条约》），内容有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所属各岛给日本，向日本赔偿军费2亿两库平银，日本臣民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从事各项工艺制造等。

　　这项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也引起列强的不满。李鸿章在初次见到这个条约草案时，就料到列强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进行干预。在条约正式签订前，李鸿章将条约内容电告总理衙门，并要总理衙门将割地赔款等内容通告给英、俄、法三国公使。英国不想进行干涉，俄、德、法三国则有意干涉。总理衙门也忙得不亦乐乎，不断会见三国驻华公使，又给驻三国使节拍电，要他们进行游说，请务必干涉。总理衙门在致驻俄公使许景澄的一份电报中甚至许诺：倘使俄国真用兵力阻止日本占领辽东，“中国愿与俄订立密约，以酬其劳”。俄国与它的盟国法国磋商，又得到德国的支持，决定联合干涉，逼使日本放弃占领辽东。三月二十九日，三国驻日公使联袂赴日本外务省，提出各自的备忘录。三国备忘录的内容大体相同，主要是指责日本割占辽东半岛将经常危及中国首都，使朝鲜的独立变得有名无实，这将长期妨碍远东的和平，因此要求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有。德国公使哥屈米德还即席发表一通威胁性谈话，他说：“现在日中讲和之条件实为过分。不仅对欧洲各国之利益，且对德国之利益亦属有害。是以本国皇帝陛下之政府，不能不共同提出抗议。而且必要时将使此抗议成为有效。同三国开战，对日本国乃是无有希望之事，故认为贵国对此事件并非不能让步。”为了进一步向日本施加压力，三国又联合出动海军，在日本海游弋，进行示威。面对这种形势，军备已经空虚的日本不得不向三国妥协。经过与三国讨价还价，日本最终放弃了对辽东的要求，但坚持要中国偿付3000万两“赎辽费”。九月二十二日（11月8日），李鸿章和日本驻华公使林董签订了《中日辽南条约》，规定中国交付3000万两赎金后3个月，日本从辽南撤军。

　　三国干涉还辽成功，中国赎回辽东，这似乎是“以夷制夷”外交方针的成功，一时间，朝野上下对此津津乐道，不少大员上奏，建议朝廷从此与俄国结盟，依靠俄国对抗日本和欧洲列强。如原来亲英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在一道奏折中说：“要当因势利导，与之结欢，让以便宜，在所不惜，中俄既合，庶可以制东西两洋。”湖广总督张之洞在《请与俄国立约结援片》中说：俄国“此次为我索还辽地，虽自为东方大局计，而中国已实受其益。倭人凶锋，借此稍挫，较之他国袖手旁观，隐图商利，相去远矣。正宜乘此力加联络，厚其交谊，与之订立密约”。清廷遂确立联俄方针。光绪二十二年四月（1896年5月），在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时，李鸿章作为祝贺专使前往，与俄国订立了《御敌互相助援条约》（即《中俄密约》）。

　　正当清政府对俄、德、法怀有感激之情，并且将俄国视作可以依靠的盟国之时，三国却赤裸裸地索要“回报”了。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德国军舰驶入胶州湾，十一月俄国军舰驶入旅顺口，掀起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清政府非但未能“以夷制夷”，反而进一步为“夷”所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