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危难之时所表现出的坚毅性格和从容赴死的精神对于祁门解围和他一生的事业起了重要作用。他的这种性格和精神与他从小在山村中受过磨炼有关，也与理学的熏染有关。宋明理学讲究内省功夫，其缺点是“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其优点是高度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将儒家伦理性文化特点发展到极至，它造就出许多忠臣、义士。

　　曾国藩在祁门的表现受到下属和后世某些史家的称赞，但是他以祁门为大本营的决策却遭到一致批评。李鸿章就说过：“祁门地形如在釜底，殆兵家之所谓绝地。”然而，曾国藩却有自己的战略考虑。他在一道奏折中分析当时的战局说：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自咸丰三年金陵被陷，向荣、和春等皆督军由东面进攻，原欲屏蔽苏、浙，因时制宜，而屡进屡挫。迄今不能克金陵而转失苏、常，此非兵力尚单，实形势之未得也。今东南决裂，贼焰益张，欲复苏、常，南军须从浙江而入，北军须从金陵而入，欲复金陵，北岸则须先克安庆、和州，南岸则须先克池州、芜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势。若仍从东路入手，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必至仍蹈覆辙，终无了期。他视安庆为第一战略要点，认为安庆关系淮南全局，也是将来克复金陵的张本。基于这种战略考虑，他坚持派重兵围攻被太平军占据的安庆，自己也移师祁门，意在控制皖南，后来又移至东流，以便就近指挥安庆之战。咸丰十一年八月（1861年9月），湘军攻克安庆。由此战局一变，太平军已无力挽回败局。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在被俘后写过一篇自述，其中说到安庆陷落的影响：“我军最重大之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不可复守矣。”其实在安庆陷落前，洪仁玕和太平军的另一重要将领陈玉成也都充分认识到安庆的重要战略地位，但未能守住。湘军攻克安庆后，便顺江而下，进逼天京。天京失去屏蔽，成为一座孤城，同治三年六月（1864年7月）被湘军攻克。洪秀全在城陷之前自杀。历时14年的太平天国起义悲壮地失败了。

　　湘军的势力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而迅速扩大。它先是镇压太平军，后来镇压捻军，再后来进入新疆平叛，其势力由湖南而遍及全国。王闿运在《湘军志》中不无夸张地写道：“湘军则南至交趾，北及承德，东循潮汀，乃渡海开台湾，西极天山、玉门、大理、永昌，遂渡乌孙。永属长江五千里，击柝闻于海。自书契以来，湖南兵威之盛，未有过此者也。”曾国藩和湘军将领们用太平天国和捻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自己头上的红顶子。早在咸丰八年（1858年）胡林翼就当上了湖北巡抚，他是湘军集团中第一个地方大吏，那时曾国藩仍以侍郎衔带兵。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当上两江总督并节制江南军务，他随即保荐湘系将领李续宜、沈葆桢、左宗棠、李鸿章分别任安徽、江西、浙江、江苏四省巡抚，这四省巡抚又保荐自己的部下充任布政使、按察使。到同治三年（1864年），在全国8名总督中，有3名是湘系，他们是两江总督曾国藩、直隶总督刘长佑、闽浙总督左宗棠，此外四川总督骆秉章和两广总督毛鸿宾也与湘军关系密切，在全国15名巡抚中有7名出自湘军或与湘军关系密切，至于担任府道官员的湘军将领就更多了。从此湘系成为晚清政局中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李鸿章与淮军

　　李鸿章本是湘系，但创立淮军之后，渐渐独树一帜，随着时间推移，其势力超过湘系。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其父李文安进士出身，官至刑部督捕司郎中。李鸿章随父至京，二十一岁在顺天乡试中举，二十四岁中进士，通过朝考，点为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充任编修，为正七品，从此步入官场。他考中进士是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同榜进士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显赫人物，如张之万和沈桂芬为军机大臣，李宗羲、何璟、马新贻、沈葆桢官至总督，郭嵩焘为清代第一任驻外公使，但他们都不能与李鸿章相比，李鸿章封侯拜相，叱咤晚清政坛40年，或誉或毁，都不能否认他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深刻影响。

　　李鸿章在翰林院任编修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他对此非常关注。咸丰三年春天，他闻知太平军攻占了安庆，“感念桑梓之祸”，焦急万分，便怂恿他的大同乡、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言事，并代拟奏折。咸丰当即批谕要吕贤基回乡办团练，吕贤基悔之莫及，对李鸿章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李鸿章只好随他回乡去了。

　　李鸿章回到庐州（今合肥），招募乡勇数百人，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他所部人数不多，只能配合作战，虽小有战功，却遭人忌妒，最后不得不离开团练，回家为父守丧。但是五年的军事生活却为他以后的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

　　咸丰八年太平军取得三河大捷，李鸿章无法在家乡安身，便投奔其兄李瀚章。李瀚章其时任吉南赣宁道，为曾国藩办理粮台事务。李鸿章乘便去拜访曾国藩。曾国藩和李鸿章的父亲是同年进士，曾国藩在翰林院任职时，李鸿章曾执弟子礼向他学习，颇受赏识。此时曾国藩见李鸿章无职无事，便留他在幕府，负责起草文件、奏章等事务。李鸿章在这方面表现出过人的才干，曾国藩曾对人说：“少荃（李鸿章号）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李鸿章究竟代曾国藩草拟了多少份奏章，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为数不少。李鸿章曾一度离开幕府，曾国藩在邀他重回幕府的信中说：“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废搁，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无醴酒之嫌，则请兄旋速来相助为理。”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曾对李多么依重。

　　在幕府中，李鸿章曾代曾国藩拟稿弹劾翁同书，轰动一时。安徽巡抚翁同书处置团练首领苗沛霖不当激成大变，又在定远失守时弃城逃走，曾国藩决定弹劾他。翁同书是前任大学士翁心存的儿子，翁心存甚得皇帝的欢心，门生弟子遍朝中。这使曾国藩在弹劾的措辞上颇为踌躇，他先令一幕僚拟稿，看后不满意，自己起草一稿，也不满意，后令李鸿章拟稿。李鸿章的稿子细密周全，其中有一段说：“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奏稿传出，无人敢为翁同书说情。旨下，翁同书革职逮问，先定为斩监候，后改为流戍新疆。

　　李鸿章不仅有书吏之才，并且有战略眼光，处事机巧，曾国藩有疑难之处，多得他的帮助。咸丰十年八月（1860年9月），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咸丰皇帝仓皇西逃，并谕令各地督抚、将军迅速率兵勤王。八月二十六日（10月10日）曾国藩接到谕旨，要他派鲍超率湘军二三千人北上，交给胜保指挥。当时曾国藩正被困在祁门，自身难保，他不愿意将悍将鲍超派走，并且担心胜保借机控制湘军，但是勤王之命又不敢违抗，他和胡林翼、左宗棠等商量，他们也都认为必须勤王。胡林翼还说出另一番理由，他在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中说：“疆吏争援，廷臣羽檄，均可不校；士女怨望，发为歌谣，稗史游谈，诬为方册，吾为此惧。”北上勤王，事关皇帝安危，如果不派兵北上，将成为历史罪人，名声可忧。曾国藩的幕僚也议论纷纷，多主张勤王。但李鸿章另有所见，他指出：英法联军已占领北京，北上勤王实属空言，与英法议和，不过赔款而已，而湘军关系天下安危，举措必须慎重，应该“按兵请旨，且勿稍动”。曾国藩采纳他的意见，上书说：湘军士兵害怕北上，鲍超控驭不住，必须由他自己或胡林翼统帅才行，请旨定夺。表面上十分重视勤王，实际是拖延。这一招果然有效，不久接到谕旨，告知已经与英法议和，毋庸北援。曾国藩悬着的心这时才放下来。李鸿章所以能够帮助曾国藩走出困境，是因为他对大局已了然于心。在他看来，英法联军不足畏，可以“金帛议和”，不至于改朝换代，可畏的是太平天国，它是要改朝换代的，所以要全力对付。

　　在入幕府以前，李鸿章在家乡办过团练，曾国藩想利用他的经验，让他再招募一军，以补湘军不足。咸丰十年，太平军将领李秀成进攻上海，上海官绅向曾国藩求援，并表示愿意提供军饷，每月筹银60万两。曾国藩为了得到这笔丰厚饷源，便派李鸿章招募一支淮军前往赴援。于是李鸿章按照湘军营制招募淮军。同治元年二月（1862年3月），淮军练成，共14营，近万人。主要将领有张遇春、张树声、刘铭传、潘鼎新、吴长庆、周盛波、周盛传等，他们是淮系骨干。淮军由李鸿章负责招募，但它起初并不是李鸿章的私属部队，而是归曾国藩统一指挥的。

　　四月，李鸿章率领淮军，乘坐外国轮船赴沪。他首次乘坐“洋轮”，其速度之快，令他惊叹不已，学习外国利器的念头油然而起。淮军初到上海，受到官绅的欢迎，却遭到外国人的鄙视，被称作“大裤脚之蛮子兵”，因为淮军士兵多来自乡间，足蹬草鞋，穿着肥大的裤子，土头土脑的。但是这些大裤脚的蛮子兵却凶悍善战，虹桥一战，以3000人击败几万太平军，使外国人刮目相看。初起淮军与湘军无异，营制相同，装备相似，主要用刀矛，另有少量前膛枪炮，到上海以后，李鸿章见外国兵使用的先进火器更有效能，便派人学习使用，并大量购置，使淮军成为清王朝最先进的军队，其战斗力大大提高。薛福成《庸庵笔记》对此有一段评述：“西洋诸国火器精利，亘古无匹。中国初不知讲习，诸军皆畏其锋，而未能得其用。李公（李鸿章）既与洋人习，闻见渐稔，以英吉利人戈登领常胜军三千人，俾总兵程学启挟以攻战，精劲为诸军冠。又采用委员丁日昌条议，益购机器，募洋师，设局制造，颇渐窥西人奥妙。而淮军各营，皆颇自练洋枪队，助军锋。所用开花炮，大者可攻城，小者以击贼阵，破贼垒，遂能下姑苏，拔常州，连克嘉、湖诸郡。设非借助利器，殆不能若是劲且捷也。”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到李鸿章才开始落实，但魏源提出“师夷长技”的目的是“制夷”，李鸿章则用来“制民”，尽管如此，李鸿章毕竟启动了学习西方的行动，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淮军武装精良，又得到上海等地源源不绝的饷银，作战就比较顺利，很快收复苏松常镇地区，为曾国荃攻打南京扫清了障碍。李鸿章在攻占苏州、常州之后，很想分兵参加攻打南京的战役。曾国藩鉴于南京久攻不下，也希望李鸿章能够前往增援，便写信给李鸿章和曾国荃，协调此事。同治三年六月十五日（1864年7月18日），曾国荃接到李鸿章来函，告知他已派淮军炮队及14000人前往增援，曾国荃很不高兴，他不希望别人来抢他即将到手的功劳，便将来函交诸将传阅，并且鼓动说：“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耶？”诸将愤愤不平，纷纷表示“愿效死力”。李鸿章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增援函竟刺激起湘军的战斗力。在他的增援部队赶到前，曾国荃指挥湘军已攻克南京。淮军未能分得这一“首功”，李鸿章终生为此遗憾。

　　湘军是镇压太平军的主力，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淮军已显示出高于湘军的战斗力也是有目共睹的，曾国藩对此更是心中有数，在攻克南京以后，他就对湘、淮两军未来的发展做了安排。

　　曾国藩饱读经书，熟悉历史，他知道功高震主者是没有好下场的，因此在镇压了太平天国之后，他颇为紧张，怕有不测之祸。那时的曾国藩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凭借手中的兵权，代清自立；一种是急流勇退，避祸自保。据说，当时劝他自立为帝的不乏其人，王闿运、胡林翼、彭玉麟等曾向他进言。王闿运曾入曾国藩幕府，自称深谙帝王之学。一次，他拜谒曾国藩，献“纵横计”，滔滔不绝，曾国藩唯唯而已，又似漫不经心地用手指醮着杯中茶水在桌子上点点划划，然后离座而去，王闿运起身看桌子上的点划，原来是“荒谬”二字，王闿运随后就离开了幕府。胡林翼也曾给曾国藩写过一纸条，上书“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不加理睬。这些传说未必可信，却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以曾国藩的权力和声望，有可能代清自立。然而，曾国藩所受的理学教育，使他绝无一点非分之想，而且清政府还没有腐败到一推就倒的地步，它还有足够的力量对付任何胆敢反叛的臣子。因此曾国藩只有第二种选择——急流勇退，避祸自保。

　　清政府依重曾国藩是因为他掌握一支善战的湘军，而对他的警惕也是因为这支湘军。曾国藩对此十分清楚，所以在克复南京之后，他就主动裁撤湘军。本来，湘军是临时招募的乡勇，不是正规部队，有战事则集中，无战事则解散，但湘军从咸丰四年练成至同治三年，已征战十年，与正规军无异，因此已不可能完全遣散。克复南京之后，湘军人数已达12万，但其来源已很复杂，并不都是湘勇，此外湘军将领中也有闹独立而不听曾国藩调遣的，真正是曾国藩嫡系的只有曾国荃指挥的5万人，清政府最不放心的也是这一部分。曾国藩便逐步裁减这一部分，最后只留下“老营”一支，而且一度让曾国荃回家养病。曾国荃率湘军攻克南京，以“首功”倨傲，遭清廷疑忌，曾国藩不得不忍痛奏请让患病的曾国荃回乡调理。经过裁兵削权，曾国藩与清廷的矛盾大大缓解了。

　　在裁撤湘军的同时，曾国藩却竭力保留和发展淮军。他在致李鸿章的一封信中说：“湘军强弩之末，锐气全销……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则宜多裁速裁。”曾国藩早已看中李鸿章，认为他是自己最好的接班人。

　　同治四年五月（1865年6月），曾国藩奉旨北上镇压捻军。捻军是活动在淮河和黄河流域的农民起义军，以安徽为基地，在北方广大地区流动作战。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它在北方予以配合，沉重打击了清政府。太平天国失败后，一部分太平军加入捻军，并对捻军进行改造，大大提高了它的战斗力。清政府先后派胜保和僧格林沁率兵镇压，捻军遭受严重挫折，但采用运动战后，又很快发展起来。同治四年四月，捻军在山东菏泽将僧格林沁击毙，清廷震恐，赶忙调派曾国藩北上督剿，并令其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旗兵、绿营及地方文武员弁，而他原任的两江总督之职由李鸿章署理。曾国藩率湘军和淮军北上剿捻，并不顺利，一来他原来对付太平军的经验不适合捻军，二来湘军已暮气沉沉，兵士不愿北上作战，纪律松弛，战斗力远非昔比，三来淮军将领不听指挥，所以苦战一年多而不见功效。清廷不满，御使弹劾，曾国藩便乘时引退，他先请病假，后请开缺，为李鸿章让路。清廷正想将曾国藩免职，便谕令他进京觐见，而让李鸿章接替他为钦差大臣，负责剿捻。李鸿章遂即上奏，建议让曾国藩回两江总督任上，负责剿捻的后勤供应，并强调如果没有曾国藩保障后勤供给，他不能剿捻。清廷只好令曾国藩回两江总督任上。

　　这一次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职务对调，标志“曾国藩时代”结束，“李鸿章时代”开始。

　　曾国藩虽然未能平定捻军，但总结出一套作战经验。他针对捻军流动性强的特点，提出防河计划，即分段防守黄河、运河，压缩和限制捻军的活动范围，最后包围聚歼。李鸿章接任之后，基本实行这一战略方针，收到成效，于同治七年（1868年）将捻军镇压下去。这年李鸿章四十六岁，已任湖广总督，又加协办大学士、太子太保衔，淮系足可与湘系抗衡了。

　　李鸿章的淮军虽然已脱离湘系而自立一系，但淮军毕竟是脱胎于湘军的，李鸿章个人的功业也与曾国藩分不开。梁启超在《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又名《李鸿章》）中曾这样评述李鸿章：“鸿章之用兵也，谋定而后动，料敌如神，故在军中十五年，未尝有所挫，虽曰幸运，亦岂不以人事耶？其剿发也，以区区三城之立足地，仅二岁而荡平全吴。其剿捻也，以十余年剿悍之劲敌，群帅所束手无策者，亦一岁而歼之，盖若有天授焉。其待属将也，皆以道义相交，亲爱如骨肉，故咸乐为用命，真将将之才哉！虽然，李鸿章兵事之生涯，实与曾国藩相终始，不徒荐主之感而已。其平吴也，由国藩统筹大局，肃清上流，曾军合围金陵，牵制敌势，故能使李秀成疲于奔命，有隙可乘。其平捻也，一承国藩所定方略，而所以千里馈粮，士有宿饱者，又由有良江督（两江总督曾国藩）在其后，无狼顾之忧也。不宁惟是，鸿章随曾军数年，砥砺道义，练习兵机，盖其一生立身行己、耐劳任怨、坚忍不拔之精神，与其治军驭将、推诚布公、团结将士之方略，无一不自国藩得之。故有曾国藩然后有李鸿章，其事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不亦宜乎？”这段评论大体不错。李鸿章的确终身奉曾国藩为师，他在曾国藩死时送的挽联中满怀敬意和深情地写道：“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后来，李鸿章果如曾国藩所料青胜于蓝了。