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皇帝在避暑山庄接到奏章，召来肃顺等一起商讨。对于“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糜”的对外方针，他们没有异议，因为屡战屡败，连京城都守不住，不实行“羁縻”又有什么办法呢？设置南北口岸通商大臣，他们也赞同，因为传统上“夷务”都是由地方官负责的。但是对于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他们有疑虑。在原则上，咸丰同意设立一个专门管理涉外事务的中央机构，以应付日益纷繁的“夷务”，而且由这个机构负责接受各国驻京公使呈递的国书，也可以使他这位大清皇帝避免接见外国人，他对接见外国人一事既鄙夷又惧怕。然而另一方面，他又担心设立这样一个机构会抬高外国人的地位，所以在批谕中将这个机构改称“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

　　奕��等人见批谕中加了“通商”二字，很不满意，又上奏力辩不能用“通商”二字，说：“查通商事宜，上海、天津等口既设有大员驻扎专理，臣等在京，不便遥制。况该夷虽唯利是图，而外貌总以官体自居，不肯自认为通商，防我轻视。今既知设有总理衙门，则各国与中国交涉事件，该夷皆恃臣等为之总理，借以通达其情，若见照会文移内有‘通商’二字，必疑臣等专办通商，不与理事，饶舌必多，又滋疑虑，惟既奉有谕旨，不敢再请更改，应请该酋等来询问时，告以臣等即系总理各国事务，并一面行知礼部，铸造关防，拟节去‘通商’二字。嗣后各处行文，亦不用此二字，免致该夷有所借口。”这段文字不长，却很有意思。咸丰皇帝已经批谕，称为“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不便更改，但实际上却更改了，仍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样做既照顾咸丰皇帝的虚骄心理，也照顾外国人的要求。由此可见中国外交观念的近代化有多么困难。折中又划分了总理衙门和南北通商大臣的责权，规定通商口岸的事务由通商大臣专理，总理衙门不便遥制，这造成外交上的分权，影响极大。

　　总理衙门设立后，原来由军机处、礼部和理藩院分散管理的对外事务，统归总理衙门管理。它成立之初是一个临时机构，原想在“外国事务较简”之后即行裁撤，但是以后涉外事务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日益增多，所以它就成为一个常设机构，后来改称外务部。与外务部相比，总理衙门的地位要低一些，但管理的事务却比外务部宽泛得多。《清光绪会典》记述总署大臣的职掌说：

　　“掌各国盟约，昭布朝廷德信，凡水陆出入之赋，舟车互市之制，书币聘飨之宜，中外疆域之限，文译传达之事，民教交涉之端。”其实不只这些，外交、通商、兴办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编练新军、创建海军等等，都由它主持或参与管理。所以有人说它“不独繁于六部，而实兼综乎六部矣”，“凡策我国之富强者，要皆于该衙门为总汇之地”。它实际是一个新政的主管机构，但重点管理外交。

　　在设立总理衙门同时，又任命南北口岸通商大臣（后称南北洋大臣），管理通商口岸涉外事务。

　　通商口岸出现于19世纪40年代，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上海、厦门、宁波、福州为通商口岸。清廷派钦差大臣管理通商口岸的事务，称为“五口通商大臣”，通常由两江总督或两广总督兼理（一度由江苏巡抚署理）。60年代，清政府又被迫开放营口、烟台、台南、淡水、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天津为通商口岸，这11个口岸中，北方3个，南方8个。清廷又规定南方各通商口岸均由五口通商大臣管理，因其常驻上海，所以又称“上海通商大臣”。北方三口则设三口通商大臣，常驻天津。这就是南北洋通商大臣的来历。

　　起初，南洋大臣的地位比北洋大臣重要得多，因为南洋大臣管辖的范围广，通商口岸的事务也多，但是南洋大臣的职权大小却因人而异。咸丰十一年（1861年）决定设立南北洋大臣后，南洋大臣由江苏巡抚薛焕兼理，不久免去薛焕的巡抚职务，命他专任南洋通商大臣。清廷的本意是要薛焕能够专心处理涉外事务，岂不知薛焕失去巡抚职务后，处处感到困难。他上奏说，他事权有限，经费困难，建议通商大臣的职务仍由督抚兼任。同治二年（1863年），浙江巡抚李鸿章兼任南洋通商大臣，这是他正式涉足外交事务，南洋大臣的地位也因他而提高了。四年，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仍兼通商大臣。同治十二年以后，两江总督兼任南洋通商大臣成为定例。

　　北方三口通商大臣最初由崇厚担任，同治九年发生天津教案以后，改由直隶总督李鸿章兼任。从此，北洋大臣的地位重于南洋大臣。北洋大臣的职权非常广泛，据《光绪会典》载，北洋大臣“掌北洋洋务、海防之政令，凡津海、东海、山海各关政悉统治焉”，“凡洋人游历，请照则给，有照则盖印；凡招商之务，则设局派员以经理之，其安设各路电线亦如之”。其实，北洋大臣的职权比这里罗列的还要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还直接处理重大的涉外事务，并代表清政府与外国人谈判、签约。李鸿章从同治九年至光绪二十年（1870—1895）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其间因奔母丧一度离任），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因代表清政府与八国联军议和，再度担任直隶总督，前后30年间，参与了一系列重要的中外约章的谈判和签订，实际上是清政府的外交大臣。

　　除了南北洋大臣外，其他地方督抚也经常处理涉外事务。光绪二十四年清廷谕令沿江沿海将军督抚一律兼任总理衙门大臣，以提高他们对外交涉的地位。

　　由地方督抚处理涉外事务，这是清代外交的突出特点。这个特点的形成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需要。

　　清代承继明代的闭关政策，尽量避免与外国人打交道，在《南京条约》签订前，清政府与西方世界几乎没有国家间的关系，所谓涉外事务，大量的是发生在沿边沿海的中外纠纷，这些事务由地方官直接处理就可以了。有时，外国人也提出到京城面见皇帝，但是“天朝皇帝”是不肯接见“外夷”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中外交涉多了，19世纪60年代起外国使节驻北京，70年代清政府开始向西方国家派遣使节，国家关系建立起来，但是清政府的外交仍然是被动的，它并不主动地发展对外关系，也很少关心中国以外的世界事务，所谓外交，大量的是列强侵略中国而引起的事端和发生在国内的中外纠纷，其中又以通商和教案为多，这样一些事务由地方督抚处理显然是合适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督抚处理的第一起重大涉外事务就是一起教案，

　　即天津教案。教案在晚清屡屡发生，原因很复杂。从根本上说，教案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宗教侵略引起的，但其中也包含有中西文化的差异、民族信仰的不同等原因。天津教案发生于同治九年五月，起因是坐落在天津的法国天主教望海楼育婴堂内的婴儿死亡。外国教堂设有育婴堂，收养弃儿，本是一项善举，尽管教堂的目的不过是借此扩大宗教的影响。但是教堂中收养的儿童并不都是弃儿，有些是中国的人贩子拐来的，教堂不加分别地收养了。天津知府张光藻接连捉拿到几个人贩，其中有人供认是受天主教士指使的。此事传出后，引起民众极大愤恨。民众对教堂设立育婴堂的做法本不理解，平时就有各种传言，有说育婴堂收养婴童是为了挖眼剖心，听者信以为真。这时恰好育婴堂中又有数十名幼童死于传染病。各种因素汇集，使民众的反教情绪异常激烈。五月二十三日，民众聚集起来，到望海楼和北洋通商衙门抗议。法国领事丰大业当场开枪行凶，击中天津知县的随从高升。民众怒不可遏，一呼而上，殴毙丰大业及其随从，又冲进育婴堂，救出百余名幼童，烧毁望海楼及法国仁慈堂、法国领事馆和英国的教堂，打死20多名外国人。事件发生后，法国联合英、美、俄、德、比、西六国，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相威胁。清政府慌了手脚，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处理此案，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协同办理。

　　崇厚在天津教案初起时就参与其事，但是他与天津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有分歧，后两人对民众的反教情绪持同情态度，崇厚则偏袒洋人。曾国藩接理后，与崇厚一致，在调查之前就已经确定了妥协方针。他认为处理此案只能言“势”，不能言“理”，言“理”，明显“曲在洋人”，言“势”，则敌强我弱，只能“弹压士民，以慰各国之意”。这个方针其实并不是他个人的方针，而是他和李鸿章商量好的方针，也是清廷的方针。心存这样一个方针，他当然不能公正处理这个案件。结果，判处20个所谓“凶手”死刑，25名地方官流放，将“弹压不力”的张光藻和刘杰革职发配黑龙江充军。清廷并且派崇厚作特使赴法国道歉。

　　曾国藩这样的处理引起舆论大哗，“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连他的长子曾纪泽也写信埋怨他。一个“中兴名臣”，转瞬之间成了举国唾骂的“汉奸”、“卖国贼”。这样强烈的反应出乎曾国藩的意料，他在一封信中说：“物论沸腾，至使人不忍闻。”他不得不想办法挽回一点声誉。他为张光藻、刘杰筹措白银15000两，供流放中使用。此后他一直为这一案件所煎熬，“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不到两年便病逝了。

　　曾国藩对天津教案的处理得到清廷认可，但清廷迫于舆论压力，决定将曾国藩作为替罪羊调离，让他南下任两江总督，调湖广总督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对天津教案的处理意见与曾国藩一致，但对教案分析不完全相同。曾国藩还承认“曲在洋人”，承认“庇护天主教本乖正理”，而李鸿章却认为“彼直我诎，彼是我非”。他指出：天津教案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崇厚平时遇事不能持平处理，致使“洋风太炽，绅民含愤已久”，但是引发天津教案的具体原因是些传言，什么育婴堂迷拐幼孩、挖眼剖心等，并无确证。冲突发生后，法国领事丰大业开枪行凶，罪不容赦，但是他已被打死，无从责问。绅民在打死丰大业之后，又殴毙洋人、教士20多人。因此“彼直我诎”。李鸿章是以“议和”为前提来讨论这个案件的，所以对外国人的责任轻描淡写，对绅民的责任则突出强调，很明显偏袒外国人。他的分析中当然也有合理的地方：天津教案的直接原因是些无稽的传言，根据这些传言而采取激烈行动，不能说是理智的；愤怒的绅民殴毙行凶的丰大业是情理之事，但殴毙另外20多人，却不能说是合理的，也不能不负法律责任。但问题是天津教案初起时，民众只是到望海楼和通商衙门抗议，在丰大业开枪伤人之后，民众才采取报复行动、殴毙外国人。曾国藩和李鸿章在与外国人交涉此事时，不敢责问外国人，而一味自责，并加重对“凶犯”的惩处，这是他们一意要维护和局而不敢得罪外国人的妥协外交路线决定的。

　　在调令下达时，天津教案尚未结案。曾国藩催促李鸿章速到天津接任，李鸿章到达保定后却停留下来，他致函曾国藩，表示要等曾国藩结案后，他才能接任，以免“初政即犯众恶”。曾国藩不得已，上奏建议结案。李鸿章接任后，按照清廷的批谕，处决“凶犯”15人，军流4人，徒罪17人。曾国藩因此案为“时论所弃”，慈禧太后也批评他“文武全才惜不能办教案”，而接办此案的李鸿章却未遭批评。其实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后本有机会从轻处理，当时他已获悉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他完全可以利用这一局势迫使法国让步，但是他未加利用，反而向来访的英国使馆翻译雅妥玛表示：“津民闹此大案，正在日夜缉讯，足见中国厚待相好之意，断不乘人之危而挤之。”他并且请雅妥玛将他的这番意思转告英国公使威妥玛，请威妥玛“从旁劝解息事，以免中外猜疑”。李鸿章希望通过妥协让步换得“中外和好”的局面，因此在外交上他一味主和，乃至于讨好外国人。结案后，他在一封信中说：“津案缉凶、赔堂事事办到，法国即无布路斯（普鲁士）战败之事，似亦惬心。”以让外国人“惬心”为外交原则，那就不仅要妥协，而且得谄媚了。

　　天津教案结案后，清廷总结教训，认为事情初发时未能得到及时处理，以至冲突扩大，主要是因为崇厚作为北洋通商大臣没有管理地方的职权，而地方官又不能协同办事，甚至互相矛盾，所以决定不再专设北洋通商大臣，而仿南洋之例，由直隶总督兼任。

　　直隶总督在全国督抚中职权最重，现在又兼理涉外事务，其地位就更加重要，远非兼任南洋大臣的两江总督可比。驻京的外国使节也都非常看重李鸿章，遇有外交事务，常常不与总理衙门打交道，而与李鸿章商谈。例如光绪元年（1875年）在云南发生马嘉理事件，英国公使威妥玛就专程到天津找李鸿章交涉，并大骂总理衙门办事拖延，“非换总署几个人不可”。后来他又要求清政府派李鸿章和他谈判，最后他在烟台和李鸿章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李鸿章地位重要，对外又一味主和，所以得到列强的好感和支持，也因此更为清廷倚重。

　　天津教案后，曾国藩的名声一落千丈，而李鸿章成为第一重臣。曾国藩曾讥讽李鸿章“拼命做官”，而自叹缺乏为官之道，甚至后悔说，在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剿捻无功，即当退处深山，以后却又重任两江总督，出任直隶总督，“皆系画蛇添足”。比较两人，应当承认李鸿章更会做官。

　　清流派——慈禧太后的政治砝码

　　镇压太平天国之后，督抚专擅，“内轻外重”的局面逐步形成，这对清朝中央统治形成一定威胁，因此慈禧太后在依靠李鸿章这些督抚的同时，也随时加以钳制，不使其权力过于膨胀。她的手段很多，其中之一是利用清流派作为制衡的工具，即“以清议维持大局”。

　　所谓清流，是指一些有声望而无实权的士大夫，他们经常议论时政，品评当权。同治、光绪年间出现的清流派，大多是御史和翰林，他们遇事敢言，不畏权贵，是一股很有影响的政治势力，但是他们并无一定组织，也无共同宗旨，有些人声应气求，有些却彼此对立。以籍贯划分，清流派有南北之分。北清流以李鸿藻（1820—1897）为首，他是直隶高阳人（今属河北），载淳（同治皇帝）的师傅，官至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聚集其周围的多是北方籍的言官，有张佩纶、张之洞、陈宝琛、黄体芳、宝廷、王懿荣、邓承修等。南清流先以沈桂芬为首，后以翁同龢为首。沈桂芬（1818—1881）是顺天宛平人（今属北京），官至军机大臣。翁同龢（1830—1904）是江苏常熟人，载湉（光绪皇帝）的师傅，官至户部尚书。其骨干分子多为南方籍，有盛昱、王仁堪、志锐、文廷式、黄绍箕、丁立钧、张謇等。大体说来，中法战争以前北清流比较活跃，以后南清流比较活跃。

　　李鸿藻被称为北清流的“青牛头”，为人耿介，不计利害，慈禧太后也敬他三分。慈禧太后的生母去世时，群臣争相往吊，唯独他不去，慈禧也不追究。据说他在召对时很少直接发表意见，总是说“容臣细想”，退朝后便召集清流党人商量，过不了几天，他们就分头上奏言事。这个传说未必可靠，事实上奏章并非都是李鸿藻主使的，但清流党人的确经常聚会，讨论政事。他们聚会的地点通常在北京宣武门外松筠庵。松筠庵是明朝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号椒山）的故居，杨曾上书弹劾权奸严嵩。清流党人在他的故居聚会，就是高标他的风节，以互相砥砺。但清流党人的环境与杨继盛相比已大不相同。明嘉靖年间，内阁专政，内阁首辅位极人臣，掌管朝政，排斥异己，手段严酷，杨继盛就是因为弹章被害。而同治、光绪时言路比较开通，慈禧标榜“询切刍荛，以求治理”，鼓励中外臣工上书“直陈”，允许言官“风闻言事”，说对了，既博得好名声，又升官，说错了也不治罪，至多遭申斥，回原衙门去。时人就此评论说：“宋人劾（贾）似道、明人劾（严）嵩，俱有奇祸，今人劾文忠（李鸿章）者，充其极至御史回原衙门而已，犹可借此得美名，博取人间富若贵，亦何惮而不为哉？”这段评论对清流党人有贬责倾向。清流派的人品因人而异，有为博富贵的，也有真诚为民请命的，不能一概而论。

　　清流派的议论非常广泛，“上自朝政之阙，下及官方之邪，微及闾阎之困，无不朝闻事目，夕达封章”。他们陈述的军国大计常为清廷采纳，弹劾的权贵也常被查处。《清史稿?邓承修传》记载：邓承修“与张佩纶等主持清议，多弹击，号曰铁汉。先后疏论闱姓赌捐，大乖政体；关税侵蚀，婴害库帑。以考场积弊，陈七事纠正之；吏治积弊，陈八事澄清之。又劾总督李翰章失政，左副都御史无行，侍郎长叙违制，学政吴宝恕、叶大焯，布政使方大湜、龚易图，盐运使周星誉诸不职状。会边警，纠弹举朝慢弛，请召还左宗棠柄国政。逾岁，彗星见，则又言左宗棠莅事数月未见设施，而因推及宝鋆、王文韶之昏眊，请罢斥，回天意。是时文韶方向用，权任转重。会云南报销案起，又严劾之”。

　　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等“清流健将”所奏所劾比邓廷修还要多，还要有力。

　　张之洞（1837—1909），直隶南皮人（今属河北），同治进士，历任侍讲、内阁学士、四川学政、山西巡抚等职。张佩纶（1848—1903），直隶丰润人（今属河北），同治进士，历任侍讲、日讲起居注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陈宝琛（1852—？），福建闽县（今闽侯）人，同治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历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等。这三人在北清流中被称作触人的“青牛角”和扫人的“青牛尾”，他们经常合作，或弹劾，或论政，或建言，一时间左右朝中舆论。光绪六年（1880年），他们曾批评两宫太后错误处置宫门守卫，迫使两宫收回成命，令朝野懔然知清议之可畏。事情的起因是慈禧太后令太监给醇亲王府送八盒食物，太监挑着食物出宫门时与守卫发生争执，太监扔下食物，回宫奏告守卫“殴抢”，慈安和慈禧两太后大怒，令将护军统领革职，守卫送交刑部处死。刑部尚书潘祖荫不敢明抗懿旨，却拖延不办。陈宝琛、张之洞、张佩纶三人商量奏谏。陈宝琛、张之洞各上一折，讽劝两宫太后要严防阉宦之祸。太后先将奏折留中，随后谕令照刑部意见办理。恭亲王奕��对张、陈二人的奏折大大赞赏了一番。清流派既然连太后也敢批评，还有谁不敢弹劾？还有什么议论不敢发表？

　　归纳清流党人所上奏章，其内容大体有四个方面：一是对有劣行劣迹官员的弹劾，二是对各项弊政的揭露，三是对自强新政即洋务运动的建议与批评，四是对妥协派的抨击。在这四者中，以对妥协派的抨击影响最大，也最有意义。19世纪70至90年代，在接连不断的边疆危机中，清流派坚决主战，对清廷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妥协派的活动。晚清，妥协外交的代表人物是李鸿章，因此李鸿章就成为清流派抨击的主要对象，例如在中俄伊犁交涉和中法战争时期，几乎形成批判李鸿章的政潮。

　　伊犁交涉起于19世纪70年代，同治十年（1871年）俄国出兵占领中国新疆伊犁，清政府即派署理伊犁将军荣全与俄方交涉，但无结果。光绪元年（1875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奉命出师新疆，平定那里的回民反清起事，驱逐来自浩罕的阿古柏侵略势力，三年十一月收复了新疆除伊犁外的全部领土。在新疆形势稳定后，清政府派崇厚为头等钦差大臣赴俄国谈判。崇厚既愚昧无知，又刚愎自用，他在俄方的威逼利诱之下，违背清政府的训令，在黑海之滨的吉瓦里亚与俄国签订了《交收伊犁条约》，虽然收回了伊犁，却割让了伊犁北部及西境、南境的大片领土。签约的消息传到北京，舆论大哗。奕��等坚决反对，指出伊犁虽然收回，但三面临敌，“弹丸孤注，控守弥难”，要求改约。李鸿章却支持崇厚，他认为驻在新疆的左宗棠的湘军不可恃，“军心不固，外强中干”，必须向俄国妥协。又说：“此次崇厚出使，系奉旨授与全权便宜行事之谕，不可谓无立约定议之权。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崇厚和李鸿章的妥协行为和主张遭到清流党人痛斥，他们纷纷上疏，要求改约。陈宝琛回忆说：“自俄起事，公（张之洞）及张幼樵（张佩纶）侍讲与余三人，累疏陈言，各明一义。公构思稍迟，侍讲下笔最速。三人不分畛域，或公口占而侍讲属草，或两公属草而余具奏，或余未便再言而疏草，由两公具奏。”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是最活跃的。他们详细剖析《交收伊犁条约》的危害，并建议清廷加强新疆的武备，作为改约谈判的后盾，要求严惩崇厚，“以为人专擅误国者戒”。他们批评李鸿章说：“岁糜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正为今日，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又建议让主战的左宗棠进京“筹划戎机”。

　　李鸿章对清流派的言论非常不满，认为清流党人“挑斥多端”。他说他的妥协方针是朝廷认可的，“中旨密令鄙人维持和局，乃敢冒不韪，以成议解此困厄”。对于调左宗棠进京主持大计的主张，他尤其敏感，认为是以湘代淮。他攻击左宗棠“倡率一班书生腐官大言高放，不顾国家之安危”，所谓主战不过是“虚词”，是“掠一时美名”而已。

　　清流党人的主战言论对清廷的决策有重要影响。文渊阁校理张之洞在上了《熟权俄约利害折》后，慈禧和慈安两太后便召见他，询问对策。光绪皇帝的生父奕支持清流党人关于调左宗棠进京的意见，以便利用湘系的左宗棠压制一下难以控驭的李鸿章及其淮系。结果崇厚被处以“斩监候”，另改派曾纪泽赴俄重新谈判。曾纪泽不辱使命，经过艰苦谈判，重新订立《中俄伊犁条约》，收回了伊犁及特克斯河一带地方，但也做出重大让步。

　　中法战争爆发于光绪十年（1884年）。19世纪60年代法国殖民主义者侵占了越南南部。光绪八年占领河内。九年攻占顺化，强迫越南订立《法越顺化条约》，取得对越南的“保护权”。此后，向北进犯，并将侵略矛头指向中国。长期以来，中国与越南有宗藩关系。法国侵略越南，并威胁中国的安全，不能不引起清政府的警惕和忧虑。九年三月，清廷谕令李鸿章赴广东督办军务，组织抗法。但是李鸿章不肯前往，他将这项任命看作是政敌对他的陷害。他在一封信中抱怨说：“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他也不赞成清政府的抗法方针，而主张避战求和，其理由是中国水师和陆师均不敌法国，若以重兵临敌，必造成内地空虚，“兵连祸结，防不胜防”。他的主张遭到左宗棠和清流派的批驳。邓承修上奏说：“李鸿章治兵二十余年，不以丧师失地为耻，乃云起自田里，托为审势、量力、持重、待时之言，以文其爱身误国之罪，此臣等所为痛恨而不能已于言者。”秦钟简上《请罢斥李鸿章片》，语气更为激烈，指斥李鸿章“总督直隶，今日买船，明日置炮，此处筑台，彼处设垒，岁费国家数百万金，而每有震惊，一味议和”，“张夷声势，恫吓朝廷，以掩其贪生畏死、牟利营私之计”，要求立即罢斥。在抨击李鸿章的同时，清流派在私下里也设法与他联络，说服他主战。张佩纶在征得李鸿藻同意并得到慈禧太后允准之后，亲自到天津谒见李鸿章，劝他弃和主战。李鸿章一方面迫于舆论压力，一方面也想缓和与清流党人的关系，便转而表示主战。他在致李鸿藻的一封信中说，他从张佩纶的口中得知李鸿藻对战事有详细筹划，非常钦佩，并表示赞同说：“只有增军备缮，一意坚持。”随后，他上《遵旨妥筹边计折》，在分析越南战场的形势之后，写道：“夫南宋以后，士大夫不甚知兵，无事则矜愤言战，一败则诓懦言和，浮议喧嚣，终至覆灭。若汉、唐以前，则英君智将，和无定形，战无定势。卒之虚骄务名者恒败，而坚忍多略者恒胜。足以知致敌之奇，终在镇定。伏愿朝廷决计坚持，增军缮备，内外上下，力肩危局，以济艰难，不以一隅之失撤重防，不以一将之疏挠定见，不以一前一却定疆吏之功罪，不以一胜一败卜庙算之是非，与敌久持以待机会，斯则筹边致胜之要道矣。”他借总结历史上的外交经验，委婉批评了晚清和战无定的对外方针，也讥讽某些好为大言的士大夫。实事求是地说，他的批评是有些道理的，晚清的对外方针正与南宋相似，常常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言战，而一败就求和。然而，李鸿章的批评虽然有道理，他自己却也并没有正确的方针。他是时时事事求和，言战只是表面的，求和是实质。当中国军队在中越边界和越南战场上与法国侵略军血战之时，他仍在与法国方面接触、议和。中国军队在越南战场上获胜之时，他已经和法国拟定了议和草案。尽管如此，李鸿章的一度主战，或者说是表面主战，仍有重要意义，一时举国言战，大大激励了抗法前线的清军将士（其中有淮军）。

　　清流派的主战言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李鸿章等人的妥协活动，但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清廷的对外妥协路线。究其原因，对外妥协并非是李鸿章等少数人的主张，而是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的基本路线，慈禧太后等有时也主战，只是出于策略考虑，“打”只是为给议和创造某些有利的条件，并没有将反侵略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因此几乎每一次反侵略战争都以失败告终，即使在中法战争中，中国在陆路战场获胜，结果还是签订了一项“不败而败”的条约。

　　李鸿章屡屡遭受清流派的抨击，对清流派当然不满，但他又承认清流中不乏人才，有爱惜和网罗之意。他曾批评说：“近日廷臣中如二张（张之洞、张佩纶）、黄（黄体芳）、宝（宝廷）诸君，皆鲠直敢言，雅负时望，然阅历太少，自命太高。局外执人长短，与局中任事者不同，恐鹜虚名而鲜实绩。”同时又指出：“能使在外历练，所成当未可限量，实为当今储才切要之图。”并且建议：“倘朝廷欲陶铸人才，不妨使诸君出而扬之。始计资格而授以司道，继课成绩而任封圻，似亦实事求是之一法。”后来，慈禧太后果然令清流党人出外任事，一方面是要历练人才，另一方面也是不想再听他们哓哓不休了。

　　甲申枢变与书生典戎

　　在中法战争期间，南清流派的盛昱上一道奏折《疆事败坏请将军机处交部严议》，结果引出一大政潮，以奕��为首的军机处被彻底改组。此事发生于甲申年（1884年），史称甲申枢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